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古典文學專家孫次舟發表論文，指出：屈原是同性戀者，當時遭到學界圍攻。朱自清請來楚辭專家聞一多主持公道，聞一多給了孫次舟4個字：「完全正確」。不止孫聞兩位，後來的許多大人物老師，都通過考證證實了屈原的同志身分。梁啓超的學生、費孝通的老師潘光旦，曾寫過《人民的詩人屈原》的那位潘光旦，也這麼說過。在潘光旦所譯靄理士《性心理學》的附錄中，就有這樣的文字：「《離騷》、《九歌》、《九思》、《遠遊》、《卜居》、《漁父》等詩，都可看作他與楚懷王的愛情由親密到疏遠過程的藝術記錄。」
說他的投江乃是因為政治理想不被昏君接受並遭人陷害所致。其實這種解釋似嫌牽強。屈原時代，仁人志士就跟今天的職業經理人一樣，「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楚王不理，大可投奔秦王去，犯不上尋死覓活的。那時從一個國到另一個國，比今天福州人去深圳還容易，連個通行證都不需要。
想想屈原老師，滿懷的政治抱負不得實現，以死明志，最後被孫次舟老師聞一多老師扣上一頂「同志」的帽子，許多人就覺得屈原老師像是又死了一遍。
其實沒那麼嚴重，中國古人並不歧視也不忌諱同性戀，屈原老師自己就很公開。那篇經典情詩《少司命》據說就是獻給他所愛戀的楚懷王的，詩人自比為「美人」，「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滿堂啊都是美人，你卻獨獨跟俺啊眉來眼去。這叫自爆緋聞。「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這句「千古情語之祖」，壯懷激烈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屈原得到同志愛的喜悅之情。
現在看來，應該說，屈原是個「愛君愛國」的詩人，比較恰當。屈原跟靳尚之間的爭鬥，或是情敵之爭。
1999年，香港的同志們曾發起請願，要求把端午節改為「同志節」，未果。
屈原（約公元前339～278年）是中國第一位偉大的詩人，為楚辭體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著名長詩《離騷》「可與日月爭光」，其它作品如《抽思》、《思美人》及短辭《桔頌》等，也都是中國文學的瑰寶。
除了文學上的貢獻與成就外，屈原也是深受平民愛戴的形象，這麼一位重要的歷史人物使人覺得歷代史學家們肯定已對他大書特書。奇怪的是，屈原的故事歷來為正史所不齒，楚國及春秋戰國的典籍均不見記載，直到漢代忍辱受閹的司馬遷首次將屈原的傳說編入《史記》，他的生平才受到披露。但此後史學界對他又有所冷落。東漢班固在《漢書》中批評屈原的「露才揚己，怨懟沉江」為「不合經義」，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對他更是隻字不提，直到宋朝王逸作《楚辭章句》，將屈原的形象理想化與聖潔化，附應了當時「忠君愛國」的儒學思朝，於是端午祭日和龍舟競水等風俗也應運而生。可見民間所傳說的屈原，是已經被後人大大地加工過的。
1944年9月，著名古典文學專家孫次舟教授在《中央日報》發表文章《屈原是文學弄臣的發疑》，指出了屈原的同性戀者身份，在當時文壇引起一片譁然，並遭到多人圍攻。孫次舟又撰文《屈原討論的最後申辯》，堅持自己的觀點。作家朱自清同情孫次舟的觀點，並請出著名詩人、楚辭專家聞一多教授主持公道。聞一多次年在《中原》雜誌發表《屈原問題》，肯定了孫次舟對屈原的發疑是楚辭研究的重大發現：「孫次舟以屈原為弄臣，是完全正確地指出了一椿歷史事實……」聞一多進一步闡明了此說的歷史背景和文化意義：在科舉尚未施行的戰國時代，文學家沒有獨立的社會地位和生存條件，他們只有依附於當時的國君與貴族才能生存，即成為「文學弄臣」。當時各國間戰事頻繁，「忠君」遠非時尚，「朝侍楚君，暮為秦僚」並不會招致非難，即使象提出「忠」與「孝」的孔子本人也頻繁地周遊列國，並不因不能專事魯君而自愧。再說戰國時代盛行崇尚男風，人們並不以此為慚，所以屈原在詩歌中自稱「美人」，對自己的儀表多有誇耀，在詩句中對同性愛情作大膽表白，並不出奇。
