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永遠的傷痛：義和團是正義愛國還是愚昧誤國？

義和團資料圖

風暴初起

義和團運動興起的背景十分複雜，但最根本、直接的原因則是「反洋教」。洋教是指西方傳來的基督教。從康熙晚期到鴉片戰爭前，清廷一直實行禁教政策。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在列強的壓力下簽訂不平等條約，被迫同意解除教禁。傳教士以船堅炮利為後盾，紛紛來華傳教。很明顯，這種傳教的實質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但為了傳教的策略需要，教會在中國創辦了不少以傳播現代自然科學知識為主要內容的學校、醫院和報刊雜誌，對現代科學知識在中國的引進和廣泛傳播，對中國的現代化確實又起了重要作用。不過，隨著越來越多的傳教士深入內地鄉村建堂傳教，農民與教會的衝突日益激烈，屢屢發生各種「教案」。反洋教既有文化上的衝突，更有實際利益的衝突。這樣，文化衝突與民族矛盾交織一起，終於興起聲勢浩大的反洋教運動。

義和團成員

據統計，從19世紀60年代到19世紀末，全國發生大小教案八百餘起，其中較大的有「天津教案」「長江暴動」及四川余棟臣起義等。其發動與參與者有地方官員、土豪鄉紳、普通農民、民團會黨、城市貧民、流氓無產者……十分複雜，規模越來越大，手段越來越激烈，但基本訴求仍是「崇正避邪」「忠君衛道」的封建性。

義和團運動於90年代後半期起源於山東和直隸，以「練拳」為名組織起來，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東冠縣梨園屯拳民起義，使義和團運動迅速興起，從山東發展到直隸，並於1900年夏進入北京天津。義和團的口號雖不統一，但主要是「順清滅洋」「扶清滅洋」「助清滅洋」，並明確表示「一概鬼子全殺盡，大清一統慶昇平」，愛國性與封建性混為一體。對一切與「洋」有關之人和物，義和團則極端仇視，把傳教士稱為「毛子」，教民稱為「二毛子」，「通洋學」「諳洋語」「用洋貨」……者依次被稱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統統在嚴厲打擊之列。

日本插畫：騎兵與清兵、拳民作戰

秘密宗教和民間文化是義和團組織、發動的重要工具。流行鄉間的小說中的人物和戲曲中的角色如關雲長、姜子牙、黃天霸、孫悟空、豬八戒、二郎神、樊梨花等，都成為義和團所信奉的新神的共同來源，秘密宗教與民間文化就這樣緊密結合起來。教門首領的降神附體、撒豆成兵、呼風喚雨、畫符咒水等「邪門歪道」與農民大眾的迎神賽會、祈豐求子、祛災祈雨等漸漸融合。而義和拳的拳師們吸取了地方文化中不同來源的多種因素，如降神附體、刀槍不入、喝符念咒、治病祛災等。這些招術為廣大農民熟悉，極易為他們接受。而與以前各種秘密宗教非常重要的不同一點是它降神附體的群眾化，即不單是教門首領有權躬代神位，所有練拳者只要心誠都可祈神降身，保證自己刀槍不入；而且，這些神都是歷史上流傳已久、為廣大農民喜聞樂見的英雄好漢而不是一般宗教所獨尊的神祇。這些都使義和拳的感召力更強，更易發動。在義和拳的傳播過程中，民間社戲也起了重要作用，義和團的不少神祇都來自這些社戲，許多拳民自稱關公、張飛、趙雲、黃飛虎……當拳民被某神附體時，其行為便與他所看到的戲台上的這個角色的動作一樣，在言語上摹仿戲上的說白，行動摹仿戲上的台步，狀甚可笑。難怪陳獨秀當年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即稱「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中國戲，乃是造成義和拳的第四種原因」。

總之，社會的動盪、利益的衝突、文化的碰撞、天災不斷和民間宗教、文化間的互相作用，使義和團在華北地區迅速發展。

「撫」「剿」之間

面對如此巨大的社會運動，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竟沒有一個明確、統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級官員自行決定。由於中央官員內部和地方各級官員對義和團的態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對，中央政府也深受影響，搖擺不定，時而主剿，時而主撫，但總的傾向是主撫。而最終決定明確支持義和團，則是要利用義和團根絕維新隱患。

