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過無數文獻之後，不出意料，我們發現，西方世界第一本主要討論中國的書，不僅模糊，而且問題百出。據我們所知，馬可波羅的《寰宇記》（或稱作《馬可波羅遊記》，簡稱《遊記》），是1298年他在獄中或遭軟禁時，向一位名叫魯思梯謙的人口述而成的。此書主要描述馬可波羅1271至1295年間周遊亞洲的過程。書中特別著墨1275至1292年間，波羅住在中國並為蒙古皇帝忽必烈汗工作的經歷。書中摻雜了待證實的事實、信手得來的資料、誇大的說法、虛偽的言詞、口耳相傳的故事以及不少全然的虛構。同樣情形其實發生在本書之前與之後許多作品裡，但是波羅的書卻與眾不同，因為他是第一個宣稱深入中國的西方人，而他生動的描述也使西方讀者印象深刻，至今無法磨滅。

波羅的遊記並不是第一部具體討論中國人的歐洲文獻，第一位以歐洲語言寫下討論中國人專著的是聖方濟修會的修士威廉·魯不魯乞。他1253年受法王路易九世派遣，前往位於中國西北邊界的蒙古都城哈拉和林，企圖說服蒙哥汗參與基督教反伊斯蘭教的大業。雖然魯不魯乞並未親臨中土，他卻利用在哈拉和林的機會，將當地中國人的生活一點一滴地記載下來。魯不魯乞了解，他在蒙古見到的「契丹人」，就是羅馬人所稱的賽里斯人或「絲人」（SilkPeople），因為最好的絲都是從他們那兒來的。他在書中聲明，他有「可靠消息」指出，在契丹可能有一座城，以「銀子做城牆，金子做城垛」。於是他對中國的簡短描述就出來了：

契丹人口不多，他們講話時鼻子重重地呼吸；眾所周知，所有東方人眼睛都很小。無論做什麼，他們的手都極巧，他們的醫師善用草藥，並能根據脈搏精密診斷。但是他們不採尿樣，對於尿液一無所知：這是我親眼所見，因為在哈拉和林就有這種人。他們還有慣例，父親從事什麼行業，兒子也必須繼承衣缽。

魯不魯乞以幾句精確的話，描述他對中國書法和紙錢的觀察：「契丹人的貨幣是紙錢，長寬有如手掌，上面以印子打了線條。他們以類似於畫筆的刷子寫字，把幾個字母寫成一個字形，構成一個完整的詞。」

在書中其他部分，魯不魯乞對某些資料明顯存疑。他提到一個故事，說在契丹東部，有一種矮小的長毛怪物，住在「高聳的山岩」間，它們的腿不能彎曲，在遭到浸過酒的誘餌獵捕並刺穿表皮後，滴出的血會形成一種稀有的紫色染料。魯不魯乞兩次聲明，這個故事是一位契丹的僧侶「告訴他的」，他並沒有親眼目睹。此外，契丹旁邊有個國家，任何人只要進去了，就會長生不老。魯不魯乞表示，雖然對方強調這個故事「是事實」，他個人卻「不相信」。魯不魯乞關於亞洲的這些報道雖然頗具價值，結果卻只成了路易王的私人讀物。現在只能找到十三或十四世紀時的三份手稿，而且全部都在英國，這很可能與魯不魯乞同時代的英國人羅傑爾？培根有關；培根為學者兼哲學家，極重視此手稿。不過即使培根留存一份手稿供自己研究，波羅也絕不可能有機會拜讀。