另外，在同性戀關係中，屈原應該是女方。（男角色是：1，女是角色是：0）他應該是0，他總是自比美人；他曾稱楚懷王為「靈修」，而「靈修」據專家說就是女子對戀人的專稱。首先聲明，發此文並無對屈原的任何不敬之意，只是因為看到貼吧上的爭論，於是引了一篇在網上比較好找的文章，希望能更公正的看待屈原這個人物，並且身份地位也不能影響這位詩人的偉大，何況歷史本就是人為雕飾過的，傳統的儒道思想的確限制了歷史一定程度上的公正，雖然下文不一定就是真正的歷史事實，其中許多歷證也有待探討，但偏信則暗，希望能有人耐心讀下眾家之言，另外文中提到的聞一多所寫的「屈原問題」其實比下文立場更為客觀，有興趣可找來一讀，其實我同意文中所說屈原的身份，但並不認為「離騷」是同志文學。最後重申，絕無不敬之意，請不要隨便罵人。－－引者按
屈原的故事由於記載的間斷而有失真實，但根據有限的史料還是不難構築其生平。他盛年時丰姿秀美，才華超群，深得楚懷王的寵信，除了任官三閭大夫以侍奉內庭外，還被委以外交重任。後來由於列靳尚之流爭寵於楚懷王，中傷屈原。屈原清高的人品使他難以隨波逐流，以致哀怨難平，憤而投入汨羅江。
屈原的作品是其情懷的最好寫照，請看他在《抽思》中的表露：
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為期。
詩人與懷王以身相托，兩情相怡，與後來女詞人朱淑真之「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之表達同出一轍。然而，懷王的移情使詩人哀傷不已：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眾女嫉余之娥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
靈修是古時女子對戀人的專稱，屈原以此稱呼楚懷王，同性間之愛情已一目了然。「浩蕩」其愛在今日看來就是指有多個性夥伴，再賢明的大臣也會認為國君如此乃是天經地義，屈原更沒有理由對懷王的「濫交」感到憤憤不平。宮中之女並無政治權力，應該說與屈原不會有政治上的利害衝突，但她們嫉妒詩人的美貌，為爭寵於楚懷王而不惜對詩人造謠中傷，可見屈原與懷王之間並非一般的君臣關係，而是帶有性愛的成份。待到屈原後來創作《離騷》時，盛年已過，色衰而愛弛。
泊余若將弗及兮，恐年歲之不我與。朝搴仳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湮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這裡是詩人對昔日風華的懷念與對青春逝去的哀嘆。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
屈原怨懷王移情別戀，其無奈之感與梅妃怨唐明皇別情楊貴妃一般。京劇大師程硯秋演《梅妃》，唱詞有「初不信水東流君王他薄倖，到如今方知道別處里恩新」，言辭雖異，表達的卻是同種哀怨。雖然懷王能「浩蕩」其愛而無所顧忌，屈原對懷王的感情卻一往情深：
闔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詩人仍是情深意篤，但一廂忠貞卻無以抒發，而清高的個性又使他不屑捲入爭風吃醋、爾虞我詐的宮幃之角，終於受到排擠和放逐，以致積鬱難平，投江而死，寫下了中國文學史上光輝而悽美的一頁。
屈原作為男寵與文學弄臣的史實至今鮮為人知，即使這份披露也會超出許多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但理想化的屈原本來就是人為地雕鑿起來的。去掉這些粉飾，真正的屈原仍是一位值得同情的歷史人物，更毋寧提他在文學史上的卓越地位。可以說，如果他沒有經歷愛情上的重大挫折，那麼《離騷》又會從何而來呢？比如很多學者認為屈原的學生宋玉把楚辭體推向了顛峰，但這只是從創作形式上作比較。宋玉養尊處優，其作品曲盡幽意，雖是玲瓏剔透，令人玩賞不已，但華麗之餘卻是清勁深遠不足，在氣勢上還是比不得其師屈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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