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26日，蔣介石一到上海就與虞洽卿及商界的其他頭面人物見面，希望獲得他們的經濟援助，以與武漢政權決裂。資本家們合力給其以支持，以虞洽卿、王震為首組成了包括上海所有重要的商業、銀行業和工業團體在內的商業聯合會。

(圖)1927年4月18日，國民政府定都南京

1927年3月27日，虞在商業聯合會報告他和蔣介石商談的情況。兩天後商聯會的代表團會見了蔣介石，表示只要他和共產黨決裂，就給予經濟支援。據《字林西報》報道，代表團強調了上海「立即恢復和平與秩序」的重要性，並取得了蔣許下的「迅即調整勞資關係」的保證。1927年4月1日至4日，商人和銀行家墊付了第一筆為數三百萬元的短期借款。

蔣介石憑藉這筆經濟援助，發動了對付共產黨控制的上海工會的「四一二政變」。他並不完全信賴自己的軍隊，并力求避免和守衛上海西部地區的外國軍隊的衝突，乃求助於他早有密切聯繫的上海強大的下層社會組織——青幫。蔣到上海不久，就派上海警備司令楊虎（嘯天）會晤青幫的頭目。下層社會組織的頭子杜月笙（鏞）與楊虎會商後，糾集青幫成員加入中華共進會。1927年4月12日上午3時，這個組織的武裝特務開始在華界閘北和南市進攻工人糾察隊。同日上午10時，工人糾察隊全部被擊敗。

(圖)「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蔣介石在青幫的幫助下，成功地擊敗了上海的共產黨人。蔣介石就這樣實現了他原先所做的「調整」勞資關係的保證後，1927年4月25日，他從上海資本家那裡又獲得了第二筆貸款七百萬元。這兩筆貸款對於非常需要現款的蔣介石是至關重要的。

蔣介石為了取得資本家的支持，纏住了國民黨的財政部長宋子文。宋於1925年在廣東任職，1926年12月同黨的文職領導人員到達武漢。1927年4月初，蔣介石發動政變前夕，宋子文作為勸阻分裂的代表團成員之一奉命來到上海。蔣介石和武漢政權的決裂使宋子文處境相當狼狽。這個年輕的從哈佛大學訓練出來的宋子文在上海擁有強大的工商業利權，並和上海資本家有密切的關係。武漢政權的許多人認為他將站在蔣的一邊，並企圖削除他的權力。在另一方面，宋的姐姐、孫中山夫人宋慶齡是武漢政權的重要領導人，蔣介石懷疑宋實際上同情武漢政權。

宋子文到達上海後，立即力圖行使財政部長的權力，和資本家頭面人物恢復聯繫。宋為了取得他們的支持，設立了三個顧問委員會：一個關於政府債券的，一個關於國家預算的，一個關於銀行業和商業的。上海金融界、商業家和工業界的重要人物都被邀參加。

蔣介石對宋的行動非常懷疑，認為他起著武漢政權代理人的作用。實際上，宋或許確實是希望能迫使蔣介石和武漢政權進行談判。當上海銀行家要求宋批准付給蔣介石的借款時，他拒絕了。於是蔣就置宋子文財政部長的權力於不顧，不和宋商量而自行借款，並指派財政官員。1927年4月20日，蔣終於封閉了宋在上海的辦事處，任命他以前的秘書長古應芬為財政部長，銀行界領袖人物錢永銘為次長。宋子文於是返回武漢，不久離開中國去了日本。

(圖)宋子文（1894年12月4日－1971年4月26日），民國時期的政治家、外交家、金融家，海南文昌人。

蔣介石和武漢政權的鬥爭在1927年4月下旬和5月激化了。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正式建立政府，自稱是合法的國民黨政權。接著他發動清黨政策，在他的統治地區內消滅共產黨人和左派人士。另一方面，武漢政權猛烈攻擊蔣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工具，對他的政府的合法性提出爭論。武漢的宣傳人員還指責蔣介石和上海資本家的合作關係，宣稱這是一種壓迫工人和農民的「違法關係」。

蔣介石和資本家的聯合，實際上很快就宣告結束。他為了獲得資金取得了他們的支持，但是他的要求超過銀行家所樂意提供貸款的限度，而且當說服無效時，就用強迫手段去強取硬索。他把原來用於對付工會和共產黨的那股恐怖風浪轉而用來對付資本家。新聞記者索科爾斯基曾經寫道：「各種迫害的方式都在搜捕共產黨的藉口下使用了出來。許多人被綁架並被迫獻出大量的軍事貸款，……這種反共的恐怖手段使上海和江蘇的人民感受到近代以來絕無僅有的恐懼。」

嚴重的壓力迫使商人向國民黨捐款。中國招商輪船局董事、中國通商銀行總經理、上海總商會會長傅宗耀（筱庵）是上海最富有的商人之一。南京當局要求傅以自己的企業、私人資產以及同總商會的關係來協助承擔一千萬元的貸款。傅拒絕時，蔣介石就以傅曾為軍閥籌款為藉口，親自下令逮捕他並沒收他的財產。傅逃往公共租界避難，隨後逃到大連。傅雖然轉移了很多財產託庇於外國人名下，他的損失還是相當大的。最後，他為了洗刷他的名聲，終於向國民黨國庫捐出了一大筆財產。

