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台東縣的卑南人謝賀在高雄登上了一艘前往大陸的運兵船，那時的他並不知道，此後他要等上將近半個世紀，才能夠重返故鄉。船上擠滿了國民黨整編70師的台灣籍新兵，謝賀所在的是139旅279團3營，與他同屬一個營的還有花蓮縣的阿美人陳榮華。輪船起航了，謝賀看著台灣的土地漸漸隱入了夜色，他開始抑制不住地想念家鄉的母親，但是他沒有機會逃離，也不知道在前方等待他的將是什麼。此時的謝賀已經在70師接受了一年的訓練，但是一直到部隊從高雄出發，長官都沒有告訴他們這些台籍新兵此行的目的地乃是大陸的內戰戰場。

經過三天三夜的航行，輪船抵達上海。在那裡僅僅停留了一個晚上，這些台籍新兵又被驅趕著上了前往徐州的火車。在解放軍的凌厲攻勢下，倉促應戰的70師各部幾乎都是一觸即潰，這些台籍士兵隨之接受改編。經過簡單整訓後，謝賀加入了劉鄧大軍，隨軍轉戰河南、湖北、廣東、廣西等地。接下來，謝賀又被調到上海，為"解放台灣"做準備。1956年後，他接受轉業安置，並在廈門定居，此時的他，已經從一名幾乎不會講"北京話"的台灣原住民青年，成為了新政權的一名基層幹部。

在謝賀定居廈門的時候，陳榮華、林松山、林春福、慕蘭、薛悟郎、哈西鳥、陳金來、何奇才、王清吉和石田良等10名台籍原住民老兵也先後轉業到廈門，他們都有著和謝賀一樣的經歷。如今幾十年時間過去了，這些台籍原住民老兵大多都已故去。當年定居廈門的11名台籍原住民老兵中，目前在世的只剩下3人，仍然留在廈門的只有謝賀一人，其他兩人分別是返台定居的何奇才和移居上海的陳金來。因為戰爭，這些台籍原住民士兵在被動中來到了大陸，波譎雲詭的歷史造就了台灣原住民的一次大遷徙，在他們之前，只有極少數的台灣原住民因通婚或經商等原因落戶。

根據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在上個世紀80年代所做的調查，1949年後留大陸的台籍原住民老兵共有159人，與台灣在氣候、語言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很相仿的福建是他們在接受轉業安置後分布最為集中的省份，其他的台籍原住民老兵則零散分布在浙江、上海、山東、河南、北京、湖北、安徽、江蘇等地。1945年年底，正在台東南王里的家鄉務農的謝賀聽到了部隊募兵的消息。接收了台灣的70軍(後改編為70師)到處張貼公告，宣稱參軍者每月可獲兩千元的薪水，且在服役滿兩年後可由部隊安排工作。如此優厚的待遇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台灣青年，像謝賀一樣的原住民青年雖然對剛剛接收了台灣的南京國民政府幾乎談不上什麼了解，但也躍躍欲試。"一來因為年輕，想找工作，二來形勢變了，想在軍中學習'北京話'。"多年以後，謝賀這樣回憶當初參軍時的想法。

他的族名叫薩基亞，此外，像那個時候的許多台灣青年一樣，受日本殖民政府的"同化"政策影響，他還有一個日文名字。在加入70軍後，按照部隊的要求，他為自己取名為"謝賀"，其來源則是他的日文名字的翻譯。雖然和"國軍"是初次接觸，但謝賀對當兵並不陌生，此前他已經有過三年的服役經歷。1942年，日本政府為了給不斷升級的戰爭擴大兵源，開始在台灣實施募兵制度，讓年滿17歲的台灣青年進入軍隊，16歲的謝賀也在家中接到通知單，並在接受體檢後被送往日軍在台東的機場服役。從荷蘭占據台灣開始，台灣的原住民就一直經受著各種統治集團和時局的衝擊，就在謝賀在台東為日軍服役的時候，與他同齡的數千名原住民青年被日軍編入"高砂義勇隊"派往南洋作戰，其中近半數陣亡。現在，這些台灣原住民青年又要為他們剛剛才知道的"蔣介石"而戰鬥了。

