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文明是從本土獨立發展起來的，還是外來的？ 西方的史學界一般認為，中國文明是在古中東文明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當然他們也承認中國文明的本土化程度較高，從開始即擁有獨特的語言文字、宇宙觀、藝術與習俗。

中國的多數歷史學者與考古學者，則傾向認為中國文明是土生土長的，但他們在西方史學界的壓力下信心不足，所以樂於接受這樣折衷且狡猾的觀點：中國文明是在近乎封閉的環境中獨立演化或者只是受到外來文明輕微影響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 現在的爭論是，外來文明的「輕微影響」到底發生沒發生過？，如果發生過，輕微到什麼程度？這個問題的爭論簡直令人絕望，因為尋找令人信服的正面證據或反面證據都非常困難。 根據當前的一些考古成果分析，中國文明從開始即有著濃重的農耕色彩，距今五、六千年以前遍布黃河南北的那些農業村落，與今天中國農村的自然村落，有著諸多血脈相通之處，可以說它們就是今天中國農業村落的雛形。中國的農耕文明即是以這些古老的農業村落為核心發展起來的。

二、夏朝是否是虛構出來的？如果不是，為什麼找不到有關它的遺址？ 夏朝不可能是虛構出來的，首先多種古書都對它有間接的記載，《尚書》中有「殷革改夏命」之類的說法；《詩經》上多處提到大禹王的事業；《左傳》、《國語》僅引用夏書、夏訓、夏令中的材料即達19條，所記夏代的事跡有34則。 其次，商革改夏命後，遺存下來的夏王室同姓封國不少，直到周朝時，尚有杞國、繒國得以延續。 考古工作者找不到夏朝遺址的原因，極有可能與指導思想的偏錯有關，如：認定夏朝是以夏族為主體的政權，而其承繼者商朝是以東夷族為主體的政權，夏與商是兩個有根本文化差異的部族。所以他們熱衷於區分所謂「夏文化」與「先商文化」，結果黑暗中尋找黑牛，弄得一頭霧水。實際情況極有可能如王國維先生所言「……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文化既邇，政治亦然。」 三、鬼神在商朝時熱心人間事務，為什麼到周朝卻變得相對冷漠了？ 在商朝，權力傳授規則沒有嚴格的定製，從湯至紂三十一王，王位遞傳三十次，其中父死子繼者十六次，兄終弟及者十四次。我們不知道商王與其兄弟子侄之間的具體政治關係，比如他們是否有封地？其王位傳授標準是什麼？只是可以推測當時的權力交接方式麻煩很多。為了避免圍繞權杖的骨肉相殘，商人不得不請鬼神下來幫忙裁決。 商朝的倒數第四任天子武乙，可能想確立一種傳子制，所以有意貶低鬼神。他與天神下棋，讓人代神行棋，天神輸了，他故意戲弄、侮辱它，作一個皮囊，盛血，懸而射之，謂之射天。傳說武乙天子因不敬神後來被天雷震死；但值得注意的是，武乙之後的商朝諸王，皆是子承父位。 周朝的開創者在武乙王留下的傳統上創建了宗法制，該制度規定，周朝的權杖只能傳子傳嫡。

因有制度方面的保障，周人對鬼神的依賴程度降低了。 四、東周之後，中國為什麼沒有再出現個性十足、魅力四射的大師級思想學術人物？為什麼沒有再出現諸子百家齊爭鳴的局面？ 公允而言，中國從東周之後沒有產生偉大思想學術人物，沒有出現百家爭鳴局面的真正原因，是不再需要。秦朝後，中國政治上分裂、分治的時候雖不少，但一直到清朝未季沒有再碰見令人困惑的變局——面對社會危機，茫然無措，找不到歷史、現實的成例可供學習、模仿和參考。 這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國的農耕文明趨向成熟、完善，其內部秩序和諧，且有自我調節免疫能力；另一方面，東周時期的思想學術遺產，既有令人生畏的高度，又涉及到了非常廣泛的領域，很難超載，且它們用理性的材料打鑄而成，深深紮根在適宜農耕的土地上，比歐洲中世紀的神學思想體系堅實得多，而且富有韌性與彈性，只要農耕文明不被否定，它們永遠光輝耀眼。 另外有一點需要強調，中國是個極重視歷史的國度，歷史記載之豐富舉世無雙，這使中國人有條件謹慎地按祖訓及先人的成例辦事。由於習慣從歷史中尋求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法，中國人養成了喜歡向後看的保守性格。這不是件壞事，它有助於政治的穩定和保證社會秩序的連續性。再者，人們在有典可循，可以清楚地預見未來的社會中生活，養成了一種平靜，從容，通達的心態，這種心態有利於成就詩人與藝術家，但對思想學術人物的創造力則是甜蜜的毒藥。 五、從秦朝始，為何歷代朝廷都奉行重農仰商的政策？ 商業與農業相比，極具擴張性

