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14日，在日軍占領海南島後，海南無數婦女即遭到日軍的蹂躪、有組織的侵犯，甚至被日軍以各種形式毫無人性的殺害。人類戰爭史上最骯髒、最無恥的軍妓制度，也在侵略海南島的日軍部隊中普遍實行，海南各地被抓逼充當日軍慰安婦的年輕婦女，與從韓國、朝鮮、菲律賓、日本誘騙而來的婦女一樣，在遍及海南各地的日軍駐地慰安所里慘遭蹂躪。

崔永元在《女殤》的推薦語中寫道：「戰爭中犯下的反人類罪，通常不會因為施虐者的懺悔而讓痛楚煙消雲散，何況還有至死不悔的。和平年代，為什麼要在歌舞昇平中加入這些嘶啞的吶喊，就是要讓年輕人知道歷史、承擔責任，國家犟大的標誌就是有能力保護好自己的每一個子民。」

據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統計，在日本14年的侵華戰爭期間，大約有75%的亞洲慰安婦死於日軍蹂躪，人數約30萬，相當於一次南京大屠殺。

2013年7月9日，段瑞秋在雲南省保山市龍陵縣遇到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蘇智良告訴她：「中國還有20多位受害老人活著，你要想採訪她們，就要快！每幾個月就會有人去世，她們已經太老、太老！」

終於，趁一次日軍沒注意，何玉珍跑了出來。因為戰爭，她先後失去了父母、兄弟、丈夫、孩子，這一生唯一的安慰，就是改嫁後丈夫對她不錯，抱回來的兒子也十分孝順—大部分慰安婦因為身體遭受嚴重傷害，終生無法生育。

1939年2月，日軍占領海南島。資料記載，占領海南島的6年間，日軍設立慰安所70多個，有慰安婦數千人，她們大多病死、自盡、被殺，戰爭結束時，僅剩不到100人。王志鳳就是倖存者。

1941年，17歲的王志鳳是在回家路上被兩個日本兵抓走的，從此陷入地獄。受盡折磨後，還被拉去幫日軍挖戰壕。一天天熱，口渴的王志鳳向日本兵討水喝。沒想到這個士兵沖過來把她推到，瘋狂地踢她右小腿的脛骨，那是一塊僅有皮膚包裹的骨頭！由於得不到任何醫治，傷口很快感染、化膿、潰爛，至今仍留有疤痕。

今年89歲的王志鳳流著淚對段瑞秋說：「我到現在都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打我？！」也許侵華老兵太田毅的回憶錄能回答這個問題：「想起做過的這些事，感到自己不是人類，而是魔鬼！」

其他戰爭受害者可以義正辭嚴，而性暴力受害者甚至得不到同胞的正視

採訪到的27位受害者，她們不得不生活在偏僻閉塞的鄉村和城鎮僻靜的角落，生活困頓，永遠蒙受難以擺脫的羞恥，甚至是同胞和親人的鄙夷。

荔浦的瑤族姑娘韋紹蘭今年90歲，她年輕過，唇紅齒白，勤勞賢惠，日軍的到來終結了這一切。雖然她最終逃出了日軍據點，但從此村裡的人厭惡地稱她為「日本兵沾過的女人」，而她竟然還生下了一個「日本仔」羅善學。

今年已經68歲的羅善學一輩子沒結婚，「人家不願意嫁給我，窮，名譽不好聽」。他也永遠無法知道帶給他屈辱的父親是誰。從小遭受全村人嘲笑和辱罵的羅善學曾在15歲那年問大伯爺：「村裡人為什麼罵我日本仔？」大伯爺回答：「你媽媽被日本人欺負過。」羅善學說：「你們可以在山上用大石頭磙日本人嘛！」大伯爺說：「你還沒磙石頭，他老遠就把你打死了。」

龍陵縣城的董家大院是一處雕樑畫棟的二進四合院。1942年5月日軍進城後，很快發現了這個好地方—當軍人的慰安所再合適不過了。日軍馬上改裝房子，接來了第一批23名慰安婦，其中10人是日本職業妓女，其他13人是來自朝鮮和臺灣的「女子挺身隊員」。當然這遠遠不夠，當地的姑娘被不斷哄騙、犟迫到這裡。

慰安所負責人田島壽嗣為了顯示正規化管理，在董家大院中門的墻壁上掛上了《慰安所規定》，寫著「入場券價格」、「入場時間」等細緻的規定。如今，這裡已成「侵華日軍慰安婦罪行展覽館」。館長邱家偉告訴段瑞秋：「1944年11月，日軍從龍陵敗退，把城裡所有慰安婦押到觀音寺腳下的湯家溝槍殺，或是犟迫她們吞下昇汞片。」

這樣的慰安所在中國應該還有很多，也應該已經消失了很多。1983年，一個名叫長健一的侵華老兵在回憶錄中寫道：「昭和十三年（1938年—記者注），在參觀南京時，很多人第一次聽說『慰安所』。他們了解到南京有兩家，便去了其中一家……他們繳費，但不能挑選女人，就像上公共廁所一樣。」

《女殤》幾乎是關於侵華日軍性暴力受害者紀實作品的終結之作。書中的27位女性，年紀最大的符桂英95歲，最小的劉鳳孩也已85歲。她們都老了，這些記憶終將隨著她們成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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