在波羅公之於世的長篇故事中，中國有著仁厚的獨裁統治，幅員廣大，禮儀繁冗，貿易繁榮，高度都市化，商業往來獨出心裁，作戰方式落後。這些記載是真是假，至今仍是個謎。另外兩個問題同樣啟人疑竇：波羅究竟去過中國沒有？他到底是在寫中國還是另外一個地方？還有兩個情況，更增加了這些問題的複雜性。第一，我們對馬可波羅的生活及成長過程所知有限，遠少於歷史上其他有名的作家。第二，儘管他的遊記有不同手稿——自中世紀以來，超過八十種散見於圖書館及私人藏書中，新的手稿還可能陸續出現——我們卻沒有原始手稿，我們只有散佚的原稿的抄本，這些抄本修改後的抄本，以及翻譯和濃縮的版本。我們也不清楚「原稿」的文字。很可能，原稿的文字是威尼斯文或「倫巴底」方言，日後翻譯成義大利式法文，再由此譯成拉丁文。

馬可波羅的身份難以確定，這增加了遊記本身的神秘性。唯一斬釘截鐵足以證明馬可波羅此人存在的資料，是他的遺囑，那是他在1323年1月9日病重時，躺在威尼斯家中，向一個教士及一個公證人口述完成的。這份文件並顯示，馬可的妻子朵娜塔當時仍健在，他的女兒中有三位也在左右，分別是凡蒂娜、貝莉拉及莫蕾塔，而且第三位當時仍未婚。遺囑顯示，馬可雖未極富，卻也小康，這點可從他留給家人及威尼斯宗教團體的遺產中得知。他的社會地位，也在遺囑中的一段話里露出端倪：「同時我解除我的僕人韃靼彼得所有的束縛，猶如我祈求上帝將我從所有的罪行中釋放。我並允許他保有他家中所有勞役所得的財物，此外，我還要贈予他一百威尼斯里拉。」五年後，基於居住時間長久，而且德行良好，威尼斯城決定賦予這位彼得以威尼斯公民所能享有的所有權利。

文件中雖指稱彼得為「韃靼」，並不表示馬可波羅自遠東得到彼得，也不表示彼得有中國人血統。事實上，威尼斯所有奴隸，無論來自黑海或其他地方，都通稱為韃靼。另外兩份法律文件，也略微提到馬可波羅，一份是他弟弟馬費奧的遺囑（他較馬可富裕得多，並任命馬可為財產管理人），另一份是針對一位商人的投訴，因為此人欺騙他，使他失去從半磅麝香中獲利的機會；馬可隨後花錢贏了這場官司。根據這些及其他幾個法律文件，顯示馬可是尼科洛？波羅（卒於1300年左右）之子，並為另一位馬費奧（卒於1318年左右）之侄。儘管有許多學者全力鑽研，這些文件中沒有一份與中國有任何關聯。

因此想要對馬可波羅的生活有所了解，還是必須回到他的書裡面。由於對原稿一無所知，我們只能接受現存最早的版本里序言所說，我們現有的稿子，是1298年馬可波羅在熱那亞獄中向來自比薩的同監魯思梯謙口述完成的。這點相當可信，因為在十三世紀末期，比薩和馬可波羅的故鄉威尼斯都曾和熱那亞交戰，熱那亞人通常將戰俘扣留在熱那亞一段時間，或是等待贖金，或是經由外交管道，以交換戰俘。大約在此之前二十年，一位來自比薩的魯思梯謙，正是以講述亞瑟王的傳奇聞名，而馬可波羅的書，在形式和內容上和這類傳奇正多所雷同。一般的論斷是，亞瑟王傳奇和馬可波羅遊記的作者，就是同一個人。

