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翻攝自南方都市報)

廣西荔浦縣馬嶺鎮沙子嶺村慰安所舊址。南都記者高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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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紹蘭肖像。201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受理中方提交的「南京大屠殺」和「日軍強徵慰安婦」歷史檔案申報「世界記憶名錄」，文匯報特派記者採訪拍攝了當時中國大陸境內最後的24位「慰安婦」制度受害倖存老人，韋紹蘭是其中之一。如今，這個數字已減少到20以內。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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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歲的韋紹蘭(左)坐在沙發中，羅善學坐在門檻上抽菸。母子兩已放棄索賠。南都記者高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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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7日，在東京舉行的聽證會上，韋紹蘭、羅善學母子相擁痛哭。資料圖片

國人記憶70週年抗戰勝利之二十三

一天的很多時間，羅善學坐在門檻旁，望著天空發愣。

在年輕的時候，羅善學就構思過自己生命中的奇蹟，想找到那個給他提供了基因的父親。如今，他終於放棄了。

七十年前，羅善學的父親出現在廣西荔浦縣，他是輪姦韋紹蘭的眾多日本士兵的一員。

1945年7月13日，韋紹蘭在荔浦縣生下了羅善學。「在中國，目前公開的慰安婦與日軍所生的子女，就是這一例。」上海師範大學教授、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向南都記者介紹。

「恨到死為止」

他尋找日本兵生父是想要傾瀉自己的仇恨

在廣西荔浦縣城東十公里外，新坪鎮桂東村小古告屯是一個普通而寧靜的村莊。

1973年蓋的泥坯房標註為小古告屯19號，坐落在馬路邊一片長著地瓜藤的綠地旁。偶爾有轟鳴著的車輛經過。

強烈的陽光投射到門口，反襯出屋子裡大片的陰暗。堂屋內，70歲的羅善學赤腳坐在凳子上。一生大部分時間，羅善學在荔浦縣新坪鎮桂東村小古告屯度過。一台十四英吋的彩電放在一個木桌子上。今年，羅善學通過它看了不少「抗日神劇」。電視是羅善學僅有的認識外界的渠道。他不用手機和電話，更不會上網。

被自卑和恥辱的重負折磨了大半生後，羅善學曾經的不安平息了。他捲了一支菸，在煙霧繚繞中陷入沉思。這是他20歲時開始的習慣。這位廣西農民身體瘦削，右眼殘疾，右腿也有傷。「看他瘦長的臉型和花白的短髮，總覺得近似日本電影裡乖戾的農夫。」作家段瑞秋第一次見羅善學時有這樣的印象。多次採訪羅善學的段瑞秋告訴南都記者，「第一次見面他基本沒怎麼笑過，後面熟了就很熱情。」

靠牆放著一個沙發椅。羅善學95歲的母親韋紹蘭大多數時間倚坐在沙發中，已沒有精力交談。她頭髮銀白，臉上的皺紋刻著年輪般細密的紋理。半截褲子捲起來，露出極其瘦削的腿。

羅善學如今力圖擺脫對他身世的反覆追問。提到戰爭賠償等問題時，他時而擺擺手，臉上帶著茫然的情緒說，「是空的，是空的。」經歷多年的媒體採訪後，這位廣西農民能用難懂的普通話交談。他回答問題的節奏緩慢，常常要用數十秒的時間去記憶中尋找原料。這時，他往往眉頭緊皺。說到傷心的地方，他往往會露出想哭的神情。

2007年7月5日，中國慰安婦資料館在上海師範大學開館。開展儀式上，韋紹蘭和羅善學成為關注的焦點。這次活動把母子倆令人震驚的經歷推到公眾面前。此後，羅善學從少年時代就產生的渴望轉化為激烈的情緒：尋找生父。

