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托托所著《張氏父子與蘇俄之謎》一書描述：發生在1928年6月4日清晨的瀋陽「皇姑屯事件」，執行這一謀殺任務的是四名蘇聯特工。這些特工事先以不同身份潛入中國，幾經輾轉到達瀋陽。行動前，他們在當時的蘇聯駐奉天領事館秘密宣過誓，誓詞猶存，這裡從略。

由這四名蘇聯特工組成一個特別行動小組。解密的檔案證實，宣誓後，他們向莫斯科密電報告：一切準備就緒，可隨時實施清除行動。

莫斯科回電曰：「由於北伐軍步步緊逼，張作霖正準備撤出北京，返回老家瀋陽，並擬實施『滿洲獨立密約』計劃。」

張作霖

特別行動小組要求莫斯科「說出張作霖返沈的具體日期及所乘的具體交通工具」。

5月30日夜，莫斯科回電曰：「張作霖擬在6月3日從北京站出發，所乘交通工具為火車。你們要縝密行事。」

所乘交通工具為火車

此電強調：「再次提醒你們，在實施『清除』行動時，一定要把人們的視線引導到日本人或南方的蔣介石集團身上，最好能引導到日本人身上。已指示在華的相關媒體，做好宣傳引導工作。」

為使「清除」行動準確有效，莫斯科在6月2日和3日又連發兩份密電，將張作霖所乘坐的專列多少節車廂，張作霖乘坐第10節為藍色花車，等等，都一一交代得十分清楚，並在張作霖專列自北京啟動幾分鐘後預測了其6月4日抵達瀋陽的時間。

儘管在山海關停車延時，張作霖的專列到達皇姑屯那座三洞橋時，比莫斯科事先預計時間晚了兩個小時，但張作霖仍未免去一劫，先是被炸重傷，隨之便氣絕身亡。

據該書記載，這已不是當時的蘇聯第一次除掉張作霖的行動，早在1926年9月就有過一次，只是那次沒有得手，這一次卻成功了。

托托所著《張氏父子與蘇俄之謎》一書所記載的歷史事實，與我們長期以來所認為的事實和已經接受的觀點大相逕庭，也確實令我輩讀者驚訝不已。

那麼，當年的蘇聯為什麼要採用派出特工的方式除掉張作霖呢？依據托托所著《張氏父子與蘇俄之謎》一書所提供的證據簡而言之，也就是一句話，那是因為張作霖反蘇反共，而成為了蘇聯人眼中的死敵。

張作霖反蘇反共，成為了蘇聯人眼中的死敵

蘇 俄十月革命爆發後，一批仇視蘇維埃政權的沙俄貴族、將軍和高官逃到中國東北地區，如高爾察克、謝苗諾夫等等，而張作霖則積極收容支持這些人及其武裝力量從 事「反蘇復國」活動，張作霖自己也製造多起反蘇反共事端，甚至直接殺害投身於共產主義運動的中蘇志士，如李大釗就是被他殺害的。

李大釗

張作霖使自己的勢力範圍，成為白俄「反蘇復國」的基地。同時，他又勾結日本，密謀滿蒙獨立，甘作日本的傀儡，使日本在東北也成為反蘇反共的力量，使東北也成為日本占領中國和反蘇的基地。

這樣，白俄、日本，加上他這個「東北王」，幾股勢力便聯合構成了對當時蘇聯的直接而嚴重的威脅，蘇聯為自己的國家利益和戰略利益，必然欲將他速除之而後快。

蘇聯特工之所以選擇皇姑屯這個由日本關東軍管轄的地方謀殺張作霖，目的是為了把視線轉移到了日本人身上。

為了把這個「假戲」做真，保住這一歷史秘密，1946年在東京審判日本戰犯時，蘇聯特工部門也作了大量周密安排部署，命令他們早已招募的日籍特工物色日本關東軍軍官當庭作偽證。

蘇聯作為戰勝日本的重要盟國，在審判中自然擁有維護自己利益的重要發言權。

正因為當時日本內閣海軍大臣岡田啟介所作的是偽證，無旁證，無證據，「皇姑屯事件」最終未被「遠東國際法庭」予以立案深究，作偽證者被宣告無罪。

岡田啟介

這就是當時的蘇聯情報部門在一份密電中說的「只追求過程，不追求結果」的體現：過場走了，真相未露，人們的視線還停留在當初的那個點上。

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歷史新證在時隔80年之後驟然爆出，可能會讓人們從情感上難以認可和接受，也可能會使人們產生種種猜測和疑義，然而，如果說《張氏父子與蘇俄之謎》一書作者托托所引用證據確鑿無疑的話，那麼這些新近爆出的歷史新證應該是可以相信的。

歷史新證就是歷史證據，拿出真實證據的歷史才是真正的歷史，它自然也可以顛覆以前幾乎所有的歷史定論，而讓人們無法做出否認。當然，要做到這一點，似乎還需要由國家的歷史研究機構儘快對這一歷史新證做一個權威性的鑑定為宜。

然而不管怎樣，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對中國造成的危害，我們必將牢記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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