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人論及鄭成功時，有將他與諸葛亮、岳飛相提並論之說。這種比擬雖然有點牽強，但他們三人之間，確有許多共同之處，特別是氣節情操，簡直如出一轍。論武德才略，鄭成功以一介書生，能獲數十萬之眾，僅憑兩座孤島，高舉反清復明大旗十多年，且直搗清軍腹地南京城下，攪得清廷手足無措，與當時的文臣武將、抗節義士相比，不知勝過多少倍。

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鄭成功身上，也存在著許多缺憾與不足。比如《海上聞見錄》說他「用法峻嚴，果於誅殺，於是人心惶懼，諸將解體」。鄭成功的最大失誤，就是性格暴躁，遇事衝動，感情用事，誅殺過寬、過嚴、過酷、過濫，「英邁果斷有餘，而豁達恢宏不足」。鄭成功終其一生，歷經大小戰役百餘次，誅怯斬敗的次數自然很多，有的是非殺不可，但動輒誅殺全家，特別是對那些不服征輸抗拒的城寨屢施屠戮，當屬擅殺之過。

他犯下的第一件誅殺大錯，便是殺死鎮將施琅的父親施大宣、弟弟施顯等人。施琅有過在先，但也罪不至死，更沒有嚴重到累及家小的地步。施琅幸得副將吳芳藏匿幫助，才逃得一命。吳芳包庇施琅脫命，鄭成功將他妻子等五人殺掉。

施琅逃脫後選擇人生的方式，並不一定非投降清軍不可，這一所為自然是他人格的缺失，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鄭成功逼迫的結果。鄭成功追緝施琅未果，當即頓足嘆道：「吾不幸結此禍胎，貽將來一大患。」事實也是如此，施琅原為鄭軍先鋒，對鄭成功的用兵布陣了如指掌，投降清軍後多次與鄭軍交戰，給鄭成功帶來了一次又一次麻煩。而鄭成功卒後二十一年，正是施琅釀出鄭氏三世滅國之禍——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施琅親率水師東征台灣，在澎湖海戰中殲滅鄭軍主力，迫使鄭成功之孫鄭克塽投降。

就以鄭成功因長子與四弟乳母私通生子受騙，遣使誅殺妻子董夫人及鄭經等人而言，也有不分輕重、意氣用事之嫌，結果造成部屬藉故抗命，不與台灣往來，使得鄭氏集團內部不和，出現前所未有的裂痕與危機。

受鄭成功人格魅力吸引及反清復明旗幟感召，不少清軍將領（自然也是漢人）歸附來降，鄭成功對他們總是「投之以重賞，羈之以厚爵」。同時，也有十多員鎮將以上將領因鄭成功御將失當、情事所激而投奔清廷，這些叛將對鄭成功的進取造成了極大損害。

永曆十年（1656）六月，海澄守將黃梧因受鄭成功斥責，心懷不平，又以軍法苛嚴為懼，心生異志，裹脅副將蘇明、知縣王士元降清，損失「糧粟二十五萬石，軍器、衣甲、銃器無數」。海澄是金門、廈門兩島的外圍據點，黃梧叛鄭，不僅損失糧草軍械無數，更重要的是，金、廈兩處基地失去了一道有利的保護屏障。此後，黃梧又向清廷獻計，直接導致鄭家祖墳被掘，鄭芝龍等十一人被殺，鄭氏家屬流放寧古塔。

永曆十五年（1661）七月，投降鄭軍的原清朝漳州知府房星燁復叛入京。房星燁在鄭軍中擔任要職七八年之久，對金門、廈門兩島情形了如指掌，叛鄭後向清廷進言，將沿海居民遷居內地，不許寸板下海，給鄭軍給養及海上活動帶來極大困難。

永曆十六年（1662）三月，駐守南澳的鄭軍老將陳豹因清軍施以反間計，鄭成功輕信讒言，誤生猜疑。陳豹遭受鄭軍夾擊，投清前不禁悲憤地哀嘆道：「此乃藩主相逼，自壞長城半面，非本爵背恩而去。」

正是這些與生俱來的性格缺陷，難以避免的內在弱點，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鄭成功反清復明大業的順利發展。但這並不影響他的崇高偉岸，他是一個平凡的常人，並非不食人間煙火的神靈，這些弱點與缺憾，反而將他的英雄形象襯托得更加真實而豐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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