這是他命運的悖謬之處。這個缺乏父愛的男人絕不是為了重獲父愛。相反，他要在想像的日本兵父親身上傾瀉自己的仇恨。此前，談到日本兵父親，他用了五個字，「恨到死為止。」

「如果他來了，我就一刀砍死他，怎麼能原諒他呢？」羅善學曾憤怒地對人這樣說。

慰安所噩夢

日本兵拿刀逼她就範。三個多月後，韋紹蘭終於找機會逃走

日軍的入侵造成了羅善學的悲劇。他的生父，是那些在慰安所發洩淫慾的日本兵的一員。

豫湘桂戰役爆發後，日軍入侵廣西。1944年11月3日，荔浦淪陷。

1944年11月初，24歲的韋紹蘭背著一歲的女兒朝山上逃去，被日本士兵抓住。韋紹蘭後來回憶，她當時「渾身顫抖，連淚都不敢流。」她被抓上車，一起被抓的還有四五個婦女。

羅善學後來聽村中老人講過日本兵的殘暴，以及當地女人的遭遇。有的被抓住的女人不肯上車，被日本兵開槍打死。

韋紹蘭被抓到十幾公里外的馬嶺鎮沙子嶺村的慰安所內。在這裡，她經歷了此生的噩夢。

一組呈四合院狀的頎長泥坯屋，外加兩個炮樓，構成了殘害女性的淵藪。歷經歲月磨礪，房屋的許多牆皮已經坍圮，露出巨大的洞窟。這是目前廣西唯一可以確認的慰安所舊址。荔浦縣計畫將它修復和保護，作為一個教育基地。

曾經的慰安所有四個房屋，韋紹蘭被關進其中一個，包括她一歲的女兒。每個房屋關押兩名女性，被日本士兵當做慰安婦。韋紹蘭碰到的第一個前來施暴的日本兵嚇唬她，拿刀撞她的脖子，逼她就範。在這裡，韋紹蘭每天被日本兵強暴五六次。

韋紹蘭後來回憶這段可怕的經歷，「晚上五點鐘，吃完飯，有兩三個人來。第二天白天，又有三四個人來，我不敢正面看他們。」有些日本士兵使用了黃色的保險套，有些則沒有。

日軍給了韋紹蘭避孕藥，但她沒有吃，而是趁日本兵走後將藥丟到了牆角。

在慰安所，韋紹蘭懷上了羅善學，也孕育了他的悲劇。

三個多月後，日軍放鬆了看管。韋紹蘭決定逃走。

「發現了就死個痛快，」韋紹蘭做了決斷。在一天清晨五點，她趁上廁所的時間，帶著女兒逃走。她開始躲入荒草中，之後走了一天一夜，終於摸回家。

被歧視的「日本仔」

「他背負著父親作的孽，周圍人對日本兵的仇恨轉移到他身上了」

韋紹蘭的厄運遠未結束。不久，女兒病死。韋紹蘭的肚子也大了起來。村裡的閒言碎語瀰漫開。村民開始質疑韋紹蘭肚子裡孩子的來歷。有人議論她「不正經」。

一開始，丈夫羅詎賢還替妻子說好話，說「不要罵她，她沒有學壞」。未足月的羅善學出生後，只有四五斤。「日本仔」的說法開始流傳。

村民對「日本仔」的鄙視基於對日本人的刻骨仇恨。羅善學小時候就聽村中老人講過一個故事。有次，一隊日本兵將武器放在一個垂直而下的山洞中。日軍讓幾個村民把他們縋下山洞去找武器，但當他們到達洞底後，村民都不把他們吊起。幾個日本士兵活活餓死在山洞裡。

羅詎賢最終忍受不了日本血統孩子這個事實。韋紹蘭也沒有享受到當地一般坐月子女性特有的待遇。羅詎賢沒有買雞買鴨給她補身體。她只能吃青菜和苦毛菜。

「你這牛婆！」羅善學出生後，韋紹蘭經常遭受丈夫這樣的責罵。

小時候，有次羅善學在池塘邊釣青蛙，同學搶他的釣竿。他不給，同學就罵他是「日本仔。」

年幼的羅善學大惑不解地回去問母親，「他怎麼罵我是日本人？」韋紹蘭對兒子說，「總有一天你曉得的。」

這是羅善學第一次接觸關於日本的話題。

同學的歧視在羅善學內心深處投射出巨大的陰影。羅善學的妹夫武文斌介紹，「羅善學性格比較孤僻，不合群。小時候和別人吵架，人家罵他日本仔，他以後就不和人家玩了。」

直到12歲，羅善學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身世。那次，養父羅詎賢和母親韋紹蘭在室內激烈吵架。門外的羅善學聽到，羅詎賢說，他不是自己的親生兒子。吵架完，韋紹蘭和兒子摟在一起，抱頭痛哭。「你快點長大，長大為我報仇。」當他向母親問起身世時，韋紹蘭這樣回答。

