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骨外科醫師任曉平（左）計劃進行全身體移植手術，引起了全球醫療和倫理學專家的擔憂。

中國哈爾濱——六年前，王煥明和一個朋友打架受傷，導致頸部以下全身癱瘓。如今，他希望自己找到了可以重新站立行走的辦法：給他的頭換一個新的軀體。

現年62歲的王煥明是煤氣公司的退休工，是準備參加在中國北部城市哈爾濱一家醫院計劃進行的一項身體移植手術的幾名志願者之一。

任曉平位於哈爾濱醫科大學的實驗室的牆面上貼著一些照片，其中顯示了他在小鼠上進行的軀體移植實驗。手術完成後，這隻小鼠只活了一天。

實施了一項替換病人部分肱骨的手術後，任曉平在研究X光片。他承認，想要成功地將一個人的頭顱和新軀體連接起來，是極其困難的。

進行身體移植的想法，會令世界各地的專家擔憂中國在挑戰科學倫理和實踐的極限方面要走多遠。業內頂級醫師和專家表示，這樣的移植手術是不可能成功的，至少目前如此，其中不乏一些中國醫務工作者和專家。他們將難點指向了脊髓神經的聯接。如果失敗，病人就會死亡。

提議實施這項手術的骨科醫師、哈爾濱醫科大學的任曉平博士表示，他不會因此退縮。他曾於1999年在美國協助進行了世界首例手移植手術。在接受採訪時，任曉平表示他在組建團隊，相關研究正在進行，手術也會「等我們準備完了」以後實施。

他的計劃是：切掉兩具軀體的頭顱，將已逝供者軀體的血管與受者的頭顱接起來，插入一塊金屬板來固定新組成的頸部，將脊髓神經末端浸入一種可以促進再生的膠狀物質中，最後將皮膚縫合起來。

任曉平教授在指導學生們做實驗

不管他會不會實施這一手術，頂尖醫學專家都在對這項計劃進行譴責。

「在大多數人看來，往好了講實施這類手術為時過早，往壞了講，則太過草率，」達特茅斯大學蓋澤爾醫學院(Geisel School of Medicine of Dartmouth College)神經學與醫學教授詹姆斯·L·貝爾納特博士(James L. Bernat)說。

曾擔任中國衛生部副部長的黃潔夫博士去年11月接受採訪時表示，脊髓切斷之後，神經元「無法重新聯接起來，從科學上講不可能實現」。

「從醫學倫理上講，也是不合情理的，」黃潔夫還說。「怎麼能把一個人的頭和另一人的身體放一塊呢？」

批評人士將中國產生這類醫學嘗試的原因歸為國家抱負、充足的政府資助、一種優先考慮結果的實用主義世界觀，以及透明性和問責制的缺乏。

「不管從哪一方面講，中國的體制都是不透明的，」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醫學倫理學者亞瑟·L·卡普蘭(Arthur L. Caplan)說。「我不信任中國的生命倫理審核或政策。考慮到政治因素、民族自豪感和開拓精神的助推，很難弄清楚他們到底在幹什麼。」

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醫學倫理學者亞瑟·L·卡普蘭(Arthur L. Caplan)

一些中國研究人員也擔心這項實驗會走得太遠，或進行得太快。

「不希望中國的學界、器官移植界、科學家，在國際上更加加深別人對我們的印象——中國人做事情沒有底線。什麼都能做，」北京大學醫學倫理專家叢亞麗談及任曉平的計劃時說。

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去年中國政府在科學研究和發展領域投資了1.42萬億元人民幣。相比之下，2005年只有2450億元。

去年，位於華南城市廣州的中山大學的研究人員利用美國研發的一種技術，修改了人類胚胎中一種可以導致罕見血液疾病地中海貧血症的基因。國內外的一些科學家表示，這項實驗跨越了一條倫理界線，因為如果是在可存活的胚胎中進行，這種改變將是可遺傳的（這項試驗使用的是不可存活的胚胎）。這將為容貌或智力方面的永久性基因改造創造條件。

儘管存在這些擔憂，今年4月，廣州另一支研究團隊對胚胎進行了改造，使之具備了抗愛滋病毒的特性。在國際上，一些科學家對這項實驗進行了指責，理由是在此類研究的倫理問題上缺乏共識。

這支來自廣州醫科大學的團隊表示，「一些重大技術議題尚待解決。」他們還稱，從倫理層面講，「在全球研究和倫理學界進行嚴格和徹底的評估與討論之前」，他們不會倡導在可存活的胚胎中進行基因編輯。

換頭術是非曲直任憑説身首異處還能活嗎?

