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禍圖》是由德國畫家赫曼·克納科弗斯於1895年所創作的版畫。正式的名稱是德意志第二帝國皇帝威廉二世所題的「歐洲各民族，保衛你們的信仰和家園！」

去年，便聽說上海有計劃將曲陽公園更名為「精武公園」，虹口體育館改名為「精武體育館」。前兩月讀報，發現精武體育公園已悄然完成改建，並於公園內修建霍元甲等十八位武師的銅像，據聞將來會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這與前幾年鬧得沸沸揚揚的拆除疑似精武會舊址的風波相比，頗有亡羊補牢的意味。三十年前熱播的那部電視劇《大俠霍元甲》，讓不願以臣虜自認、擊碎「東亞病夫」稱號的霍元甲一舉成為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以此衍生出來的眾多或虛或實的故事，經過商業化的包裝與營銷，不但贏得口碑，也贏得了票房。

近代以來的中國，由於深重的內憂外患，體育無可避免地與政治、國運之間緊密地糾纏在一起。奧林匹克一詞在二十世紀初曾被譯成「我能比呀」，這一佳譯背後浸染的悲情，色彩足以讓人動容。1981年男排戰勝韓國，北大學生在慶祝時喊出了「團結起來，振興中華」這一著名的口號，直到現在還有不少人習慣於將奧運的金牌數與國運的興衰聯繫起來。「東亞病夫」一稱儘管長期以來被視為近代中國屈辱歷史的重要象徵，但對其來龍去脈加以探究者卻並不多見。台灣政治大學楊瑞松教授所著《病夫、黃禍與睡獅》一書詳細考證之後所揭櫫的真相則頗有出人意料之處。作者指出病夫（sick man）一詞是近代以來西方輿論常用來評論國家陷入長期衰敗又無力改革之窘境的政治術語，最早典出於俄皇尼古拉一世形容鄂圖曼帝國為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直到楊著出版前（2009年），該詞仍多在新聞報道中被用於形容英、法、美、日等西方已開發國家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疲軟表現。因而，當中國在1895年甲午戰爭中失敗之後，自強運動所造成的中興幻象破滅，西方輿論遂以「東方之病夫」形容當時清廷內外交困的局面，最初僅是一客觀的描述與評論，更不涉及對於中國人體質的批評。最早將這一稱呼引介入國內的《萬國公報》《時務報》等報紙，亦不過局限於批評中國的政治制度已沉疴深重，到了非改弦易轍不可的時候。事實上，在當時人心中，「歐洲病夫」鄂圖曼帝國的衰亡是清廷所亟須引以為鏡鑒的「前車」，康有為便曾奏給光緒《進呈突厥削弱記序》，文云：「橫覽萬國，與中國至近形似，比擬同類，鑑戒最切者莫如突厥。」梁啟超甚至曾將兩國比喻為「同種」，因而所謂「病夫」一詞在國人最初的語境中不過是借西方人之批評，自警自醒，藉以推動變革。

但甲午之後，民族存亡的危機大大刺激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傳播，「種戰」一說風靡一時，啟蒙者的自省很快從器用不如人上升至制度不如人、思想不如人直至身體不如人，故「病夫」一詞很快發生轉義，由虛入實。據作者考證，對此起到關鍵作用的是筆端常帶感情的梁啟超之名文《新民說》：「我以病夫聞於世界，手足以癱瘓，以盡失防護之機能，東西諸國，莫不磨刀霍霍，內向而魚肉我矣，我不速拔文弱之惡根，一雪不武之積恥，二十世紀競爭之場，寧復有支那人種立足之地哉。」梁氏痛感於國人在身體與精神上的虛弱，恐必將在未來的種族競爭中失敗，故用「病夫」一詞以刺激之，意在喚醒國人。因而可以稍帶一筆的是，中國最初的女性解放思潮，其本質上並非基於女權觀念，而是因孱弱的女性無法生育強健的後代，會加劇民族滅亡的危機，故需改變女性纏足之陋習，給予其教育的機會，以此提升子嗣的素養，其本質上仍是站在男權及種戰的立場之上。這一論述不但將身體強健與否這一個人問題裹挾於國家的興亡的宏大敘事之中，影響之深遠甚至波及至現今。即以毛澤東本人而言，無論是其早年「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之論，還是晚年關於開除球籍的譬喻，皆不難看出種族競爭之說的影響。而中國恐怕是世界上唯一將「愛國」與「衛生」聯繫在一起，並作為運動加以推行的國家，其原因很簡單，國人身體之孱弱蓋緣於缺乏良好的衛生習慣，而「衛生」則是現代國家的重要標誌之一，沒有衛生便沒有強健的國民，便無法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愛國衛生運動也成為新中國蕩滌舊社會、塑造新國民的重要業績。