在台東加入70軍後，謝賀即被送往花蓮，然後開始了環繞台灣的"行軍"和"訓練";到達基隆後，新兵們都領到了軍裝，同時也開始有了逃兵。謝賀一直記得當時部隊懲治逃兵的一幕：幾名逃兵被抓回來後，被竹扁擔打得血肉模糊;1946年初，謝賀隨部隊到淡水，在那裡練習迫擊炮的操作;約半年後，部隊又移駐台中，謝賀被派遣去守衛軍火庫。1946年年底，部隊又到了高雄，一些感受到異樣的士兵開始逃離，此時的部隊就臨時去"抓兵"以補缺額。在編隊、點名後，這些台籍士兵開始被分批次送上運兵船。謝賀至今仍清晰地記得他離開台灣那天的景象："天快黑了，船剛剛離開港口，就不斷有人跳海逃亡，老兵就用機槍掃射，一些聰明的人躲到船身下，可能就這樣逃過了一劫。"謝賀也想逃離運兵船，但他始終沒有找到機會，他越來越想念母親，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再見到她--他是母親唯一的孩子。

到上海後，部隊對台籍士兵的看管開始放鬆，謝賀記得一名長官曾略顯得意地對他們這些台籍士兵說："現在你們跑不掉了。"抵達徐州後，謝賀被派往機場，這是他第一次到離家這麼遠的地方，第一次看到雪花在飄，軍服和鞋子都很單薄，他感覺雙腳凍得生疼。只能講一些簡單"北京話"的他無法和當地人溝通，當地人也覺得他們這些人很奇怪，"說是中國人不像中國人，說是日本人不像日本人"，謝賀說，這是因為他們這些原住民士兵不但時常說日語，連許多人身上穿的，也是日軍留在台灣的軍服。

1947年，謝賀所在的部隊開始向北行軍，進入了山東境內，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分不清東南西北，也不知道"敵人"都在什麼地方。當年6月的一天，謝賀隨部隊進入了"一個很大的村莊"，當天接到了要作戰的通知，整個晚上他們都在修建工事，一夜未眠。第二天，解放軍的步兵就包圍了這個村莊，"不知道八路軍到底什麼樣"的謝賀第一次近距離見到了"敵人"並隨即發現他所在的部隊已陷入困境，當天晚上，在一番"突擊"後，謝賀所在的部隊衝出了這個村莊，但人員也都走散了。在無邊無際的山東平原上，謝賀不知所措地到處走，高粱很高，這讓他更加分不清楚方向。走了一段路後，他遇到了營長，營長也在毫無目的地到處亂撞，謝賀"不管他，繼續走"，接著又遇到了一個台籍的漢族士兵，但是這個人卻正在拉肚子，一起走了一段路後，他就跟不上了，謝賀仍然是一個人走，終於看到了一條公路。站在公路上，謝賀一時忘記了恐慌，甚至想沿著它走到上海，那裡有開往台灣的輪船，但是，已經兩個晚上沒有睡覺的他實在太睏乏了，身不由己地就倒在路邊的一個斜坡上睡著了。他不知道路邊的山上就有解放軍，他聽到有人在叫："上來!"

呼叫謝賀的是鄧小平和劉伯承率領的部隊，隨後謝賀即接受了改編。對於他們這些不知道為何會被拋進戰場的台籍士兵，解放軍首先會對他們進行問話，問一些"你是哪裡人?""你為什麼要到這裡來打仗"之類的簡單問題，然後告訴他們"革命"是怎麼一回事。在加入解放軍後的第五天，謝賀就開始隨部隊南下。渡過長江後，解放軍的行軍開始變得非常迅速，"幾乎都是在跑步"，"國軍"則一潰千里，甚至需要謝賀所在的部隊"拚命追"。到1949年下半年，謝賀所在的部隊進入了廣東、廣西。兩百萬大陸軍民開始隨國民黨敗退台灣。後來，當謝賀也成為老兵，他才察覺到像他這樣早年從台灣被徵調到大陸的士兵早已被遺忘，甚至連名字也在戶籍中消失了。不管是在台灣還是在大陸，只要一提到"台灣老兵"，人們首先想到的都是撤退到台灣的大陸老兵，並且，在海峽兩岸的關係緩和之後，他們這批老兵的回家之路也要比在台灣的大陸老兵艱難得多。