上海師範大學教授蘇智良告訴南都記者，「羅善學認為自己是受害者。他的出身就是很苦難的故事，在當地被當做日軍的化身。」

拍攝慰安婦紀錄片的導演班忠義表達了類似的觀點，「羅善學是非常不幸的人，他背負著父親作的孽，周圍人對日本兵的仇恨轉移到他身上了。」

羅善學從小受養父歧視。這是一些媒體經常提及的細節。煮飯時，半邊鍋煮米飯讓他弟弟妹妹吃，他只能吃另外半邊的雜糧。養父趕圩回來，買的東西往往只有弟弟妹妹的份。

「心裡像絲瓜一樣扭曲，」羅善學後來這樣形容命運對他的傷害。

「養父是天，奈何不了，沒有辦法。給你吃飯都是好的了。我哭過，是空的。」羅善學告訴南都記者。

1986年，養父羅詎賢因病臥床，並在當年去世。羅善學承擔了照顧養父的任務，並在他去世後放聲大哭。他還為養父置辦了一口上好的棺材。

還在村中上學時，老師帶他們去看抗日影像，羅善學瞭解了日本人的「三光」政策。

1966年10月開始，電影《地道戰》在桂東村露天上映。羅善學多次看過這部「痛殺日本鬼子」的電影。但年輕的他看後「覺得頭腦疼」，心裡有說不出的滋味。

「我小時候的理想就是放牛。」羅善學說。他上學只到三年級，之後就開始了一生的農民生活，打柴，割草，放牛。

赴日作證索賠

他猛擊腦袋，大聲吼叫，「我的日本爹，你在哪裡？你作的孽，你害得我好慘！」

聯合國人權組織把慰安婦制度定性為「日本戰時軍事性奴隸制度」，慰安婦成為日軍蹂躪、踐踏和殘害的對象，甚至在日軍眼中成為一種軍用品，隨部隊轉移時，被標註為「彈藥」或「餐廳用品」。

早在1948年11月4日，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指出，在佔領桂林時，日軍「以設立工廠為口實招募女工，如此被招募來的婦女，被強迫為日軍作娼妓」。但直到2006年，日本政府才承認在桂林徵召慰安婦。

一年後，羅善學從半生的心靈苦難中挺身而出。2007年6月17日，羅善學請人代筆，寫了給日本政府的信。這是他第一次通過文字表達自己的情緒。「我名叫羅善學，在中日戰爭時代，我媽被日本軍抓去作慰安婦，期間懷了孕，後來生下了我，我媽媽和我就從此背上了沉重的心靈創傷。」羅善學提到，「時間不等人」，要求日本政府「向我媽媽賠禮道歉」。

2007年，韋紹蘭委託律師，計畫以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名義，申請向日本政府索賠。

2010年12月3日，86歲的韋紹蘭和羅善學抵達日本，出席「東京女性國際戰犯法庭」10週年活動，並在日本舉行聽證會。

在去往日本的飛機上時，韋紹蘭一路帶著恐懼感。「要告他，不讓他們威風。」她後來告訴採訪者。

這是羅善學唯一一次踏上這個讓他百感交集的地方。他用輪椅推著母親，走在東京的大街上。那是他一生絕少碰到的地方：地鐵，機場，以及喧鬧的人群。此前，羅善學的世界就是新坪鎮，他去那裡買糧食和生活用品，縣城和桂林都很少去。

來日本的當天晚上，在下榻的東京後樂中日友好會館，羅善學突然情緒失控。他雙手猛擊腦袋，大聲吼叫，「我的日本爹，你在哪裡？你作的孽，你害得我好慘！」

在日本的時間，羅善學經常陷入情緒失控狀態。在東京「戰爭與女性暴力和平資料館」為韋紹蘭母子舉行的聽證會上，韋紹蘭坐在台上。羅善學坐在台下第一排，時而以手掩面。母子倆有時抱頭哭泣。在「東京女性國際戰犯法庭」10週年紀念大會上，羅善學匍匐在地，放聲大哭。

