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那真正是家徒四壁，什麼都沒有。」郭曉明談到一名老兵的生活，「房頂是木頭的，燒水爐子是磚頭搭的。」老人每天拿破塑料瓶喝酒，那或許是唯一樂趣。「肯定還有更苦的，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

崔永元和製作團隊用8年時間採訪3500人最終完成的紀錄片《我的抗戰》，不是重新書寫抗戰史，而是反映普通的生命個體在戰爭中的真實狀態。通過這些親歷者的細節講述，還原最真實的抗戰八年

「沒有一個人能了解真正的歷史，你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去接近真實。」2010年12月5日，北京，崔永元在《我的抗戰》新書發布會上這樣說道。

《我的抗戰》是崔永元和他的團隊歷時8年打造的一部口述抗戰史紀錄片，共採訪3500人，搜集歷史老照片300萬張。同名圖書呈現了紀錄片的原貌，全書由300位抗戰老兵講述，由24個獨立的抗戰故事組成。通過他們的口述實錄，呈現了正面戰場的重大戰役，描述了抗戰過程中的愛情、友情、親情。

在新書發布會會場，兩位耄耋之年的老人被人群簇擁著走了進來。一上場，他們就對全場人行了軍禮——在這個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第65年的冬天，名叫張晉和尤廣才的老兵終於等來了他們人生中遲到近70年的鮮花與掌聲。

儘管，70年，很多時候就是一個人的一生。

隱瞞60年的記憶

在《我的抗戰》中，有太多和張晉、尤廣才一樣的老兵。他們頭頂抗戰英雄的光環。但，僅僅是光環而已。這些光，照不到他們內心深處的幽暗。鮮有人在乎他們真正的故事——他們經歷過怎樣的腥風血雨，歲月又遮掩了他們多少痛楚與悲哀。

「我的團長……」話說到一半，面對鏡頭的老人已泣不成聲。

這是《我的抗戰》中的一個影像片段。鏡頭中的老人名叫王文川，當年為八十八師五二四團一營重機槍連機槍手，「八百壯士」中的一員。而他口中的團長，則是大名鼎鼎的抗戰英雄謝晉元。

1937年10月26日，剛剛升任五二四團團長的謝晉元接到任務，死守上海最後陣地，吸引日軍，掩護閘北地區友軍撤退。26日深夜，團長謝晉元和營長楊瑞符帶著400多個弟兄，退守四行倉庫。初到四行倉庫時，有英租界士兵詢問謝晉元帶了多少士兵駐守，謝晉元為壯聲威答曰800人。

「倉庫在你們在，倉庫不在你們就沒了。」謝晉元的訓話讓王文川很激動，他想，團長都這麼說了，他也豁出去了。

之後，一場生死搏鬥開始。

孤軍抗敵的士兵們打得極為艱苦，進入四行倉庫的第二天，日軍就炸斷了倉庫的通水設備。倉庫里存有糧食，只是，為了不讓敵人找到目標，大家不敢生火，餓了就吃生米，渴了就用槍筒子裝水喝。

將士們堅守四行倉庫四天四夜，擊退日軍六次進攻，斃敵數百人，被當時的媒體稱作「八百壯士」。可是，就當壯士們準備與敵人做長時間的殊死決戰時，統帥部卻下令孤軍停止戰鬥，退入公共租界。

1937年10月31日凌晨1時，謝晉元組織部隊含淚撤出堅守了四天四夜的陣地。其後，租界工部局迫於日軍壓力，解除了將士們的武裝，將他們扣留在膠州路的一塊空地上，成了名副其實的「孤軍」。

1941年4月24日清晨，孤軍營中，照常率兵出操的謝晉元，發現有四名士兵缺席，親往傳詢並且搜身，誰都沒想到，這四名士兵竟是被汪偽政府收買的叛徒，他們拔出藏好的匕首行刺，謝晉元身中數刀，血流不止，悲壯長逝。

那一年，謝晉元37歲。

「團長待我們就跟自己的親兒女一樣。」1946年，一百多名失散各地的「八百壯士」回到了曾誓死守衛的上海，他們在謝晉元的陵墓四周搭起棚子住了下來，一起為老團長守靈。爾後，他們有的在上海做苦工維持生計，有的回到原籍當了農民，還有的則流落街頭。

鏡頭前，王文川拿起那把謝團長送他的口琴，顫顫巍巍地吹了起來。鏡頭後，《我的抗戰》前線記者郭曉明內心抑制不住地難過。

2008年，郭曉明和張鈞加入崔永元團隊，全身心投入到《我的抗戰》的工作中，兩年間，他們一共採訪了300多名老兵，而僅是對老兵王文川，郭曉明就跟訪了一年半，儘管，真正的訪談時間只有一個半小時。

「他說話是很困難的，每次只說一兩句話，一個事情根本不能連貫講下來。」郭曉明說道，很多時候我們問多了問題，老人就不說了。採訪被迫中斷多次，郭曉明不得不一直跟訪，讓老人時不時說上幾分鐘。

