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1989年5月16日中午，鄧小平設宴款待前來中國訪問的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席間，兩人有這麼一段耐人尋味的對話：戈巴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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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
1989年5月16日中午，鄧小平設宴款待前來中國訪問的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席間，兩人有這麼一段耐人尋味的對話：
戈巴契夫：「現在我要完成我國領導人的一項委託，即邀請你去蘇聯訪問。」
鄧小平：「我出國的使命已經完成了。如果3年前解決了柬埔寨問題，那我真的要到蘇聯去。可能去遠東，也可能是莫斯科。現在已經過了3年了，我這個年齡不允許了。我感謝你的盛情邀請。」
戈巴契夫：「但我們仍然向你發出邀請。一旦你得出結論可以訪蘇，我們將隨時歡迎你去。」
鄧小平：「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看來恐怕做不成了，就是台灣問題。調整了與日本的關係，與美國的關係，也調整了與蘇聯的關係。確定了歸回香港，還未到期，但也確定了。這是對外關係問題。對內的參與，確定了基本路線，四個現代化這件事。一個政策，就是改革開放政策。四個堅持。還沒有能夠實現的，就是廢除終身制度。這個沒能實現。這是制度上的重要問題。」
領袖晚年，都會留下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人生遺憾，鄧小平也不例外。台灣問題和祖國統一大業，毫無疑問就是鄧小平晚年留下的最大遺憾。在85歲高齡的時候，鄧小平已經預見自己很難看到台灣回歸祖國的日期了。在這次談話中，他清楚地表達了自己的晚年遺憾。
「解決台灣問題就是兩隻手，兩種方式都不能排除。力爭用右手爭取和平方式……實在不行，還得用左手，即軍事手段。」
新中國成立前後，由於國民黨當局逃往祖國寶島台灣，再加上一些歷史的原因，使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台灣，被人為地與祖國大陸分割開來。
為解決這一問題，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就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方案和設想，其中就包括「第三次國共合作」、「和平解決」等設想。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國共兩黨沒有能夠進行第三次合作，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設想成為泡影。尤其到了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更沒有和平解決的可能性，海峽兩岸的軍事對峙長期存在。但是，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從解決台灣問題的實際出發所作出的一些設想和探索，所提出的若干帶原則性的意見，為後來「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作了思想先導。
鄧小平作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參與了解決台灣問題的眾多核心決策。
隨著中美關係的解凍和「文化大革命」的結束，解決台灣問題被提到重要的議事日程。
1978年1月7日，鄧小平會見了美國國會議員團。談到台灣問題時，他打著手勢，果斷地說：「解決台灣問題就是兩隻手，兩種方式都不能排除。力爭用右手爭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一點。實在不行，還得用左手，即軍事手段。我們在這方面不可能有什麼靈活性。要說靈活性，就是我們可以等。」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面對新的國內國際形勢，為黨和國家提出了新的歷史任務。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思路和方案，也進入了歷史的新階段。這一歷史進程，一直是在鄧小平的領導和主持下進行的。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這份文告感情真摯，言辭懇切，且字字句句都有千斤分量。它的開頭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台灣同胞：
今天是1979年元旦。我們代表祖國大陸的各族人民，向諸位同胞致以親切的問候和衷心的祝賀。
昔人有言：「每逢佳節倍思親」。在這歡度新年的時刻，我們更加想念自己的親骨肉——台灣的父老兄弟姐妹。我們知道，你們也無限懷念祖國和大陸上的親人。這種綿延了多少歲月的相互思念之情與日俱增。自從1949年台灣同祖國不幸分離以來，我們之間音訊不通，來往斷絕，祖國不能統一，親人無從團聚，民族、國家和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損失。所有中國同胞以及全球華裔，無不盼望早日結束這種令人痛心的局面。
這份《告台灣同胞書》宣布了中央政府爭取和平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闡明實現中國統一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希望台灣當局以民族利益為重，對實現祖國統一的事業作出寶貴的貢獻。在解決統一問題的方式方法上，則提出了較為靈活的意見：