馬可波羅本人很可能文筆流暢，並在經商途中親自進行書信聯絡，但卻從來沒有寫過敘事體文章或旅遊記事，而且在十三世紀末，即使貴族階級，也不普遍識字。馬可波羅的《遊記》有好幾個版本，是以下文作為序言開場的：「尊貴的君主、皇帝、國王、公爵、侯爵、伯爵、武士及市民！還有各行各業的人們，如果希望了解各類不同人種、世界不同地區，就拿起這本書，讓人念給你聽吧。」這種開場白根本就是許多浪漫傳奇小說的直接翻版，也正對讀者及聽眾的胃口。魯思梯謙在記敘時，經常恪守宮廷傳奇應有的格式，而不是我們認為像馬可這種老練的旅行家所慣用的語彙。比如說，馬可波羅在書中，詳細記載了在他的時代遠東發生的戰爭中七場最激烈的戰役，但是對於雄壯軍容及滿坑滿谷的殘肢斷臂，卻草草帶過，流於浮誇、形式化且千篇一律。正如一位十九世紀以研究馬可波羅聞名的學者指出：「很難想像會是由冷靜而內斂的馬可先生，在熱那亞的牢房中踱步，前後七次傾吐出這麼悲壯的戰事，巨細靡遺，並由忠實的代筆人詳細記錄。」

書中曾舉一個例子，講述馬可波羅某次在戰場上的獲勝經驗。較之其他七次戰爭，這次經驗乍看之下明顯較具說服力，因為每處細節都很合理。當時蒙古可汗正在諮詢軍師團，怎樣才能讓屢攻不破的中國城市「襄陽府」投降。可汗的將軍們自認無能，因為襄陽府的城牆厚實，他們無法直接進攻，而城內又可以經由河流繼續運送物資，獲得救援。當時在場的還有馬可波羅、他父親及叔叔。波羅的敘述如下：

接著兩兄弟和馬可先生這兒子發言了，他們說：「全能的君王，我們的隨從中有人能夠製作投石機，投擲出的大石絕對不是守城衛戍所能抵抗，只要投石機開始投射，他們立刻就會投降。」

可汗強烈敦促他們，全速盡力製作投石機。於是尼可和他的弟弟及兒子立刻要求足夠數量並須吻合製作投石機所需的木材。他們的隨從中，有一個德國人和一個聶斯脫利派基督徒，正好擅長此道，他們於是指揮製造了兩三個足以投射三百磅重石頭的投石機……

當這些機關運至軍營時，立刻就在韃靼的歆羨中組裝了起來。容我告訴你吧，機關一旦組裝好，並且上了齒輪，各自就發射了一枚巨石進城。這些石頭衝上建築物，呼嘯著轟隆隆地撞開並且粉碎了一切接觸到的東西。城裡人目睹了這怪異景象，嚇得膽戰心寒，不知道該如何應對……

城裡的人於是投降，並接受了降款：這些全得歸功於尼可先生、馬費奧先生及馬可先生。這真是大功一件，因為全能的可汗又得到了一個最好的城及最好的省，每年的歲貢更因此增加了不少。

史書上對這次事件有著詳細記載。襄陽府——亦即今日位於漢江南岸湖北省的襄陽——根據十四世紀的中國史料，曾遭蒙古皇帝忽必烈汗大軍長期圍困，該城自1268年固守至1273年，它的陷落標示了南宋敗亡的開端。根據中國史料，該城被迫投降，因為忽必烈「自西方請來工程專家，建造出足以投擲一百五十磅重石頭的機器」。

波羅的故事頗有可疑之處。圍城在1273年前就結束了，然而所有證據均顯示，馬可波羅不可能在1274年之前到達中國。另外根據波羅此書的序言，他父親及叔叔在第一次亞洲之旅後，已經自忽必烈的首都哈拉和林折返威尼斯，而他們的這趟東方之旅，至遲應在1266年，亦即遠在圍城開始之前。像是為了解答這個謎題似的，一份早期的手稿，只提到了二兄弟尼科洛和馬費奧，並說他們在可汗圍城三年後提出建議，並監督製造及安置了投石機，終至攻破了城池。這份文稿並沒有提到有兩名西方技師協助投石機的製造與設計。但是我們不能確定，這份手稿遺漏馬可，是因為編寫人知道馬可當時不可能在當地，還是因為這份版本非常接近原稿，而雖然馬可從未說過他曾參與此事，後世編輯卻蓄意將他寫進書中，以使故事更為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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