在老人的兒子王家賓眼裡，父親一直脾氣古怪，沉默寡言。已經60多歲的王家賓依舊對父親有所忌憚。「別看我60歲了，我從心裡頭對我父親還有一種恐懼，這是從小養成的習慣。」小時候，每次開完家長會，淘氣的王家賓都會遭到父親的責罵，挨打甚至被命令下跪。他一直都不理解，父親的性格為何會暴躁，不近人情。

直到2007年，再次回到上海的王文川在兒子攙扶下回到四行倉庫，哭倒在團長謝晉元雕像前，兒子王家賓才終於找到了答案。

在此之前，王文川在眾人眼中一直是個性格有些孤僻的北京退休工人。60年里，王文川一直在隱瞞，不管是身份還是歷史，即便面對自己的子女。

看不見的傷，永遠藏在人心底的最深處。

像林子一樣的槍，像下雨一樣的子彈

不願意提及過去的抗戰老兵何止王文川一個。「不要採訪我，一採訪，我腦子的神經就受不了。」坐在攝像機前，曾經參加過衡陽保衛戰的老人彭中榮神情悲戚而痛苦。

也就是因為採訪彭中榮，郭曉明才知道衡陽保衛戰是多麼值得大書特書的慘烈戰役。「他們堅守了48天，是守城時間最長的。」郭曉明說。「由於遲遲沒有援軍，後來城破了。」

兩個從未謀面素不相識的人，第一次相遇就要以死相拼！——這，就是戰爭的殘酷。

1944年6月22日，10萬以上的日軍包圍了1.7萬名中國軍人。經48天血戰之後，衡陽於8月8日陷落。日軍死傷超過7萬人，其中4.8萬人被擊斃；中國死傷1.5萬人，其中7400人捐軀……

儘管做了很多前期的資料收集準備，老兵所描述的戰爭場面，依舊超出了郭曉明和張鈞的認知。「在我的想像範圍里，眼前是一片空地，有一支八路軍部隊在中間，四面八方都是鬼子，往中間來，然後部隊開始跑，跑到那邊，鬼子來了，然後又換個方向跑。」當郭曉明聽老兵描述艱苦的敵後戰場時，腦中閃過一個個畫面。「鬼子不追你，就是壓縮這個包圍圈，不過要是你不跑，鬼子的馬隊就會拿馬刀砍你。」老兵向郭曉明形容的是：「肺都快跑炸了。」

戰爭中的細節永遠是最令人吃驚和意外的。如果不是因為對老兵的採訪，郭曉明可能永遠都不會知道，在抗戰中，國民黨軍隊中會有一支專門的探照部隊。晚上敵軍突襲的時候，這個部隊就用探照燈照射敵機，那樣，炮兵就可以用高射炮去攻擊敵機。這樣的部隊，總是提前出現在明亮的最危險處，但他們的故事卻很少被後人了解、提及。

要不是採訪，郭曉明也不會知道，在條件艱苦的抗戰年代，有許多士兵因為營養不良，會得一種奇怪的夜盲症——晚上只要站起來，眼睛就看不見東西。「怎麼辦？就天天躺在那兒。想上外面去呢，就先看看旁邊的路，站起來閉著眼睛，跑到自己先設定的那個目標，比如說五米、十米的那個地方，然後到那兒再躺下。」

不為人知的何止「夜盲症」、「探照部隊」……，那些當年老兵們的生離死別、悲歡離合，以及他們抗擊敵人的生龍活虎的細節，又有多少被記錄下來？即便在以往電視片中也會塑造抗日英雄形象，但處理方式卻簡單得近於模式化打造。有誰真正傾聽過他們的故事？www.gs5000.cn

「你們這些搞電視的，電視上的東西都是假的，你們知道什麼是打仗嗎？知道什麼是槍林彈雨嗎？那槍，真的就像林子一樣；那子彈，真的就像下雨一樣，那真的就跟下雨一樣啊！」《我的抗戰》前線記者採訪時，一位老農打扮的老兵對著攝像機鏡頭激動地說。

戰火中，愛情無處棲身

除了槍林彈雨，《我的抗戰》中還有槍林彈雨中的愛情。

戰爭中的愛情，是戰火和死亡里的牽手，也是撕心裂肺的永別。

《永遠的微笑》一集中，滿頭白髮的李基中老人在鏡頭前情不自禁地回憶起自己的初戀。參軍前的一天，李基中曾想把自己的心意告訴那個他暗戀許久的青梅竹馬名叫虞瓊軒的姑娘。可命運弄人，瓊軒那天剛好因為畢業會考無法會客。上了戰場後，李基中將滿心愛戀寫在日記里，並把日記寄給姐姐。姐姐故意放在桌上讓瓊軒看到。不久，李基中收到了瓊軒的來信，信上是一首詩：「天涯相隔兩迢迢，欲寄愁心塞燕遙，忽見鴛鴦情得得，教儂心亂更魂銷。」

這首詩帶來的幸福感把李基中擊中，只是，浪漫的愛情在戰火塗炭中，註定無法棲身。李基中的初戀最終被戰火無情地奪去。多年後，李基中零星得知瓊軒的下落：她嫁了人，並不幸福，最後投河自盡。「許多年了，在每一個長夢裡，瓊軒總是十一二歲的模樣，天真爛漫，沒有悲傷，她身後是大片燦爛的花海，微笑的樣子一如當年……」李基中對著鏡頭說。