傅的逃走，給南京政府控制總商會提供了藉口。1927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委員會上海分會宣布傅當選總商會會長無效，應予作廢，政府控制的管理委員會接管了這個曾經是上海資本家最有力的喉舌——總商會。四個政府官員（淞滬警察廳長、外交部副部長、財政部副部長、國民黨政治部上海辦事處主任）和商界代表三人被指定為委員，後者是蔣的至好虞洽卿、王震，以及上海廣東幫的頭面人物馮佩熹（少山）。這一更動使蔣穩固地控制了商會，並且堵住了那些反對南京敲詐勒索政策的人們的嘴。國民黨軍隊也於1927年4月接管了中國招商輪船局。傅宗耀曾經是該局的董事並且是最大的股東。後來招商局移交給了交通部。

南京政府經常採取高壓手段強迫上海資本家購買它發行的公債。1927年5月1日，財政部發行三千萬元短期公債，月息七厘，本利自1927年6月開始在三十個月內還清。發行的公債其票面額數從十元至一萬元不等，以來自上海海關2.5%附加稅的政府收入作擔保。公債雖訂有合理的書面條例，但對於1927年5月的上海銀行家來說，這顯然是一項不可靠的投資。如果蔣的政權一旦垮台，公債就一文不值。

1927年5月18日蔣介石從南京到上海後，國民黨官員們運用強硬的手段促使上海銀行家和商人認購新的國庫券。江蘇財政委員會根據蔣介石的手令對各大銀行、商業、工業單位分配了各不相同的定額。

政府辦事人員逐店逐廠地去徵集資金。例如上海銀行公會的會員銀行被指定購買一百六十五萬元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閘北水電公司被指定二十五萬元，華商保險公司五十萬元；內地自來水公司二十五萬元；南市電器公司三十萬元；南洋兄弟菸草公司五十萬元，廣東商聯會三十萬元，先施公司二十五萬元，商務印書館二十萬元，永安公司二十五萬元；新新公司二十五萬元，華成菸草公司十萬元，絲繭公所十萬元。

恐怖的風浪把很多商人捲入了漩渦。1927年5月14日，住在法租界的一個顏料富商石寶順（音）的兒子以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在石答應向國家捐獻二十萬元後， 1927年5月19日獲得釋放。上海和無錫的棉紗、麵粉大王榮宗敬以奸商並曾資助過軍閥的罪名被逮捕。蔣介石親自下令沒收榮在無錫的麵粉廠。在榮捐款二十五萬元給政府國庫後，這個命令便取消了。1927年5月16日著名酒商趙志永（音）被軍事當局逮捕，據傳說他捐了二十萬元後獲得釋放。

(圖)1927年上海街頭

先施公司經理歐炳光的三歲兒子被綁架，被要求給黨國事業捐款五十萬元。富有的棉紡廠主徐寶真（音）的一個兒子以共產黨員的罪名被逮捕，被勒索了六十七萬元。採用逮捕和以逮捕進行威脅的手段向商人和官紳勒索錢財的實際結果，根據美國領事的說法，「是有錢階級中的一種確確實實的恐怖統治」。

在中國的一個澳大利亞觀察家查普曼報道說：「有錢的中國人可能在他們的家裡被逮捕或者在馬路上神秘地失蹤……大富翁竟當作『共產黨員』遭到逮捕！」查普曼報道說，「據估計蔣用這種手段約共籌集到五十萬美元。上海在近代任何政權下都不曾經歷過這樣的恐怖統治」。南京政府為防止對這種籌款策略有所非難，實行了對地方報紙的新聞檢查。例如上海《新聞報》曾因為刊登一份關於國民黨當局的貸款清單而被禁止發行。

另一個攫取商人錢財的手法是1927年6月開始的抵制日貨。東京政府因害怕北伐會損傷它在山東的利益，於5月下旬派遣關東軍進入山東。這個行動導致了中國幾個城市巨大的示威運動和抵制日貨的活動。

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發出了禁止購買日貨的布告，並在1927年6月28日組織了一個「反對日貨大同盟」。民眾關心日本出兵山東是完全正當的，可是上海市黨部卻把拒購日貨也當作了榨取上海商人更多的捐款的方便手段。大同盟指派檢查人員到各中國商品檢查日貨。大同盟利用這種檢查權在所有商人階級——從百萬富翁到小店主中，以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罪名，進行勒索罰金和敲詐。公共租界邊界設置了一些木籠，貼著「出租給洋奴的木籠」的條子，以恐嚇公共租界的商人。大同盟申言勢必要逮捕那些違反抵制日貨或者持有不贊成大同盟的意見的商人。

第二個組織對日經濟絕交大同盟，是在當地軍事當局主持下成立的。它著手進行一項逮捕商人和把他們拘留起來處以罰款的計劃。1927年7月19日，經營布匹的富商俞鴻英（音）被該組織逮捕，拘留在上海警備司令部一個多星期，直到他捐款十五萬元給蔣作北伐軍費為止。該組織還逮捕了上海一個富有糖商的兒子洪政棟（音），一直拘留到他家捐款十五萬元為止。上海美國領事曾於1927年6月30日報告說，「每天都有新的受害者被捕，都在捐獻了不同數目的現金之後獲得釋放」。

蔣介石和青幫的聯盟使他對上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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