甲午戰爭中國的慘敗使國人深受刺激，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提出「借法自強」，要學習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先進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改造中國，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上演了「百日維新」的活劇。變法必然觸及守舊者的利益，以慈禧為代表的頑固派為了保住自己的權位，發動戊戌政變，維新六君子被殺，康、梁在外國使館人員的幫助下逃往海外，支持維新的官員受到嚴厲處置，光緒皇帝被囚禁瀛台，「維新」失敗，中國社會和歷史嚴重倒退。為了根絕隱患，慈禧等守舊派決定廢除光緒，另立新君，但這一計劃遭到西方列強的強烈反對而未能實現。對守舊派來說，光緒的存在確是潛在的巨大威脅。他們知道自己沒有力量，便想依靠義和團的「民心」「民氣」，同時又相信義和團的各種「法術」真能刀槍不入，打敗現代化武器裝備的洋人，於是決定用義和團來殺滅「洋人」，達到廢立的目的。而義和團本身的封建性、落後性，也為這種利用提供了基礎。

由於有了政府的明確支持，義和團情緒高漲，迅速向更極端、更非理性的方向發展，對傳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殺。1900年春夏義和團進入京津後，情形更為恐怖，許多傳教士和外國人、中國教民被殺，甚至「夙有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嬰兒生來迎月者亦殺之，慘酷無復人理」。他們要消滅一切帶「洋」字的東西，鐵路、電線、機器、輪船等都在搗毀之列，因為「機器工藝」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有用洋物者「必殺無赦，若紙菸，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曾有學士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支，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並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對開明官紳、維新派人士，義和團更是明言打殺，要「拆毀同文館、大學堂等，所有師徒，均不饒放」，明令要「康有為回國治罪」，在一些頑固派的指使下還一度沖入宮禁要捉拿光緒皇帝，外國使館和外交人員自然受到威脅。在這種情勢下，西方列強以「保護使館」的名義組成「八國聯軍」發動又一次侵華戰爭。

這時，清政府必須對是和是戰做出正式決定。清廷從6月16日到19日連續召開四次御前會議，討論和戰問題，主戰、主和兩派進行了激烈辯論。主和的有許景澄、袁昶、徐用儀等，得到光緒皇帝支持，主張鎮壓義和團，對外緩和；主戰的有載漪、剛毅、徐桐等，實際上以慈禧為首，主張支持義和團，對外宣戰，首先攻打使館區。對此，曾任駐外大使多年的許景澄認為萬萬不可，痛勸說鬧教堂、傷害教士的交涉一直都辦過，但如果傷害外國使臣，毀滅外國使館，「則情節異常重大，即國際交涉上，亦罕有此種成案，不能不格外審慎」。結果當然是主戰派勝利，主和派認為中國大難將至，光緒與許景澄等三人在廷上團聚共泣，卻毫無辦法。許景澄等五名主和大臣不久被清廷處死。6月19日清廷決定「向各國宣戰」，給北京義和團發放粳米二萬石、銀十萬兩，並命令清軍與義和團一同攻打使館區，義和團更加鬥志昂揚。經過兩個月的激烈戰鬥，中方終因武器落後而不敵八國聯軍，義和團所有的神功怪術在現代化的槍炮面前統統失靈，北京城於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攜光緒等向西倉皇出逃。就在八國聯軍血洗北京、殘酷屠殺義和團團民之時，西逃途中的慈禧已開始與列強議和。為儘快與列強達成和議，清廷從9月7日起連續發諭，下令剿殺義和團：「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剷除不可。」經過清政府地方官的嚴剿，一些零星小股義和團也被最後撲滅。