我們殷切期望台灣早日歸回祖國，共同發展建國大業。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已經表示決心，一定要考慮現實情況，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台灣各界人士也紛紛抒發懷鄉思舊之情，訴述「認同回歸」之願，提出種種建議，熱烈盼望早日回到祖國的懷抱。時至今日，種種條件都對統一有利，可謂萬事俱備，任何人都不應當拂逆民族的意志，違背歷史的潮流。
這份《告台灣同胞書》，充分表達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台灣問題上的意見。
就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當天，全國政協專門就此舉行了一個座談會。鄧小平在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指出：「今天是1979年元旦，這是個不平凡的日子。說它不平凡，不同於過去的元旦，有三個特點：第一，是我們全國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了;第二，中美關係實現了正常化;第三，把台灣歸回祖國、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提到具體的日程上來了。」
1月2日上午，鄧小平以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會見由民主黨眾議員托馬斯·路·阿什利率領的美國眾議院銀行、財政和城市事務委員會訪華團。在談到有關台灣前途的問題時，鄧小平說：「解決台灣歸回祖國，完成國家統一的問題，是中國的內政。我們對台灣問題的解決是採取現實態度的。1月1日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告台灣同胞書》，表明我們的態度是真誠的，是合情合理的。」
這之後，鄧小平不斷地向國內外朋友和各界人士闡述中國中央政府在台灣問題上採取的這種「合情合理的現實態度」。
1979年1月底，鄧小平啟程訪問美國。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訪問美國。在美國期間，鄧小平一再申明，中國希望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因為這對國家、對民族都比較有利」。
1月30日，鄧小平在美中人民友好協會和全美華人協會為他舉行的招待會上說：「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後，台灣歸回祖國、和平統一祖國的問題，有了更好的條件。」他表示：中國政府在解決台灣問題的時候，「一定會考慮到台灣的現實，重視台灣人民的意見，實行合情合理的政策。統一祖國是全體中國人民、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共同願望。我們關懷台灣同胞，寄希望於台灣廣大同胞。我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希望台灣當局以民族大義為重，正視現實。這樣，台灣回歸祖國就能夠比較順利地實現。」
鄧小平在向美國參、眾兩院的議員解釋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時，說：「我們不再用『解放台灣』這個提法了。只要台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裡的現實和現行制度。」「我們一方面尊重台灣的現實，另一方面一定要使台灣回到祖國的懷抱。在尊重台灣現實的情況下，我們要加快台灣回歸祖國的速度。」
儘管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但由於美國的干涉，解決台灣問題的最大障礙卻在美國方面。因此，中美關係中的核心問題也是台灣問題。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時，美國政府宣布與台灣斷交、廢約、撤軍。但在1月26日，美國總統卡特卻提出《與台灣關係法》議案，美國國會眾、參兩院分別於3月28日和29日予以通過。4月10日，經卡特簽署，《與台灣關係法》生效。《與台灣關係法》稱：「美國作出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決定是以台灣的前途將以和平方式決定這種期望為基礎的;凡是企圖以和平以外的方式來解決台灣問題的努力，都將會威脅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引起美國的嚴重關注。」並提出要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使之「保持抵禦會危及台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的任何訴諸武力的行為或其他強制形式的能力」。這個法案，繼續將台灣當作「國家」對待，違反了中美兩國建交時雙方同意的原則以及美方的承諾，是對中國內政的公然干涉。
鄧小平對此迅速作出反應。4月19日，他在會見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訪華團時說：中美兩國關係能夠正常化的政治基礎，就是承認只有一個中國。現在這個政治基礎受到了一些干擾。對你們國會通過的《與台灣關係法》，中國是不滿意的。這個法案最本質的問題，是實際上不承認只有一個中國。法案的許多條款還是要保護台灣。美國認為保護台灣是美國的利益，還說要賣軍火給台灣，包括一旦有事美國還要干預。所以說，這個法案實際上否定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政治基礎。我奉勸美國朋友注意這個問題，這樣的事情不能幹了。
在鄧小平的主持下，中國共產黨審時度勢，一方面實行改革開放、加快經濟發展的政策，另一方面為完成祖國統一大業，逐漸醞釀解決台灣問題的科學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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