在日本的各類活動中，羅善學傾訴了自己積壓了數十年的苦悶。平時沉默寡言的羅善學說著大多數人聽不懂的話，每次都講很長時間。

在日本一個大學教室裡，導演班忠義見過羅善學。他向南都記者回憶，「羅善學很衝動，有一種情緒。他有時候哭啊，喊啊，有心裡的傷，感覺比他媽媽冤屈更大。」

不過，在日本，母子倆遇到了溫柔的情感撫慰。2010年12月4日晚，在已故慰安婦受害者追悼會上，日本詩人石川逸子朗誦了自己獻給韋紹蘭的長詩，由日本知名大提琴演奏家大塚伴樂。這次，羅善學對日本的印象不錯，「老百姓很好。」

他回憶自己與日本觀眾交談時的感受，「頭很痛，講不出味道。」

那段時間，他一聽有人否定慰安婦事件，氣馬上來了，「如果說有些字是假的，人是假的嗎？」他指自己。

在日本，他也得到了清醒的認識：那個日本兵父親，他不可能找到了。

「都是空的」

「我們向日本提出那麼多要求，什麼也實現不了。」羅善學和母親已經放棄索賠

「有關慰安婦事件的歷史不清，概念不清，受害的深度不清，民間理解不清。」旅日華人、紀錄片導演班忠義這樣描述了慰安婦問題目前的窘況。班忠義目前剛製作完一部慰安婦題材的紀錄片《渴望陽光》，講述了中國山西、湖北7個受害老人的故事，將在日本東京大學、明治學院大學等地放映。

班忠義在日本廣島通過電話告訴南都記者，「中國受害者在日本的反思活動，主要是從民間角度。像韋紹蘭這樣的事件，在日本沒有大的影響。」

亞洲慰安婦受害人狀告日本政府，迄今沒有一例勝訴。

「我們向日本提出那麼多要求，什麼也實現不了。都是空的。」羅善學說，他和母親已經放棄了賠償要求。他家是「五保戶」，目前政府每月發放230元。社會上捐助的一筆款項，由妹夫武文斌保管。堂屋的最深處是雞舍的柵欄。母子倆以前養雞賣雞蛋，如今已經不養了。

目前，用於安置母子倆的新房子已經動工，有66平米，在老房子旁邊。當地鎮政府批准撥款兩萬元，但還有數萬元缺口。

周圍不再有眾多鄙夷的眼神。時間流逝，如今村中的年輕人不知道以前的事情。生活恢復了平靜。

羅善學習慣了坐在門檻旁。一隻貓有時蜷臥在他腳下。數月前，不知誰給他家送來幾隻貓，成為母子倆晚年的伴侶。

母子倆在鬧情緒。韋紹蘭佝僂著身體，拄著枴杖緩慢地踱出門外。他們互不說話，甚至不看一眼對方。娘倆做飯也是各做各的，羅善學嫌母親做的飯不對口味，每天等母親做完飯他再自己做。

他的妹夫武文斌說，「他對母親有怨氣，因為她沒有幫他討到媳婦。」

在他30多歲身強力壯時，也有不少媒人帶著當地的一些女子上門相親。這樣的相親有六次。但對方一打聽他的出身，都沒有第二次前來。有一次相親，他對對方印象深刻。「很美的，」這是他對異性絕少的評價。

時光慢慢沖淡了羅善學的絕望情緒。他對那個永遠不可能謀面的日本父親的恨意也平淡了很多，「恨是空的。」但他隨即又比劃了下手掌，「他不敢來的，來了肯定打他。」

但骨子裡面，羅善學不恨母親。他心思細膩，已為來日無多的母親準備了後事。放在裡屋的，是他花800元置辦的東西：一口棺材。

檔案

慰安婦

慰安婦，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日本軍隊徵招的隨軍妓女和被迫為日軍提供性服務的女性。分布在中國、朝鮮、東南亞等廣大地區。1948年，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指出了慰安婦制度的罪惡。相關數據顯示，亞洲慰安婦數量約40萬，其中中國佔20萬。據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統計，在日本14年的侵華戰爭期間，大約有75%的亞洲慰安婦死於日軍蹂躪，人數約30萬，相當於一次南京大屠殺。(高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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