義和團成員

愛國與誤國

義和團反侵略鬥爭無疑是正義的，但其社會政治訴求卻非常落後，反對社會發展，阻擋歷史進步。建立現代化的經濟、政治、社會制度，實現現代化轉型，是近代中國的歷史主題。義和團排斥、反對乃至仇視一切現代文明，堅決反對現代化，與現代化這一歷史主題背道而馳。這種仇視當然事出有因，如中國文化中「華夏中心」、盲目排外的傳統，更有近代中國屢受「洋人」侵略的背景。不過唯其如此，使人更感「戊戌維新」的難能可貴。

一則法國報紙報道中國拳民拆毀鐵路的消息，刊於1900年6月

維新運動的直接動因是中國在甲午戰爭中被明治維新的日本打敗，使先進的中國人深受刺激，認識到只有向日本那樣「維新」才是中國的出路，中國才能強大。他們不因日本侵略中國、殘酷屠殺國人而反對「維新」，怒斥「維新」的種種不是，反而明確提出要學習敵國日本的「維新」，這不僅需要冷靜的理性，更需要極大的勇氣。因為維新派提出向敵國學習，承認敵國的社會政治制度優於被侵略的祖國，很容易被指為「漢奸」「媚敵」「賣國」，所以只有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那樣有膽有識者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甲午戰敗後提出「借法自強」。

而義和團運動則明顯是維新運動的反動，因此才能被以慈禧為首的封建統治者中最愚昧、頑固、落後、守舊者所利用，成為他們手中反對社會進步的工具。而且，正由於義和團非常正義，所以更容易極端、過激，而批評者對種種危害不淺的極端、過激行為甚至無法啟齒，因為這種批評很容易被指為站在正義的對立面。義和團運動表明，民眾的保守情緒與統治者的保守思想一旦結合起來，後果是非常可怕的。義和團的悲劇說明，僅有正義遠遠不夠，因為僅有正義並不能救國，甚至可能「誤國」。所以除了正義、激憤、英勇等，重要的是還要有理性，要有思想啟蒙，像維新運動那樣，以引進現代文明作為強國富民的手段才是真正的愛國、救國之道。在近代中國，那種盲目排外的狹隘民族主義是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最大障礙，是近代中國一誤再誤的主要原因。

深刻的經驗和教訓

從清政府方面來說，最初利用義和團時只想到「民心」「民氣」可用，而沒有看到當民眾的怒火被點燃後，政府便很難控制其方向、規模，最終很可能是自己被灼傷。因為「民氣」不可能如統治者想像的那樣，可由其完全掌控、「收」「放」自如。當「民氣」被煽動起來後，政府想控制其嚴重越軌、過激行為已很困難，如果強行將其拉回理性、正常軌道，民眾極易反過來指責政府軟弱、甚至「賣國」！如果不限制民眾的種種過火行動，結果亦肯定是災難性的。所以「民心」「民氣」固然可貴可用，但對統治者而言這卻是柄雙刃劍，稍有不慎就會傷及自身，所以定要慎之又慎。

從義和團方面來說，本來就有滿腔怒火正待噴發，一朝得到官方支持更一發而不可收。特別是具有道德正當性的群眾運動本來就易「過火」，而官方的支持、甚至僅僅是官方的默許就足令其更加極端，漸失理性控制。但政府總要回歸理性，最終要限制民眾的過火、極端行為，總要找「下台階」。可悲的是，義和團沒有想到自己只是清政府的一種工具，一旦情況有變或超出官方允許的範圍、一旦清政府要找「下台階」，自己首先會成為犧牲品。因此，面對官方的支持或默許，民眾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萬勿以為有官方的支持、默許就可為所欲為，其實到頭來自己很可能成為「替罪羊」！

官民雙方，都應從義和團事件中汲取應有的經驗和教訓。

延伸閱讀：義和團為何興起於華北？

義和團運動發端于山東，橫行於直隸、京師，並向山西、河南、內蒙、東北蔓延。而東南一片，則基本上沒有出現大股的拳民。拳民在華北平原而不是東南沿海興風作浪，這當然不是上帝擲骰子的結果，而是有著複雜的政治與社會因素。

