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飛力同史景遷、魏斐德被合稱為美國「漢學三傑」，是當代最重要的漢學家之一。

漢學家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著有《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叫魂》《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等書

近日，美國著名漢學家孔飛力不幸去世，引起中國學界、媒體的極大關注。孔飛力師從費正清、史華慈，生前曾任哈佛大學東亞文明與語言系主任，在海內外知識圈具有廣泛影響。本文旨在普及，扼要介紹一下孔氏對近代中國一些重要事件的看法。

關於晚清變局 1、孔飛力反對把鴉片戰爭當成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他認為真正的開端是太平天國滅亡

西方傳統漢學家，習慣於將中國的近代化的開啟，看成西方（帝國主義）衝擊國門的結果。但孔飛力不這樣認為。在孔氏看來，「中國近代以前的社會，雖然是衰落的，但卻不是停滯不變的」，中國開啟近代化進程，列強軍艦的衝擊不是主因，關鍵還在於中國自身。

所以呢，孔氏反對將1840年的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孔氏認為，中國近代史的的開端，「不會早於1864年，即太平軍叛亂被撲滅的那一年。」理由是：從此以後，「中國的政權和社會再也不能按照老的模式重建起來了」。

2、中國傳統史家認為清王朝代表地主階級利益，但在孔飛力看來：清王朝的一貫政策，是百般威脅地主精英

為什麼說太平天國滅亡後，「中國的政權和社會再也不能按照老的模式重建」了呢？這就涉及到孔氏對清王朝的一個很有意思的基本判斷。

按早年中國傳統史家的看法，清王朝代表的是地主階級的利益。但孔氏認為，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事實上，「清朝統治者的財政政策，是將農民的稅負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上，同時對擁有土地的地方精英百般威脅，不讓他們插在國家和農民之間。大地主一旦成為稅收掮客，便會對朝廷的利益構成最大的潛在威脅。除了推行一系列有利於小土地擁有者（在朝廷的眼裡，他們在繳稅這件事上比大地主們馴順多了）的政策之外，官府還對逃稅大戶實行嚴厲制裁。滿人作為『外來者』，從來沒有受惠於中國最富有省份——尤其是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大地主們，因而在稅收上也對他們毫不留情。1661年，數以千計擁有土地的紳賢名流因為逃稅而受到懲處，有的甚至遭到廷杖和監禁。」

3、太平天國之亂，導致朝廷不得不更改以往對地主精英的高壓政策，轉而依賴他們，並下放部分收稅權

換言之，清王朝為了更有效地攫取稅收、穩固統治，是高度排斥「擁有土地的地方精英」，也就是地主群體的。顯然，分散、貧弱的小農更易於控制。所以，雍正皇帝在位時，曾「痛下決心，要徹底結束地方精英庇護他人土地的行為」。後來的乾隆、嘉慶、道光皇帝，也繼承了相同的政策。但皇帝們取得的只是短暫的勝利。太平天國之亂中，以曾國藩為代表的地方精英們，依靠團練趁勢崛起，在地方上實現了權力擴張。朝廷也不得不更改以往的高壓政策，轉而依賴他們，並把以往高度敏感的收稅權，部分下放給他們。

在孔飛力看來，這一重大變化，才是中國近代史，真正的開端。自此，皇權迅速潰敗，中國開始出現了「地方自治」的苗頭。

1940年代，美國飛虎隊隊員拍攝的中國南方農村

關於國共兩黨 4、孔飛力認為，國民政府一直試圖從地方精英手裡收回財政權，他們是「農村名流」的對手，而不是他們的利益代言人

孔飛力從地方紳權的擴張著眼，認為近代中國的發展趨勢，乃是重建中央集權，收回由士紳掌握的地方權力。晚清朝廷在太平天國之亂結束後，一直試圖奪回地主精英手裡的地方財政大權。民國政府也是同樣，「自民國初年起，常規官僚行政機構便竭力試圖重建自己對於地方稅收的控制。在蔣介石南京政府的領導之下，各省當局盡了最大的努力，試圖將地方精英從稅收體系中擠壓出去。」

和傳統中國史家把國民政府看成「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代言人有所不同，孔飛力認為，「國民黨和南京政府在許多方面是現代化城市文化的產物。儘管有動聽的政治詞藻，說什麼它的天然盟友是農村社會有財有勢的人，但是20世紀30年代行政史的材料說明，半現代化的南京政府常常被證明是農村名流的不速之客和不受歡迎的競爭者。到30年代中期，國民黨當局實際上正在削弱農村小統治者的影響，剝奪他們的地方治安權，並將地方的治安置於正規的政府警察機構和遍布各地的保甲制的職權範圍內。」

但是呢，國民政府對鄉村的控制是失敗的。孔飛力說，「南京政府……在縣城和村莊之間建立起了新的行政單位，……也就是鄉。……但它的有效行政運作至多只是達到了比鄉鎮要大得多的區一級。」

5、中共依靠土地改革，終於收回了地方士紳階層的全部權力，實現了對鄉村的直接徵稅

中央政府收回士紳全部權力，並在鄉村進行實質控制，是在1949年後。孔飛力說，「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舊體制壽終正寢之時，他的新政權實際上已經成為民國時期一些創新現象的繼承者，其中包括……努力將未經授權的中介掮客從稅收體系中排除出去。」所謂「中介掮客」，也就是地方士紳。

把「中介掮客從稅收體系中排除出去」的基本手段，是土地改革。孔飛力說：「土地革命的基本組成部分，是將地方上的精英階層當作一種經濟和政治力量予以摧毀，並常常通過對他們的鎮壓來實現。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土地改革所影響到的精英階層並不是大土地出租者（他們中的大多數已經離開鄉間，住在城裡），而是有一些出租土地或僱工的富裕農民。」

最終，孔飛力看到，「作為一種政治措施，土地改革消滅了一個通過其『作為』而使得很大一部分稅收到不了國家手裡的『國家代理人』階級。共產黨人用以取代他們的那些人，是從農民中最為窮苦的階層中選拔出來的。這些人所獲得的一切都來自於共產黨，他們因而不僅支持新政權，也非常樂意為新政權服務。」

至此，士紳階層完全消失。「合作社的領導人成為國家在農村的稅收代理人」，「現在，要確定千千萬萬小塊土地的納稅責任再也不會存在什麼問題了。稅收記錄也再不會因為土地轉讓而出現混亂，因為土地現在已經不能轉讓了。最後，市場體系也不復存在。」當然，新體制的問題也顯而易見，孔氏說：「這種高效率的汲取體系在1958年大躍進期間造成了極大的損害。」至改革開放後，「鄧小平肯定了將鄉鎮行政機構和農村經濟區分開來的做法」，始有所緩解。

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孔飛力以局外人之超然，來打量中國近現代史，所得出的這些看法，對國人而言，自當有其一定的參考價值。

大躍進期間，人民公社大辦食堂

文章來源: https://www.twgreatdaily.com/cat77/node908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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