生活就是這樣，永遠比藝術更戲劇。除卻那些感人肺腑的愛情，老兵閻繼哲的經歷在採訪者張鈞聽來簡直猶如天方夜譚般離奇。

抗聯戰士閻繼哲出現在《我的抗戰》最後一集《勝利了》當中。閻繼哲生於1912年，1943年7月，由於叛徒告密，閻繼哲被日本人抓進了哈爾濱的監獄。關押近兩年後，閻繼哲被判處死刑。處決方法是用繩子勒死。1945年8月14日，是行刑的日子。先行刑的是隔壁的戰友孫國棟，閻繼哲聽到，行刑前，他一直在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老閻，我先走了。」這是孫國棟給閻繼哲留下的最後一句話。

當年，執行死刑的時間，是每天14點30分到16點30分。行刑當天，劊子手多喝了點酒，晚去了一小時，戰友犧牲後，閻繼哲的死刑被推遲到第二天執行，而他的命運正是由此改變。第二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閻繼哲因此活了下來。從1945年開始，閻繼哲把8月15日當成了自己的生日，紀念在這一天重獲新生。

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

「如果你被這些可愛的老人打動，別忘了，這只是冰山一角。」在同名圖書《我的抗戰》的最後一頁，寫著這樣一句。那麼，真正的冰山，人們是否還有機會見到？

「已經沒有機會了。」《我的抗戰》總導演曾海若說。「大量的老人已經去世，我們沒有機會去採訪他們。」而且，讓人遺憾的是，《我的抗戰》採訪到的老兵，都是下級軍官，儘管他們親身經歷了戰爭，卻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們參與的那場仗為什麼打、又是怎樣打的。

「他們只是承受者，所以你無法知道真正的歷史是怎麼回事，你看不到那個冰山。」曾海若說。不過，即便只有「一角」也總是好的。於是，僅僅是為了這「冰山的一角」，《我的抗戰》團隊一直在跟時間賽跑。「不能再等了，那些老人年紀太大，他們慢慢地在失去記憶。」曾海若說。

《我的抗戰》製作時，崔永元不斷強調「加多點老兵在片子裡」，但時長和選題的限制還是讓許多老兵沒法出現在熒幕前。實際在片子中播出的只有200多個老兵。而在這200多個老兵中，已經有20多人在片子播出前就已經離世了。

曾經與老人們有過真真切切接觸的郭曉明知道，這個名單還會持續增加。他記得自己採訪的第一個老兵朱鴻，一名上過大學的新四軍老戰士。每次採訪前夜，老人都會把第二天要講的內容整理出來，密密麻麻寫滿好幾張紙條。朱鴻對郭曉明說：「我年紀大了，能做貢獻的事情少了，對你們的採訪提供幫助，可能是我最後能做出的貢獻了。」

這些「最後的貢獻」也被一分分一秒秒記錄在崔永元「口述歷史檔案庫」中，到如今，崔永元這個歷時8年，耗資1.3億元創建的「口述歷史檔案庫」已經採訪了3500人，集成影像200萬分鐘，搜集歷史老照片300萬張。

「這麼做的意義在於提醒。」曾海若說，「提醒所有人不要忘記，現在能觸摸到的中國人做得最有價值的事情之一，就是八年抗戰。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

讓曾海若感到欣慰的是，由於最開始《我的抗戰》是在網絡首播，其主要觀眾群集中在80後和90後。「很多年輕人喜歡，這出乎我的意料，但我們的目的也達到了。」

如今，《我的抗戰2》已經開始籌備，期間，製作團隊還發現了一個叫做「關愛老兵網」的網站，「這是一個民間組織，專門幫助如今生活窮苦的老兵。」曾海若說，一個人只需要每年資助600元錢，就能「認養」一名老兵。

「那是真真正正的家徒四壁，什麼都沒有。」郭曉明如此形容他之前採訪的一名生活艱難的老兵，「房頂是木頭做的，燒水的爐子是拿磚頭搭的，牆也被燻黑了。」讓他難以忘卻的是，老人每天都拿一個破舊的塑料瓶喝酒，那或許是老人唯一可以寄存的樂趣。「肯定還有更苦的，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郭曉明感慨。

2009年秋，郭曉明再次來到老兵王文川家裡，攝像機拍下了老人生活中的一些細節，最後一個鏡頭，是老人坐在椅子上冥思的背影。三個月後，2009年12月7日凌晨2點30分，王文川帶著對謝晉元團長和戰友們的思念，離開了人世，享年92歲。

他生前最後的願望是能夠回到四行倉庫看看。

於是，在《我的抗戰》專題片的末尾，螢幕上出現了一首詩，那是詩人穆旦在親身經歷野人山撤退後，寫下的《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過去的是你們對死的抗爭，

你們死去為了要活的人們的生存，

那白熱的紛爭還沒有停止，

你們卻在森林的周期內，不再聽聞。

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

還下著密雨，還吹著細風，

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

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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