觀察義和團運動的興衰史，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漢人督撫多主張對拳民採取強硬手段，滿人督撫則給予義和團非常明顯的「懷柔」。發生拳亂的直隸、山西、河南、內蒙、東北，當時都是滿人當政，如這一年的直隸總督為裕祿，山西巡撫為毓賢，河南巡撫為裕祿的哥哥。

義和團活動區域圖

毓賢擔任山西巡撫之前，在1899年還當過山東的巡撫，而拳民在山東興起，很大程度上就是這位滿人親貴縱容與偏袒的結果。19世紀末，山東是義和拳民與教民之間衝突層出不窮的省份，近代史上有名的「巨野教案」即發生在1897年的山東巨野縣，導致德國藉機侵占了膠州灣。鑒於發生「教案」的嚴重後果，朝廷要求毓賢「隨時多方開導，務令民教相安」，但毓賢卻向朝廷報告：「委無虐待教民情事，此奴才服官東省二十餘年，耳聞目睹，知之甚確者」，倒是教民「橫行鄉里，魚肉良民，甚至挾制官長，動輒欺人」。在處理民教糾紛、爭端時，毓賢被認為「固執成見，以為與教民為難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稗史說他「奉拳匪為神聖，不惜與其前此冶盜之宗旨相背馳」。

在毓賢的「主撫」政策下，山東義和拳更名「義和團」，取得了公開活動的合法地位，甚至有拳民打出「毓」字旗。山東的許多地方，都設立了拳和團的拳廠，如莊平縣有八百多個村莊，拳廠也多達八百個。

毓賢的做法當然引發了列強的強烈不安，他們不斷向清廷施加壓力，如美國駐北京公使即建議清廷：「派一個能幹的人代替他（指毓賢）的職位」。那麼誰是頂替毓賢的合適人選呢？英國駐北京公使在致英國外交大臣的信函中說：「關於今後山東北部的局勢，我認為，最有希望的前景是挑選袁世凱充任巡撫。」在列強施壓下，1899年底，清廷只好召回毓賢，委任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這裡有個細節也值得說出來，毓賢臨走前，下令誅殺了著名的義和團首領朱紅燈。顯然，毓賢對義和團的「懷柔」，並不是出於真心的同情，而是基於其政治目的的盤算。

袁世凱接替毓賢的消息傳出，令對山東局勢憂心忡忡的西方列強鬆了一口氣。1899年12月7日，美國駐華公使給美國國務卿致信：「我高興地報告您，昨天武衛軍袁世凱將軍受命代理山東巡撫；他是一個能幹勇敢的人，和外人交遊甚廣，相信皇上給予適當的諭旨以後，則擾亂即可停止，秩序即恢復，我們希望如此。」事實上，老袁為了穩定山東的局勢，對義和團確實很不客氣。有一則軼聞說，袁世凱到任後，給一些義和團首領發請帖，讓他們來衙門表演「刀槍不入」的法術，當這幾個首領口吐白沫、神靈附體時，老袁拔出長槍，砰砰兩聲，將他們打死了。這一招夠狠，不但懲罰了義和團首領，而且揭穿了他們裝神弄鬼的把戲。軼聞未必為真，但袁世凱對義和團的強硬態度則是真的。他一到山東，立即就頒發《禁止義和拳匪告示》、《嚴禁拳匪暫行章程》；飭令各府州縣募雇壯勇，建立團練，協同官府防剿義和團；對鬧事的義和拳民，一經抓獲，往往「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在他的鐵腕鎮壓下，山東的義和團運動很快陷入低潮。（以上文字：吳鉤）

義和團運動興起一年後便轟轟烈烈、如烈火燎原般突然燃遍整個北中國。但就在高潮之際，卻又突被殘酷鎮壓下去，其興也勃，其亡也速。義和團運動當然是正義的，團民們視死如歸的精神更是可歌可泣。但惟其非常正義、無比英勇，使人更感這確是場無與倫比的歷史悲劇。而這場悲劇的複雜性與深刻性更引人深思，發人深省，否則，這一段深創巨痛的歷史將全部「白費」，那麼多的鮮血與生命也將全部「白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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