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一旦一個人乾了什麼虧心事，做了什麼不道德的事，為了讓自己良心好受點，都愛給自己找一些藉口。

今天筆者要介紹的這件事，非常的滑稽，也是虧心事干多了給自己找藉口的一個例子。

話說抗戰時期，很多人貪生怕死，投降了日本，擔任了偽職；而這些人在惶惶不可終日的情況下，也總想感謝事情證明自己其實是「愛國」的。

在江蘇鎮江就有這麼一群人，為首的是叫邱風儀的人，他最開始投降日本，得到的職務並不高。

不過是個鎮江縣縣政府一個偽財政局長，以後兼過偽鎮江模範區區長；日偽「清鄉」時又兼插問所所長。

這幾一個偽官官銜，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但他在鎮江淪陷之始，即參加了'日本皇軍宣撫班「幾，並得到日本人的信任。他又自稱是青幫大字班楊善之的徒弟，那在當時就算很高的通字班了。

以上種種關係相加起來，尤其可直接和」皇軍，特務機關聯繫，在那個迪賊世界，邱風儀確是炙手可熱、路路皆通的。鎮江淪陷不久，邱風儀即為后街姑娘捧場，用以拉攏日本洋行的日本人、朝鮮人。

他不僅和他們在后街擺台子、翻台子，還在其京徽路住宅樓上四開間敞廳，布置成富麗堂皇的宴會場所，招待賓客。每宴會時，即招來后街姑娘若干名，列坐特備的小講台上，並有琴師，由客人點名清唱。

客人亦可指名姑娘陪坐、猜拳、代酒，而不需客人另付局包。他如聽到鎮江逃亡上海或其他地方的稍有名望的人回鎮，不管識與不識，即主動發柬邀請在這個客廳飲宴、帶局，筆者於1941年秋，因岳父病故，我和妻秘密返鎮料理喪葬，被邱所知即發束邀請、不便拒絕就看到了這個場面。

在鎮江淪陷時，未能撤離的民眾死亡4500多人，被焚毀的城市房屋達16000多間，在這樣慘重損失下，由於邱的「號召」，竟使后街「淫業」首先很快復甦、繁榮起來！

汪偽政權成立後，鎮江增加了許多偽黨政機關，也就出台了一班「新貴」。這時淪陷區內，商業蕭條；唯有幾種日偽統制物品，如米麥、花紗布、五洋香菸等行業，則畸形繁榮，也因而派生出許多「新富商」。

這班新貴和新財主們本來風馬牛不相及，但都明白這被異族統治情況不可能太久，都需要發點財作另開碼頭的打算。

新貴們想發財必需求教於新財主，財主們也正要借重新貴的勢力，自然願意為他們效力。於是新貴們都開了沒有資本，沒有店面，沒有員工，不須開支，不須納稅的空頭商號。每遇到日本洋行配貨時，如紗布、五洋香菸等，都交給這些新財主們分配，為這些空頭商號配給貨物。

並立即為隨市作價，將配給價和市價間差額交給新貴們，頃刻間就發一筆財。這些財主們並不將貨物按日偽規定配售給群眾，而是囤積起來發更多的財。他們這樣合作互利，並結拜為兄弟，每晚徵逐於後街，打茶圍、擺台子，花天酒地，熱鬧非凡。

他們當中有汪偽系統國民黨鎮江黨務專員(專區級)、主任委員(縣級)、九十四號特工站長、縣政府秘書、科長、商會會長及五洋、錢莊、紗布等商號經理，不倫不類的湊了18個人，人稱「十八羅漢」，聲勢頗為顯赫，真可說「群醜畢集」。不僅「商女不知亡國恨」的姑娘們醉生夢死，'可能這十八羅漢還慶幸淪陷給予了他們的機遇呢！

前面曾提到后街姑娘，是「官娼」性質，這時鎮江設有日本官娼性質的軍妓院兩所，都在鎮江舊城圈內，叫「花月」和「料亭花月」，軍妓叫作「慰安婦」，有不准接待中國人的規定，但偏有中國人要一嘗「禁臠」。當時任偽縣府總務科長的潘佑之、財務科長的王伯衡兩人忽發奇想。

他們說中國婦女被日本鬼子姦淫殺戮，我們應想法玩弄玩弄日本女人來「報仇」，於是找了也頂著-偽縣府科長名義、實際是當翻譯的王佑喜為他們聯繫，並指定要東洋婆子，不要朝鮮人。王佑喜和那裡的管理人商談。據說這些傢伙也奴性十足，聽說是「中國太君」，一口答應；並和日本女人說明，也因為是「太君」而答應了。講明每次中儲券偽幣20元，他們目的達到了，又有幾名「中國太君」找王佑喜代為聯繫'王佑喜原是理髮師，去過日本，日語很好，故能擔當翻譯。

這時繼續有人找他，想想害怕起來，堅決謝絕，大概「報仇」的先後有七八人，後來他們的醜事被好事者傳到了大後方，一時間淪為了笑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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