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新派人士曾掀起不纏足運動，號召女性解放雙腳，但運動的初衷並非出於對女人的憐憫，而是為了富國強兵，提高國民生產力。儘管如此，這場運動取得了勝利，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出現。

近代中國的維新運動，在啟蒙環節，新教的傳教士是維新人士的老師。我們知道，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傳教士進來後，對中國社會的改造十分在意，包括推行不纏足、禁止溺嬰、禁鴉片、推廣公共衛生理念，等等。當然，他們也花大力氣參與中國的慈善事業，在救災方面做了很多事情。

維新人士熱衷於提倡不纏足，其實也是跟洋老師學的。在清朝，不纏足有來自官方的合法性。滿人入關之初，剃髮和禁止纏足，都是朝廷的嚴令。只是在漢人的堅決抵抗下，剃髮令貫徹始終，而不纏足的禁令卻形同虛設，不再強調了。眾多漢人男子以死相拼，沒有保住頭髮，但更多的漢人女子，以死相拼，卻保住了她們的三寸金蓮。

中國纏足婦女像，攝於1900年。

維新派「接棒」洋人

西方人來到東方，懷有強烈的文化優越感。纏足這種導致女人腳趾畸形乃至骨折的陋習，引起西方人最大的好奇。那時候，傳到西方的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形象，都落不下小腳和弓鞋。西方的畫師和攝影師們，走到哪兒，眼睛都離不開中國女人的腳。現在留下的老照片，居然有好多慘不忍睹的中國女人裸腳的特寫，顯然是花了大價錢。當然，為了拯救中國人，新教的傳教士們也特別熱衷推行不纏足運動。

作為一種從宋代就開始流行的習俗，女人纏足根深蒂固。之所以難以掃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關係到女子的生計。在一個男權肆虐的年月，男人眼中合格的女人，必須是纏足的。一個有身份的男人所娶的妻，必須是三寸金蓮，大腳、天足的婦女，可以為婢，勉強可以為妾，但絕不能為妻。

纏足習俗盛行的地方，即使是小家碧玉也必須纏，否則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就等於沒有飯轍兒，所以，不管父母是否忍心，都必須逼女孩兒家纏足。所以，想要把這陋習革掉，靠個別人的努力，顯然是不行的。如果在教會的努力下，某個教民的女子不纏足了，那從此她的生計就得教會替她著想，加入教會醫院或者學校，從此脫離原有的生活軌道。否則，這個女子就沒有活路。

維新運動之前，教會多年的不纏足運動推進有限，他們特別希望中國人自己來推動這個運動。而維新人士之所以樂於「接棒」，是因為在他們學習西方，尤其是學習日本的過程中，發現了一條國民改造的路徑。他們覺得，纏足的母親養育出來的子女，必定是不健康的，而且女子纏足，就無法承擔重體力勞動，等於一半的勞動力廢置。所以，國雖大，人雖多，但國家依然貧弱。

同時，推進不纏足運動，也是一項恢復祖制的行動，政府絕對不會幹涉，故而，一時間開展得如火如荼，甚至堪稱維新運動中唯一接地氣、深入底層的活動。梁啟超、譚嗣同、汪康年、麥孟華、康廣仁等人發起成立「不纏足會」，總會設在上海，湖南、廣東、福建等省設立分會。規定入會人所生女子不得纏足，所生男子不得娶纏足女子為妻，已纏足的女子8歲以下者須一律放足。據西方教會統計，在那幾年，參加不纏足會的人數達到30多萬，表示聲援和支持的人就更多了。

當時比較有影響力的報紙，都報道過不纏足運動，為之鼓與呼。《時務報》一時洛陽紙貴，卻每每抽出寶貴的版面報道、評論，還連續刊登各界人士捐助不纏足會的名單。《湘報》則不僅有相關的時評、社論，還有詩歌。所以，湖南的不纏足運動最有聲色，長沙一些士紳免費印刷《不纏足歌》，派人挨家贈送。新化縣有位秀才，不顧別人笑罵，挨家挨戶登門宣傳不纏足的好處。某些參加縣考的童生，甚至在自己的考籃上貼上「不纏足會」的字樣。不纏足運動也鼓勵已經纏足的女子放腳，為了對應這種「解放腳」，有人還特意開設了訂製各種雲頭方鞋的鞋鋪。

不纏足的功利用意

康有為未出茅廬之前，做的第一件維新之事，就是聯合曾經出過國的鄉紳區諤良，在自己的家鄉辦了不纏足會，並且身體力行，不再給他的女人們纏足。在不纏足會中，針對不纏足的女子不好嫁的問題，他們規定，入會人員及其子女可以互相通婚。入會人員女子如果在九歲以上，已經無法恢復天足，在報名登記後，亦可以與會中人婚娶。

