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敖在《孫中山研究》一書中，聳人聽聞地稱孫中山確實是自己糊塗大意走入使館的。他還利用清代外交官的筆記，稱孫中山為了求饒，竟然跪地申冤，叩頭請求清使館官員寬恕。

《孫中山自歷明證》（1930年初版）中所收孫中山對倫敦蒙難一事之回憶墨跡。

1895年10月26日，孫中山領導興中會在廣州發動第一次反清武裝起義。由於消息敗露，起義被清政府撲滅，革命志士陸皓東等英勇就義。孫中山在河網密布的珠三角地區躲藏幾晝夜後，登上了熟人的小汽船抵達澳門。在澳門，他看到了清政府出價一萬兩白銀的懸賞公告，僅逗留一日便秘密前往香港。在香港，他首先拜訪了老師康德黎請教解決之策。英國人康德黎是孫中山在香港學醫時期的第一位老師。康德黎建議孫中山，馬上去諮詢鄧思尼律師。在鄧思尼的建議下，孫中山搭乘前往日本神戶的輪船，取道橫濱前往夏威夷。1896年6月，孫中山前往美國舊金山。10月，抵達倫敦。

此時，康德黎也已經離開香港回到倫敦家中，孫中山遂成為康德黎家的常客。某日午餐，康德黎提到，清政府的駐英大使館就在附近，問孫中山是否有興趣到周圍走走。此種建議馬上得到康德黎夫人以及另一位老師孟生的否定。孟生告誡孫中山，千萬不要接近清國使館，否則必有麻煩。然而，即使孫中山遠離英國使館，也同樣必有麻煩。當孫中山抵達倫敦時，便已經處在清政府爪牙的嚴密監視之下。清政府僱傭了倫敦史雷特偵探事務所的偵探，密切監視孫中山的一舉一動。孫中山住在哪個旅館，乘坐什麼馬車，每天如何行動，都被偵探記錄在案，及時彙報給清國使館。

10月11日是清政府決定行動的時間。當天，孫中山正準備與康德黎先生到教堂匯合，途中遇到中國人搭訕。孫中山得知其為廣東同鄉後，便沿街漫步與之談話。不久，又有一個中國人過來搭訕，邀請孫中山到他們的「住所」吸菸。孫中山婉言拒絕，此時出現了第三個中國人，強行與孫中山攀談。第一個中國人先行離去，其他兩個中國人不斷糾纏孫中山，並將其引導至人行道邊。此時，街邊的一所房子突然打開門，兩個中國人半開玩笑半強行地將孫中山推入房內。房中等待的，是幾個穿藍袍馬褂的清朝官員。此時，孫中山才明白，這裡是清國大使館，自己被清政府挾持了。

孫中山被關押到了四樓，首先審問他的是清政府駐英國公使館參贊哈里代·馬卡尼。此人實為英人，1858年隨英軍來華，曾任淮軍教習，後以三品頂戴隨郭嵩燾出使英國，對大清忠心耿耿。馬卡尼雖然是英國人，卻蠻橫地向孫中山宣布「這裡就是大清，你現在是在大清。」其後，清國使館翻譯官鄧廷鏗前來，向其宣布：「我們可以在這裡殺你，因為這是大清，在使館裡沒人能干涉我們。」當然，鄧廷鏗又明確告訴孫中山，不要幻想英國政府能夠出手相救。大使館不會按照正式手續引渡孫中山。

孫中山想盡一切辦法想逃脫。首先，他將希望寄托在前來打掃衛生的英國僕人身上。10月11日，他寫了便條，先後請兩位僕人送到老師康德黎的府上，並給了他們金幣作為小費。然而，兩個僕人無一例外地都將紙條交給了清使館官員。孫中山十分絕望，又利用小紙片呼救，試圖用硬幣包裹投出窗外，引起行人注意。這些小紙片同樣被清使館人員拾獲。孫中山是基督教徒，此刻只有向上帝祈禱一途。10月16日，他祈禱之後，向一個僕人科爾懇求，說自己是一名基督徒，受到清朝政府迫害，稱此刻的生命掌握在科爾的手中，希望他看在上帝的面子上幫他給康德黎送信。孫中山給予科爾20英鎊的報酬，並許諾獲釋後給予巨額回報，終於打動了科爾，同意幫他通風報信。孫中山在名片的背面寫下：「禮拜天我被綁架到中國公使館，並將從英格蘭偷運到中國去處死，懇求趕快救救我！」

經各方營救、新聞界施壓，10月23日下午4點30分，孫中山在被囚十二天之後，終於走出清國大使館，重新獲得自由。守在門口的記者如潮水般涌過來，讓孫中山唯恐避之不及。隨後，孫中山接受各大媒體採訪，揭露事實真相。事隨著路透社的電訊被傳向世界各地。歐美、中日報章競相報道，成為一個爆炸性的世界級新聞。這些報道在海內外引起了轟動性效應，讓許多西方人了解到了清政府愚昧落後的現狀，對孫中山的革命事業產生了同情。這些報道也使國人重新認識了孫中山。通過媒體的報道，國人看到了一個既了解西方先進知識又具備剛毅冷靜品格的孫中山。由此，更多的人開始了解孫中山其人其事，並對其革命事業產生