倫理問題長期困擾著器官移植領域的中國研究人員。在這方面，因使用死囚的器官，中國曾遭到國際社會的唾棄。儘管中國表示不再使用此類器官，但中國器官移植醫務工作者有時還是會向國際會議提交使用囚犯器官進行的研究。這類研究在全球倫理規範之下是不被允許的。

今年，國際心肺移植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eart and Lung Transplantation)表示，它在華盛頓舉行的年度大會就因為這類原因拒絕接收一個中國團隊的研究論文。

一些中國科學家和倫理學者表示，醫學專家的擔心有些過度，尤其是來自海外專家的顧慮。他們將之歸因於這些人嫉妒中國在近幾十年取得的非凡的科學和經濟進步。

「我們認為，西方評論人士的反應是對當前狀況的誤解，」北京協和醫學院人文和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翟曉梅今年在期刊《發展中國家生物倫理學》(Developing World Bioethics)上寫道。

「在就新生物技術發展的合理界限進行的國際辯論中」，批評人士不願承認中國是「一個平等的夥伴」，翟曉梅寫道。她不願接受採訪。

任曉平不是唯一一個探索身體移植這門學科的人。義大利都靈高級神經調節小組(Turin Advanced Neuromodulation Group)的塞爾焦·卡納韋羅(Sergio Canavero)博士是一位著名的倡導者，俄羅斯科學院理論與實驗生物物理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Biophysics at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的科學家也在研究這類手術的方方面面。但卡納韋羅和俄羅斯的研究所均表示尚沒有付諸實踐的計劃。

義大利神經外科專家塞爾吉奧·卡納維羅發現任曉平在復合組織移植領域頗有建樹，提出合作意願。（取材自俄羅斯新聞網）

作為土生土長的哈爾濱人，任曉平在美國生活了16年，後於2012年回國。在前述手部移植手術中，路易斯維爾大學(University of Louisville)的一個團隊提供了幫助，任曉平是其中的一員。辛辛那提大學(University of Cincinnati)學術健康中心(Academic Health Center)的網站顯示，任曉平後來去了該校。

任曉平用小鼠做過頭顱移植的實驗，但它們都只活了一天。他說自己已經開始在人的屍體上練習，但拒絕透露細節。

任曉平和他的支持者稱，手術可能會幫到那些患有可能致命、影響身體機能的疾病，如脊髓性肌萎縮症的患者，以及像王煥明這樣的癱瘓者 。

外科學教授、賓夕法尼亞大學佩恩移植研究所(Penn Transplant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所長亞伯拉罕·沙凱德(Abraham Shaked)博士表示，手術方案的某些方面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他說，移植手術前保存受者的大腦和供者的身體，連接大量血管和肌肉，以及控制不良免疫反應，都是有可能做到的。

但沙凱德表示，脊髓神經的連接仍然是不可能的。

「在這個階段，我傾向於說這種嘗試是愚蠢而不是瘋狂，」他在電子郵件中寫道。「瘋狂意味著可能可以做到。愚蠢的意思是根本不應該做。」

對於用膠狀的聚乙二醇加快神經末梢的生長，沙凱德說，「這麼說吧：就好比穿越大西洋的電話電纜被攔腰剪斷，有人想用瘋狂快乾膠把它接起來一樣。」

任曉平也認為存在超乎想像的困難。

「我從醫應該說國內國外超過30年了 」他在接受採訪時說。「手術，再複雜我都做過。但是和這個手術比起來，沒法比。」

「倫理不倫理，這是病人的生命， 」他接著說。「生命是至高無上的，這是倫理學的核心要素。」

記者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置評時，對方表示，醫生按要求應遵循國家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中列出的倫理責任。

在醫療和倫理上都存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王煥明和他的家人仍心懷希望。

在三年時間裡，34歲的女兒王智和母親一直用手泵將氧氣送到王煥明的肺里。如今，她們用收到的捐款買了一台自動泵。但王智說，醫藥費花光了她們的積蓄。

「活，活不起，死，死不了，」她說。

一家人都知道，如果手術失敗，王煥明就會沒命。但這依然給了身處絕望中的他們一線希望。

「只有那種聽起來像不可能的醫療，有可能救助我們，」王智說。

文章來源: https://www.twgreatdaily.com/cat90/node1128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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