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鴻慈，端方在美國考察憲政時的照片）
一百多年前，被西方列強打得一敗塗地的大清王朝，曾經派出過一個空前規格的政府代表團，赴西方考察，誠心取經，一路受到西方各國高規格接待。這在晚清中國的國際形象普遍不好的情況下，成為這一時期為數不多的亮點。
1905年12月19日，上海吳淞口，清朝欽差大臣戴鴻慈和端方率領的政府出洋考察團，乘坐清軍的小火輪，直抵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的巨型郵輪「西伯利亞」號前。代表團的隨員們已經在恭候了。他們登上了「西伯利亞」號，下午2時，郵輪拉響汽笛，緩緩啟航，駛向日本。
自從西曆12月7日在北京正陽門火車站上火車，到天津後換汽車到秦皇島，再換乘當時中國最好的軍艦「海圻」號到上海，一路上都被袁世凱等官員精心安排嚴密保護。
約一個月後，1906年1月14日，中國政府出洋考察團的另一路由載澤、尚其亨、李盛鐸率領，登上法國輪船公司的「克利刀連」號後，也駛往了日本。
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政府出訪團，以專程前往西方的政府代表團級別之高、目的之明確，這次的五大臣出訪團都是史無前例的。
五大臣中的頭一名，是載澤。載澤的身份是皇室宗親，康熙的第六代重孫，出生第二年就被封為鎮國公。他也是五大臣中年齡最小的一個，出洋時尚未滿三十歲。其餘四人，都在四五十歲，最大的戴鴻慈，已經五十二歲。五大臣中的端方，是個參與過戊戌變法又在地方上厲行新政的大員，時任湖南巡撫。另兩位，李盛鐸時任駐比利時大使，尚其亨是山東布政使。這樣的一個出國考察團可謂是史上空前的豪華陣容。
（載澤訪問英國伯明罕與接待人員合影）
那麼，出動這樣一個空前高規格的政府考察團，究竟是出於什麼目的呢？1905年7月16日光緒發的諭旨說得很明確：「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光緒說：方今時局艱難，百端待理，為什麼變法總是沒什麼實效？恐怕是承辦人員「未能洞悉原委」。所以要派人分赴東西洋各國，「悉心體察」。
1905年時的中國，義和團的庚子之亂剛剛過去數年。而在中國土地上剛剛結束的，是爭奪中國東北的日俄戰爭，立憲的日本勝出，專制的俄國落敗，這給當時中國朝野上下帶來的，又是一種立憲改革的刺激。社會上的報章雜誌吵得熱火朝天，連袁世凱、張之洞等國內重臣也加入進來，聯名電奏要求立憲。
這就是清廷最終下決心派要員「考求一切政治」的背景。這份光緒的諭旨，已將身段放得相當低，昔日天朝帝國睥睨番夷諸國的威儀已經被列強打得一敗塗地，這時候，清廷的想法是：只要是富強之法，管它合不合祖宗先例，都先去看，拿來再說。
清朝將派大員出洋考察政治這件事，一時讓西方的媒體刮目相看，英國《新達泰晤士報》、《摩寧普司報》、《紐加司絡報》等紛紛發表文章評述，德國的著名漢學鼻祖福郎克在《科隆日報》上寫道：「他們此次出洋是為了學習日本、美國和重要的歐洲國家的憲法、政治制度和經濟體系，特別是有著極大的可能，將西方的憲法、政治制度和經濟體系結合中國的情況移植到中國去。」而《泰晤士報》上的文章更加熱情：「人民正奔走呼號要求改革，而改革是一定會到來的……今天的北京已經不是僅幾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中國能夠不激起任何騷動便廢除了建立那麼久的科舉制度，中國就能實現無論多麼激烈的變革。」
這個出國考察團臨出發前，清廷在慶王府宴請各國使臣，讓五大臣也一起赴宴。戴鴻慈在日記中記載說，這次宴會「酒饌並用中西」，席間還以軍樂伴奏，一派風氣相當開化的景象。僅僅往前四十餘年，這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那時中國與西方列強間還在為西方外交使節能不能駐北京打得不可開交，直到中國人嘗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苦果，也認可了老外的使節們駐北京的權利。又過了若干年，到了1870年代，中國人才開始感到，光有人家使節駐自己國家，自己不往外派人，彼知己而己不知彼，這怎麼行？這才開始派遣駐外使節。
（五大臣及陪同人員合影）
