馬來西亞流行的順口溜：「客家人開埠、廣府人旺埠、福建人占埠」

客家人在你眼中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呢？很多人一提起客家人，幾乎他們都會說第一個印象客家人是一個「保守」、「勤勉」、「節儉」的族群。

客家民系是中原正統漢人的後裔，歷經多次戰亂才從中國北方逐漸移居到南方。客家人非常團結合作，有人說：哪裡有陽光，哪裡就有客家人；哪裡有一片土，客家人就在哪裡聚集，艱苦創業，繁衍後代。

馬來西亞早期(19世紀末)經濟支柱為錫礦業、橡膠業，當時的華僑特別是客家人對此貢獻尤巨。此外，早期客家人主要從事典當業、農耕、藥材業、裁縫業、眼鏡業、製鞋業、白鐵業、布疋洋服業等。

尤其農耕是客家人自古以來最擅長的工作之一，他們經歷了一代一代的遷徙流轉，現實的政治因素與自然的環境關係使得客家人必須不斷的學著適應新的環境，即使再惡劣的狀況他們都必須咬著牙捱過去，因此也養成了客家人刻苦耐勞的工作精神與勤奮樸實的個性。每一代他們都背負著客籍他鄉的不確定性，又因屢居山區或荒野，不願服輸的個性堅守著家族的傳統。

客家人先天上為了和大自然搏鬥，卻又具有驃悍的種性，另一方面，客家人又重視文化教育；一個驃悍又有知識的種族，在遇到現實生活窘迫的饑荒之年，就更容易走上「革命」的道路。

研究客家史的歷史學者都會發現一個事實，那就是這幾百年來，客家人幾乎一直在搞「革命」，太平天國，辛亥革命，共產革命或馬來西亞的馬共革命都有大量的客家人加入，甚至是居於主導革命的樞紐地位。

客家人向來注重教育，對教育的熱情尤其高，「崇文重教」的客家人在大馬華文教育上的貢獻具領導性作用。全馬第一間私塾學堂——「五福書院」為客家人在檳城於1819年創辦。客家人祖先來到大馬後，還是堅持開辦學校，遠大的眼光與抱負令人欽佩。

客家人祖先為了生計飄洋過海下南洋，在大馬華人600多萬人口當中，客家人占了四分之一，是華人中的第二大籍貫。國家獨立後，我們都成為馬來西亞的公民，我們熱愛馬來西亞，與友族和睦相處，共同為大馬作出了許多巨大的貢獻。

客家人在馬來西亞最早的生存方式是集體開礦，他們在本地的造神現象，既然可能與礦區開拓的困境意識有關，也就會構建出馬來西亞的華人信仰的特點：幾乎所有當地「土生土長」的華人神明都源自礦區，都是礦區開拓過程中的先烈，是由對先烈的英靈崇拜發展出來，其信仰的影響和分香之處，也往往是鄰近一帶的小鄉鎮；這反映了原來的礦區社群早期的聯盟社群的所在區，或者是香火隨信眾移入當地的後期新開拓區。例外的是，在作為港口都市的檳城，客家人信仰了並非源自礦區的大伯公，認為大伯公是開拓先驅。但考慮到這裡曾經是18世紀末至20世紀馬來半島、蘇門答臘、泰南各礦區所共用的煉錫與出口集中地，就知道這是對礦港主權的重視，而且大伯公信仰的一再改造和演變也是有跡可循。

客客家人葉亞來

馬來西亞流行的順口溜：「客家人開埠、廣府人旺埠、福建人占埠」形象化的說明了礦區開拓的特點。各地區最初的開拓者多是地理接近東南亞的華南客家人，從中國技術較先進的礦區到最近的廣東各港口出海的這批人，習慣了在炎熱的山區採礦；但他們的生活所需，又依賴其他方言群的各行業工匠以及其他方言群的菜農為他們支援。久而久之，凡是礦區之間的鄉鎮幾乎都是廣州商人和工匠興旺了鎮容，最後是當買辦的福建人進來從商或引進競爭對手；而且各籍貫各方言群以中國原鄉的地緣和業緣紐帶相結合，把持了某個區域特定的行業的經濟利益，也成為了馬來西亞華人百餘年來見怪不怪、理所當然的日常生活。