1949年3月15日，新華社發表題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社論，第一次提出了"解放台灣"的口號，此後一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解放台灣"一直是對台工作方針的主要表述內容。在這樣的形勢下，華東野戰軍九兵團台訓團於1949年8月底在上海成立，一些台籍士兵陸續被集中到這裡接受培訓。謝賀接到了到上海受訓的命令後"馬上出發"，"解放台灣"使他看到了歸鄉的機會，但隨著韓戰的爆發，"解放台灣"的計劃開始推遲，一批台籍士兵又被抽調到朝鮮戰場。謝賀沒有被派往朝鮮，而是被派往了31軍在福建的沿海工作隊。1953年，他到了廈門，在沙坡尾一帶"組織漁民"。這裡是大陸距離台灣最近的地方之一，金門守軍控制的大擔島與沙坡尾僅僅隔著幾千米的海面。多年以後，台灣當局開放了在台的大陸老兵回鄉探親，使得這批老兵幾十年來對故土的思念通過媒體的大量報道，打動了無數的讀者，但卻很少有人知道，在海峽的這一邊，同樣也有一批"台灣老兵"日夜盼望著能有歸鄉的機會。從上個世紀50年代起，隨著海峽兩岸開始進入長期的軍事對峙狀態，在大陸的台籍士兵都陸續接受了轉業安置，謝賀到華僑工程隊擔任了副隊長，並定居廈門。在廈門酒廠工作的哈西鳥也是卑南人，想家的時候謝賀就找他一起喝酒、唱歌，在廈門公交公司工作的陳金來也喜歡和他們聚會。今年已經90歲的陳金來回憶那段日子："我唱得不好，但是我很喜歡聽他們唱。"在這些老兵陸續定居各地的同時，新生政權為了實施民族政策，民族事務機關也在加緊組織科研隊伍，對全國提出的400多個民族名稱進行識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民族識別政策確定了第一批38個少數民族，高山族即是其中之一，分別有著排灣人、阿美人、卑南人等群族身份的這些台籍原住民老兵被統一確定為高山族身份。對高山族民族幹部的培訓同時提上日程，1956年春節，周恩來提出要給在大陸的高山族創造"學習機會"，在台盟工作的泰雅人老兵田富達隨即從全國選調了六十多人，並把他們集中到中央民族學院武漢分院政治系的台灣高山族研究班進行培訓。1957年，謝賀被保送到中央民族學院武漢分院參加了為期三年的學習。

1958年，"大煉鋼鐵"運動燒熱了全國，在武漢的高山族學員都參加了用土高爐煉鐵;留在廈門的哈西鳥"在大煉鋼鐵中也爭做笨重的工作";同時，福建、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機構開始對大陸的高山族進行尋訪，搜集高山族民歌。除了那些從家鄉帶出來的歌曲，在大陸的高山族老兵也不斷創作出一些想念家鄉親人、盼回家的新歌。在福州馬尾造船廠工作的阿美人老兵金元金唱道："我盲目離開家鄉，命運是上帝來安排，為了能回家，我苦苦相求，不知道家鄉還有什麼人活著。"排灣人老兵宋清華唱道："媽媽呀，媽媽!我還在，當我離開您的時候，好像是嫩綠的葉子，在開水裡撈不起來，現在我長成什麼樣，媽媽您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家?媽媽呀，媽媽!"在"文革"中，謝賀被調往集美的天馬華僑農場擔任副場長，他的台籍身份使他不可避免地受到衝擊，因為被認為是"台灣特務"，他被掛上牌子批鬥，農場裡的青年人則分成了不同派別互相爭鬥。雖然所處的境遇很糟糕，謝賀還是悄悄把農場民兵的武器藏了起來，他擔心派別武鬥時用它們造成流血衝突。在1979年後，伴隨著海峽兩岸關係的解凍，《關於落實居住在祖國大陸的台灣同胞政策的指示》("38號文件")於1981年9月發布。根據這份文件，在"文革"期間受到衝擊的台胞及其子女都陸續恢復待遇。在"平反"後，謝賀又回到了天馬華僑農場，後來又到集美養路站工作。他在廈門生育的一男一女都陸續長大成人，他也漸漸步入了花甲之年。他離家的那一年，母親已經48歲了，在海峽兩岸的長期隔絕中，他與台灣的家人連信件也無法相通，這麼多年過去了，家中的情況到底怎樣了呢?