有趣的是，當年發起並推行不纏足運動的，絕大多數都是男人，幾乎看不見女人。這樣的運動，似乎是為了解放女人，但是，整個運動的話語卻是男人味的。連女人纏足的痛楚都沒有多少人提及，在這些男人們看來，不纏足主要是富國強兵的一種途徑。

發起運動的人，接受了西方傳教士的說法，認為纏足的婦女，不僅難以生出健康的孩子，還使得女人無法勞作，進而影響產業的增值和國家的稅收。如果能實現不纏足，則國家的財富會因此增加一倍。甚至還有人認為，如果女子不纏足了，那麼有戰事的時候，女子也可以上前線殺敵。其實細究起來，這些說法的根據都不足。

雖然說，纏足對於女性的身體是一種摧殘，但沒有證據表明纏足會影響生育，進而影響育兒的質量。至於纏足對於產業的影響，好像也不會如此直接。中國的下層民眾，女人即使纏足，似乎從來就不可能閒著，不論出嫁還是在家，都得幹活。不僅要幹家裡的活，外頭的活也一樣干。儘管由於觀念的限制，女人出來謀生有諸多的障礙，但近代的紡織業、繅絲業，中外資本家用的女工，還是眾多依然裹著小腳的女人。「娘子軍」的說法雖說自古就有，花木蘭的形象盡人皆知，但自古以來，打仗就是男人的事兒。在那個時代，即使是西方，軍隊里除了看護，基本上看不到女人。即使再有國難，也輪不到女人上前線。

纏足的惡習，其實源於中國男人的某種畸形的性心理，以及特別的道德講究。據說，纏足最早始於五代時的南唐李後主，他的宮嬪有名為娘的，把腳裹得小小的，跳起舞來，顯得特別好看。但是，娘的纏足，只是把已經長成的腳裹小一點而已。真正的裹腳，實際上是在女兒年幼之時，就強行把腳給裹住，即使人長大了，腳還維持在幼年時的狀態。這樣的裹腳，應該是北宋以後的事兒。當時的男人，主要是擔心女子的出軌「淫奔」，把腳裹了，就「奔」不了了。

強調女子的道德還不夠，還要特別設置身體的保障，想想都覺得這些男人可鄙、可憐。但是，纏足一旦流行開來，在某些有「蓮癖」的男人眼裡，女子的小腳就成了另一種性器官。很多地方都有賽足會或者亮腳會，就是比賽小腳。女人貌美與否，關鍵看小腳。好些文人還為此定出標準，比如李漁就認為女子的小腳要小且軟、透且香。清代所謂的名妓，主要不是臉蛋兒生得好，而是有一雙合乎標準的纖足。所以，在晚清之前，名妓不出在蘇州，而在陝州和大同。

顯然，即使是男人發起不纏足運動，首先應該批判的，是中國男人這種畸形的心態和陳腐的道德觀念。但是，這樣的批判在運動中非常少見，人們幾乎是不約而同地從國家功利的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

不想被視為野蠻人

當然，在骨子裡，維新人士之所以熱衷於提倡不纏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受不了西方，尤其是鄰國日本人的譏誚。甲午之後，中國人到了日本，每每在大街上被日本孩子追著罵，說中國人腦袋後面拖的辮子是豬尾巴。日本人開展覽會，刻意展示中國的小腳和弓鞋，視為野蠻的象徵。一個自以為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被人視為野蠻人，而且，這種譏誚就來自自己的近鄰，實在令人心氣難平。辮子有關國體，動不了也就罷了，但小腳卻是大清入關以來就明令禁止的，沒有道理革不掉。

這種急於抹掉野蠻印記的衝動，才使得作為中國近代化運動過程的維新變法，從一開始就帶上了一筆「婦女解放」的色彩。儘管裡面無非是一群男人在張羅解放女人的腳，而被解放的女人對此並不熱心，也沒有機會發聲。但由於這些人把運動上升到了「保種」、「強國」的高度，還是鬧出了很大的動靜。作為運動的副產品，以往士大夫嗜痂成癖的「品蓮」惡習遭到衝擊，動輒開賽腳會、對小腳和弓鞋吟詩作賦的做派大大收斂。人們意識到這種行為的「輕薄猥賤」（梁啟超語）。

其實，不纏足運動是西方話語和中國傳統話語的一種對撞。中國男人也是人，儘管他們喜歡小腳，可一旦有人把這個事背後的殘忍點出來，他們就無法應對。維新運動前後，西方的教會一直在反對纏足，但中國打教的揭帖中，卻從來沒有提及過教會的反纏足。他們也知道，在這個問題上，自己說話不硬氣。當維新人士舉起不纏足的大旗，大張旗鼓地提倡的時候，西俗的東漸就已經開始了。在這個過程中，即使是那些具有「蓮癖」之人，也只能失語，說不出反抗的話來。到了民國，如果有哪個士人再敢為纏足說話，那是要吃官司的。

男人的不纏足運動，從一開始，就取得了話語上的絕對優勢，並最終取得了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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