。假如政府不有意識地平衡商業與農業的關係，任憑兩者在平等的檯面上自由發展，商業最終會奴役農業。以現代的目光看，這似乎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商業擴張到一定程度，就會掀起工業革命，西歐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 然而，在東周及其以後的王朝時期，中國商業的自由擴張很難引發工業革命，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則因為工業革命的前提是科學革命，而中國傳統上重視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化，不可能從內部產生出科學革命；二則當時的農耕文明生機勃勃，日趨完善，它沒有必要冒險向充滿不確定性的工業文明的軌道上轉。

農耕社會缺乏持續增長的財富供商人無休止地攫取，商業擴張不能像在工業社會那樣給廣大民眾普遍帶來利益；相反，商人會通過投機取巧、囤積居奇等手段與農人爭利，會擾亂社會正常的政治、經濟秩序。 為了抑制商人強勁的擴張慾望，使帝國社會內部農、商、工各行各業的比例協調，始皇帝統一國家後，就有意識地貶抑商人。 秦朝的法律規定，商人及其子孫，與罪吏、贅婿同屬二等臣民，可以隨時押往邊疆服役或定居。漢朝繼續壓制商人，例如高祖皇帝規定，商人不得乘車，穿絲綢衣服，而且加倍繳納稅賦。這種不給商人政治地位的政策，有利於政府倡導簡樸敦厚的社會風氣與維護社會公正；同時在某種程度上減低了商業對農耕者的誘惑力，鞏固了國家的經濟本基。 儘管如此，商人行業的巨大優勢仍令人不安，畢竟那是種容易發財致富的職業。商人們掌握著大量的社會資源，他們很容易使自己致富，也很容易奢華驕狂，正如晁錯所指出：「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 六、中國多次遭到危險的入侵，還出現過異族朝廷，但歷史進程為什麼沒有被打斷？ 在古代中國自己的世界體系內，其邊疆的蠻族不管具有什麼血統，他們要想擺脫惡劣的生存環境與艱苦的生活，最佳的選擇就是到純農業區去；而到了農業區後，他們要想搞好農耕生產，管理好鄉村社會，最佳地選擇是接受中國文明的教化。中國文明代表著農耕文明的最高水平，也是當時整個人類文明的最高水平，他們別無選擇。 即便在今天，假如哪個民族厭倦了工業文明的囂亂，試圖過自給自足田園詩般的農耕生活，那麼他們最明智的選擇，恐怕也是選擇古典中國為楷模。 七、中國尚武精神喪失的原因？ 到漢朝，中國持續了2000餘年的殖民擴張運動終於被巨大的地理屏障遏制住了：它的東面是浩渺無垠、驚濤洶湧的太平洋；西面是號稱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與茫茫的戈壁沙漠；北面是遼闊奇寒的大草原;南面是瘴氣瀰漫的茂密的熱帶叢林。 對農耕人來講，這些天然地理屏障雖不是大地邊緣，但無疑是農耕世界的邊緣，它是上蒼專門設置出來約束中國人的。 漢、隋、唐諸朝，中國多次試圖突破這些天然地理屏障，但都不成功。在屢遭挫折之後，中國人的普濟主義熱情漸漸冷卻，他們不得不承認，中國不僅難以逾越這些天然的地理屏障而且中國的生活方式與政治模式也不適用於大草原。這種沮喪的情緒迫使中國放棄了直接統治大草原和把文明火種傳播到世界角角落落的努力，中國的攻擊性到唐朝就喪失了。 八、科舉考試為何能長期延續，至今仍有人懷念？ 中國朝廷一般把「野無遺賢」當成重要的政績追求。原則上，每個兒童都有接受啟蒙教育的權利，富人與窮人有所不同，富人讓他的每個孩子都接受教育，窮人有所選擇，他們受經濟能力所限，一般只挑聰慧的孩子上學。大致而言，只要孩子優秀，即便父母缺乏供養能力，也能得到同族或鄉鄰的資助。