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同時，國防部部長徐向前發表了停止對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炮擊的聲明。兩岸關係開始緩和，兩岸"三通"等事宜開始提上日程。1987年，台灣當局開放台灣同胞回大陸探親;1988年11月，台灣當局開始有限度地受理大陸台胞赴台探親，同年12月2日，台灣當局公布了"允許大陸台籍前國民黨軍人返台定居案"，望鄉數十年的老兵們終於迎來了與家鄉的親人重逢的機會。然而，雖然同樣是返鄉，難度卻大不一樣。1949年後從大陸到台灣的"去台人員"要回來比較方便，而在大陸的"台灣老兵"要回鄉手續就比較複雜了。想回去的台胞，要有台灣方面直系親屬所開的證明信和邀請書，然後寄過來，再經公安局、台辦等相關部門的審核才能通行。1987年3月，謝賀退休。看到了返鄉機會的他卻仍是要等待，一直到1994年，通過一名已經返台定居的老兵，他才聯繫上了台灣家鄉的堂弟，幾經周折而得以返回故鄉，這時，距離他離開台東，已經是將近48年過去了。他沒有機會再見母親一面，1994年4月，當他再次站到台東的土地上時，母親已經去世三十年了。他曾經住過的房子也早已蕩然無存，就連他本人，也已從戶籍上消失了。當年他們這批老兵離開台灣的時候，就沒有在兵役名簿上進行完備的登記，幾十年的杳無音信，更是使得所有人都認為他們已經不在人世，謝賀就這樣在戶籍中看到了一個被"申報死亡"的自己。在台灣有評論說，這些老兵的人生和故事被遺忘乃至被抹去，乃是"台灣現代史的一個象徵"。作為原住民的他們，曾在很長的時期內都無法自主地選擇自己的人生路徑，在日據時代，他們被迫為日軍服役;台灣光復後，他們卻又在欺瞞中被送上了內戰的戰場。他們的一生，就這樣被變幻的"形勢"裹挾著度過。雖然台東的家中已經一無所有，但是謝賀仍堅持留在台東，畢竟這裡是他的家鄉。在台東，他與堂弟一家住在一起，但是到了2005年9月，年近八旬的他由於需要子女照顧，不得不再次返回廈門。

2011年7月4日，謝賀因肺部感染住進了廈門第一醫院，此後又因為帕金森病而不得不一直待在病房。雖然病情使得謝賀的記憶力和表達能力都明顯下降，但是對於六十多年前改變他一生的那些時刻和那些"形勢"，他仍然記得非常清晰，並且有著強烈的表達願望。去年夏天，在北京擔任台盟中央名譽副主席的泰雅人老兵田富達出差到了廈門，探望了謝賀;已經移居上海的陳金來也想到廈門來看看謝賀，但是他比謝賀還大4歲，行動不便使得他們很難再有相聚的機會。如今在醫院的病房裡，老兵謝賀只是一個普通的老人，並沒有多少人有興趣聽他講那些陳舊的故事，在大多數的時間中，他只能與孤獨為伴，似看非看地盯著電視機里播放的娛樂節目。謝賀說，他仍然非常想回到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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