與紀念活動相配合的，是歷史學家的書寫。隨著孫中山被尊為「國父」，孫中山被人引誘進入清政府使館的事實，逐漸變成孫中山自己走進使館向清政府宣傳革命。此種書寫真正的始作俑者是國民黨黨史系統的骨幹羅家倫。羅家倫在1930年出版的《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史料考訂》中稱：「我以為從逸仙先生勇往無前的性格推論，或許他當時是自動進使館去宣傳主張，集合同志，窺探虛實……這也是一件大可以彰顯孫逸仙大無畏精神的事。」至於孫中山在《倫敦蒙難記》中親口承認被誘騙，羅家倫解釋為孫中山這樣寫主要目的是為了暴露清政府的罪惡和愚昧。孫中山早年的革命盟友陳少白，在1935年出版《興中會革命史要》，亦稱孫中山親自與他說，曾公開改名換姓到使館去宣傳革命，因對方懷疑而被捕。這些觀點，基本都是出於為尊者諱的態度。由於孫中山的地位，也罕見後世學者反駁。

幾十年後，隨著國民黨已經快成為「死老虎」，在海峽對岸出現了另外一種醜化孫中山的說法。李敖在《孫中山研究》一書中，聳人聽聞地使用了《孫中山向清吏下跪求饒》的標題。他利用清政府方面的彙報資料，稱孫中山確實是自己糊塗大意走入使館的。他還利用清代外交官的筆記，稱孫中山為了求饒，竟然跪地申冤，叩頭請求清使館官員寬恕。然而，李敖所依靠的史料，只是一些野史筆記和轉錄的道聽途說之詞。所謂孤證不立，利用野史卻言之鑿鑿宣稱自己發現了新大陸，絕非嚴肅客觀的態度。羅家倫等人的研究，雖然不無宣傳目的，但也僅僅是一種謹慎的推論，李敖則完全是別有用心地將反感國民黨的怒火殃及孫中山，實際類似於小報記者的行徑。幸運的是，李敖的謬說，近年來已經被嚴肅的史學家黃宇和、周楠本等利用中外檔案多方考證，徹底否定。

孫中山去世後，被國民黨奉為「國父」，開始具有神聖的地位，倫敦被囚事件也具有了耶穌被釘十字架般的偉大意義。1928年9月，上海市黨部一干國民黨黨員將10月11日定為「總理倫敦蒙難紀念日」，並奏請中央核准。1929年10月，中央黨部將此紀念日推廣向全國，要求每年的10月11日，各地高級黨部召集全體黨員舉行開會紀念，民眾團體需派代表參加活動。紀念大會的主要宣傳點應該包括：「(一)、總理初次失敗後中國的環境及當時革命勢力的情形；(二)總理在倫敦蒙難的經過；(三)總理倫敦蒙難記的要點。」「總理蒙難紀念日」這個重要節日，紀念活動一直持續到抗戰爆發。抗戰時期國家幾乎快要被日本滅亡，「總理蒙難」與之比起來已經是小巫見大巫，遂不了了之。

當年囚禁孫中山的清使館舊址，作為國民政府駐倫敦的公使館，也被國民黨打造為朝聖之地。國民政府將囚禁孫中山的四樓保持原樣，不惜金錢從利物浦將當年的桌椅家具收購回來，甚至找到了當年孫中山求救的名片陳列於室內。據時人記載，在正中牆壁上，掛著孫中山的遺像，其上是國旗和黨旗。再往上是汪精衛題寫的「孫中山先生倫敦蒙難紀念室」。從當時的報刊雜誌上看，直到1948年仍有作者發表瞻仰紀念室的遊記。

的輿論宣傳作用，遂開始寫作倫敦被囚的回憶錄，用於革命宣傳。在康德黎的幫助下，孫中山用英文將此次經歷寫成《倫敦蒙難記》，於1897年1月在英國首都倫敦和英格蘭西南的近海城市波里斯托爾出版發行。然而，此書作為一種輿論造勢和宣傳文本，帶有一定的目的性，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改寫情況。

據學者周楠本考證，書中孫中山本人的求救信便與實際情況不盡相同。最原始的求救信稱：「禮拜天我被綁架到中國公使館，並將從英格蘭偷運到中國去處死，懇求趕快救救我！」「懇求趕快救救我！」實際是一種渴望生還的呼救，更能體現孫中山當時惶恐緊張恐懼的心情。然而，孫中山為了維護自尊，刪去了此語，塑造出一種雖被囚困仍處變不驚、沉著冷靜的堅毅的自我形象。

另一個地方是有意隱瞞了部分史實。孫中山在書中，記錄了自己曾投身信仰君主立憲的「少年中國黨」的歷史，稱曾經糾集全體黨員向清政府聯名請願上書請求立憲，但被清政府駁斥。孫中山亦稱自己在澳門加入此黨，更是子虛烏有之事。孫中山後來承認，自己之所以刻意迴避自己激進的革命立場，系認為英國人具有保守主義性格，崇尚和平政變不流血的傳統，如果談太多激進革命，無疑會給英人以暴徒的印象。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孫中山如果承認每次都以香港作為武裝起義的跳板，無疑會引起英國政府的干涉，妨礙日後革命事業的進行。民國元年，商務印書館將此書翻譯出版，定名為《倫敦蒙難記》。由於此書在國內廣為流傳，反對派則將這段歷史拿出做文章，稱孫中山曾是保皇分子。1918年，孫中山護法失敗後在上海閒居，撰寫《孫文學說》一書，在第八章公開聲明，承認在《倫敦蒙難記》中為博得英國同情，虛構了參加立憲活動的事實。然而，此書對他而言已經是過去時，始終沒有對原書進行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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