但即使在此時，東亞病夫一詞依然是自省式的，並不是後來所理解的西方人強加給中國的蔑稱，而將西方人在中國傾銷鴉片，戕害國人體質，從而造就了東亞病夫這一鏈條串聯起來，構成反帝的歷史敘事，則是相當晚近的事情。至於國人所熟悉的外國大力士欺侮我為東亞病夫，霍元甲式的英雄憤然出戰，揚我國威的傳奇故事，則是在1920年代以後，借各類通俗演義的生花妙筆才逐漸流行開來的。這些故事如果不能說是完全子虛烏有，無疑也經過了大量的渲染與增飾。稍有意思的是，早期故事中欺凌我們的多是西方大力士，尤以俄國為著，稍後直至當下，反角多由日本浪人扮演，這倒是在不經意間透露出近代以來國人心中「敵人」面目的變遷。

儘管當時國人以「病夫」自視，但在西方人的眼中，形象倒非如此無能，這便涉及楊著中討論的另一主題——「黃禍」。十九世紀末，隨著華工逐漸輸入歐美，吃苦耐勞而又工資低廉的華人憑藉著「低人權」的優勢，引起部分西方人的恐慌。西方人儘管鄙視華人缺乏良好的衛生習慣，但對於華人能在這樣惡劣的生活環境中維持高強度的勞作並生存下來的能力深感畏懼，認為數量龐大而又慣於耐受苦難的中國人將會是西方文明的威脅，由此成為日後排華運動及黃禍論的一大淵源，西方人對於華人能在低劣的環境中維持建康的觀察與梁啟超東亞病夫的自省兩種相去甚遠的對國人身體的描述形成了頗有意味的對比。

「黃禍」一說緣起於德皇威廉二世著名的《黃禍圖》。這幅完成於甲午戰爭結束之時畫作，其所指的東方威脅是駕馭著龍（中國）的佛陀（日本），提醒歐洲列強警惕戰勝了中國的日本對舊秩序的挑戰，所以魯迅就曾說過「但那人並不是孔子，倒是佛陀，中國人實在是空歡喜」。但在救亡圖存危機感的驅使下，國人頗勇於對號入座，反倒自居於「讓西人產生敬畏之情的黃禍」行列，將其作為正面的形象大加渲染，其邏輯在於，若西人亦畏我強，則我自當奮起，在黃白對抗的種戰之中爭取勝利。故在1905年日俄戰爭中，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皆為日本人的勝利而歡呼，因為這象徵著黃種人亦能戰勝白種人，其中若有若無地透露出中國自強的希望。在亡國危機壓迫下生長起來的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具有王明珂所謂「一截罵一截」的特徵，一方面歧視膚色較深的黑人與棕色人種，視其為劣等愚昧之民族，故遭滅種之禍，而又自信「惟黃之與白，殆不甚遠，故白人所能為之事，黃人無不能者」，甚至通過對上古神話的創造性詮釋，論證中國人種與文明西來說，力主「黃白同源」。劉師培著名的《思祖國篇》所思之故國乃是巴比倫也，欲以此證明中國本非劣等種族，通過改良與革命，足以與西方列強爭衡。

無論是「病夫」還是「黃禍」，儘管最初出於西方人之口，但在傳播的過程中，皆經過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創造性轉化，變成了救亡圖存的符號，與最初的語意完全不同。至於楊著中最後所討論的拿破崙「睡獅」之喻，更是典型的中國人發明的外國名人名言。儘管薩義德筆下所批評的東方主義，認為西方長期以來將東方想像成一個簡單的異質對象，通過二元對立的模式來強化自我認同及對對方的成見，但國人長久以來口中的西方豈亦非如此，無論是所欲擁抱、學習、接軌的那個發達文明，還是至今仍經常被作為某種勢力談及的西方，無疑都是將其簡約化與模式化之後的產物，是被發明出來的「榜樣」或「敵人」。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發源於國難深重的社會環境中，特別是受到社會達爾文主義優勝劣汰之說的影響，這種受外患刺激而狂飆突進的民族感情無疑在歷史上起過正面的作用，但無可否認有其先天的不足，又容易受到後天的操縱，稍不留神便會跌入「種族主義」或「大漢族主義」的泥沼，正如魯迅所批評的那樣「一面在做黃禍的夢」。當我們現在已經稍擺脫了要被開除球籍的危險時，無疑需要對過度消費民族主義的意圖保持警惕，否則難免會滑入「你有科技、我有神功」義和團式的情懷之中。至於在新的精武體育公園中所複製那口黃鐘，寓意為「喚醒黃魂」，作為歷史的紀念自然無可厚非，但確實無須對於那些「傳奇」太過當真，畢竟電視上的「神劇」已經夠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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