也正是由於能占有礦區的客家人占有了控制主要經濟作業的優勢，來自中國不同地區的客家人卻也因此成為搶奪各地礦區的競爭對手。所以，我們也不能片面地把在馬來西亞發生的華人內部衝突視作方言群差異引發的衝突，它往往是某一籍貫的客家人帶領其聯盟的其他方言群支持一股土侯勢力，向另一籍貫客家群體支持的土侯勢力和聯盟進軍。生活在如此際遇之下，來自中國不同省份和縣區的客家人，幾乎都是把他們在大陸的先進技術帶來的同時，也把會黨的意識形態和組織結構運用在馬來西亞形成當地的經濟勢力鬥爭。他們在馬來西亞各占農業與礦業生產地盤，建立了以鄉情為紐帶、以會黨為組織的武裝經濟生產聚落，形成了以「會黨結盟、鄉群實力、經濟生產」為特徵的各地社區形式。

幾乎每一個礦區客家社群為了保衛和擴展他們的生存機會，都經歷過與其他同是客家或非客家的鄉群勢力以至地方土酋結盟、鬥爭的相互消長，以血淚完成被殖民者片面詮釋為幫派械鬥的海外開拓史。其中最顯著的例子是從1860年代到1874年同時結束的拉律戰爭與吉隆坡內戰，兩場戰爭的結果是命運也相同，都是讓英國人得以利用「調和」及「擴大各方收入、分配利益」名義開始全面殖民馬來亞半島。

拉律戰爭席捲北馬、從檳城到霹靂州都是惠州、潮州與古岡州聯盟的義興會黨向增城、龍門與廣州府的海山會黨勢力對決，其中還包括了原本同道的永大館一分為二，永定客家人因福建海商的聯盟與海山合作，大埔客家人卻參加潮語系潮州人的隊伍而共同在1864年的戰事年代組成「九邑」結義的「韓江家廟」去了。從森美蘭到吉隆坡的內戰卻是惠州人的主流加入海山聯合赤溪客家人等與傾向義興的嘉應州人苦鬥，其中還有一些原屬劉關張趙的惠州人則還是在義興一邊。在兩個戰場上原來的戰火波及的地帶，北馬後出現崇拜義興領袖拿督公蘇亞昌的信仰圈，中馬出現了崇拜海山領袖仙師爺盛明利以及土人盟友石拿督的信仰。這些本土神明，其實就是戰死的會黨領導。

探討客家人在馬來西亞的英靈信仰的起源，我們其實不能只是概括性的說明這是崇功報德的傳統文化移植到馬來西亞，或者純粹以神道設教去說明。畢竟其他籍貫的人們並沒有這樣一種普遍「造神」的情況。

就像以宗族村落的性質移民到馬來西亞的少數客家農村，馬國也有不少閩語系的農村。但這些閩南語系的村子，村民只要把福建或潮州家鄉的神明帶來，縮短了心理上與家鄉的距離、獲得象徵文化與滿足心靈的寄託，就努力的日久他鄉作故鄉，把越來越多親人找來，廟也越建越大。但，他們絕少在本土造神的現象。

從礦區的長期爭奪戰爭造成的不安定心理，去探討客家人信仰的需要，我們較容易理解本土造神不僅僅能撫慰先靈。更重要是，作為擁有和利用異鄉土地資源的集體，各地區的客家社群若能夠用他們所最相信的方式將先人的事跡化為社區的歷史記憶，就等於進一步鞏固自己將異地化為鄉土所帶來的感情和主權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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