但是，即使進入到了十九世紀，出洋對於中國人仍是件苦差。別的不說，路途遙遠，時間漫長。戴鴻慈在《出使九國日記》中的總結，「以八月之內，歷十五國之地，行十二萬里之程」。從中國到日本，坐船要兩天，從日本到美國夏威夷，坐船要十天，從夏威夷再到美國本土，坐船又是八天。雖然王公大臣們都有人侍候，但到了海上，該暈船一樣暈船，本來想在船上開會研究考察方法，會都開不成。
到了美國，中國考察團所到之處，美國民眾無不傾城相告，空巷來觀。中國代表團被人圍觀，在美國在歐洲都是同樣。在瑞典，考察團經過的路上，市民們歡迎，唱歌，送花，揮帽致禮，在德國，當考察團遊覽德勒斯登的愛博河時，無數遊人都停下來揮手致意。
在晚清早期，中國國內有派來欽差大臣時，駐外中國使館的全體人員得到碼頭或是車站行問安禮，他們要在站台設置香案，跪在那裡口唱「奴才某某率全體館員恭請皇太后及皇上聖安」。試想，在這種人流密集的交通樞紐，這是怎樣的東洋景，每每引來眾人圍觀如堵。後來，漸漸新潮的大臣們也不願這樣當著洋人面這樣表演了，禮儀改在使館內舉行。而這一次，五大臣考察團到了英國，戴鴻慈和端方去見英國外交部負責東方事務的副部長。對方問道，最近頗有消息說中國人的仇外情緒嚴重？戴、端二人答道：那是報紙上的不實之詞。我們兩國的大臣們真心實意地倡導友好，這種謠言自然會不攻自破了。
就這樣，當東西方終於開始有了交流以後，彼此間從陌生、敵視，到漸漸熟稔、接受，慢慢開始了彼此的接近、理解、調整和靠攏。
根據載澤的《考察政治日記》和戴鴻慈的《出使九國日記》，可以看出五大臣出洋考察了十五個國家，即日本、美國、英國、法國、比利時、德國、丹麥、瑞典、挪威、奧地利、匈牙利、俄國、荷蘭、瑞士、義大利。
在這十五個國家中，丹麥、挪威、瑞典、荷蘭、瑞士等五國都是在考察團出發後，聽說了此事，臨時邀請考察團來訪的。中國考察團所到國家，一律都是最高規格接待。在日本，天皇接見，在美國，見到了總統羅斯福，在英國，去白金漢宮見英國國王，在法國，總統設宴招待……所到十五國，全部是國家元首接見。
對於各國的接待，載澤有一個總結：「日廷款接尚殷，法商歡迎殊盛，英為少簡，比（利時）為最優。」
回國後，戴鴻慈曾有過這樣一番議論：美國是民主之國，但美國的民主選舉，也伴隨著弊端。而說到自由，大家都說自由就是不受壓制為所欲為，而我看來，歐美的人民，也要相待以信，相接以禮，守法律，顧公德，每時每刻都是有約束的。這才是自由的真相--應該說，戴鴻慈對西方政治制度的觀察，已經相當深入了。
此次，西方人給中國人一直是紅地毯待遇。載澤回國後的一番話道出真諦：造成如此狀況，一在國勢太弱，二在政體特殊，「故謂專制，謂為半開化而不以同等之國相待」。也就是說，西方人作為強者，在弱者、尤其是「半開化」的國家面前，更容易寬宏慷慨。載澤感受到的仍是一種「輕侮」。他更加急迫地希望中國實行憲政：惟有「改行憲政，則鄙我者，轉而敬我，將變其侵略之政策，為平和之邦交」。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西曆1906年7月17日，戴鴻慈、端方這一路考察團抵達香港。此前的7月12日，載澤那一路人馬已經回到上海。離家鄉只有咫尺之遙了，戴鴻慈的家人都到香港的碼頭迎接。戴這才知道，自己的第六子已經夭折半年了。
眼下對於載澤、戴鴻慈等出洋五大臣來說，最要緊的事是說服朝廷，儘快實行立憲變法。回到北京以後，他們接連上折，又親見慈禧和光緒，面陳變革之必要。
（在考察世界各國政體後，清政府成立皇族內閣，一排中間為內閣總理慶親王奕劻）
1906年9月1日，也就是五大臣出洋歸來一個多月之後，清廷正式宣布預備立憲。但是，比起三十多年前考察西方後立意變法的日本人，中國人命運多舛。革命風暴已經山雨欲來，沒有從容改革的時間了。1908年11月14日和15日，光緒和慈禧相繼駕崩，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清朝被推翻，共和國成立。再往後，是沒完沒了的戰爭與動亂，中國的國門，時而開啟，時而關閉。五大臣出洋的事情，當時國人追趕世界潮流的急迫之情和對國家前途的種種設想，都被埋進歷史廢墟之中。
本文為歷史風雲專欄作家中天飛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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