啟蒙教育主要訓練兒童的記憶力。等他們有了理解能力後，即開始正式的基礎性教育，常規的課程設置主要有哲學、詩歌、歷史、禮儀、音樂。學習哲學的目的，是為讓學員正確地理解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一個人只有對自然與社會有個正確的認識，他的心智才能健全；學習詩歌是為了培養人的審美能力及語言表達能力；學習歷史是為了學習古人美德，借鑑他們的成敗經驗；學習禮儀，是為了節制人的行為，使之得體文雅；學習音樂是為了讓心靈和諧。 總之，所有的學習項目都為一個明確的目標服務──完善心靈，培養道德，而非實際應用。清人龐尚鵬說得明白：「學習知識貴在改變人的性格與氣質，不是為了僅僅弄懂一章一句的詞義，去謀取功名利祿。如性格輕浮便用嚴肅莊重矯正，性格偏激便用寬宏大量去矯正，性格粗暴乖張便用和順仁厚去矯正，性格遲鈍便用敏捷去矯正。 在孔子及孔子以前的時代，學生還要學習射箭、駕車等體育技能，但後來這些體育課程越來越受到忽視，鍛鍊身體的射馭漸被鍛鍊心智的琴棋書畫所替代。 如果不是因某種原因中途輟學，所有學生在學完基礎課程後，都可以參加政府統一組織的測試。不及格者被淘汰下來，但他們以後還有再參加測試的機會。及格者被授予「秀才」之類的學號，表示承認他已是有學識有教養階層的一員。秀才有擔當低級別教師的資格，他還有議論政事及見了官員不施跪叩之禮的特權。

秀才需繼續學習深造，為參加政府組織的高一級別測試作準備。高一級別的考試主要通過測驗學員對傳統道德觀念的理解水平，來考察他的智力水平，以最大限度地保證受試者的道德可靠性。儘管一個智力水平較高的人有可能道德水準平平，但他的智力足以使他明白遵守道德原則遠比違背道德原則合算；畢竟智力低下者的生理結構，更不利於道德感的培養，對愚冥型的小人，聖人也發愁。 這類考試被民間形象地比喻為「鯉魚躍龍門」，意思是一旦過關，即由鯉變龍，地位身分得到飛躍性提高──獲得擔任帝國官員的資格。但這還不是最後的選拔，准官員還要參加由皇帝親自主持的嚴格考試，直至選出全國最優秀的人才，前三名依次被稱為狀元、榜眼、探花，他們不僅能出任政府的高級官員，而且如果年輕，可能還是王公大臣、甚至皇帝本人選擇女婿首要考慮的人選。 科舉選士制度因其非實用的傾向，近世遭到了一些批評。批評者似乎認為，帝國的考試項目中只有加上建築房屋、製造機械、商業管理及光電化等具體技術內容才算完美，否則是偏面選才。然而他們不明白，這些專業實用知識的傳播，對農耕社會理想中的秩序沒有幫助，它們專屬於工業社會。 九、盛世為何難以保持長久？ 中國人歷來有追求盛世的情結，但盛世往往可遇不可求，它的出現離不開下列五個條件：(1)英明的皇帝；(2)廉潔而充滿活力的官僚機構；(3)適度的人口數量，充余的耕地；(4)較少的受供養人數；(5)強悍的邊防軍，即便不能攻擊，也足以自保。這五個條件中，除了英明的皇帝何時產生有時例外，其餘四個條件一般情況下只有在開國初期才完全具備。 十、劉邦的壞名聲是怎麼來的？ 漢高祖皇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平民出身的帝王，因為出身卑微，招來後世文人的鄙夷，罵他無賴兼流氓。中國從秦朝後，除兩晉南北朝時期，基本上不存在傳統意義上的貴族階層。

中國人有種奇怪的心態，討厭政治上的貴族制，又在潛意識中崇拜貴族血統。 高祖皇帝的對手項羽，是個有名的粗野愚頑之人，有人形容他像個「穿人衣戴人帽的猴子。」他焚阿房宮，屠咸陽城，兇狠驕橫，誰都知道他兵敗垓下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幸事，但因他是楚國將軍的後裔，有貴族血統，因此成為文人墨客交口稱讚的對象，似乎乃集仁義勇武於一身而值得同情的英雄。 後世人罵高祖皇帝不是完全沒有根據，司馬遷在給他寫的傳記中說他：喜飲酒，傲慢而好侮辱人，且有赴宴席不帶酒錢的不光彩履歷；但太史公的這些筆法也可以作褒義理解：豁達大度，不拘小節。 不管有意無意，誤解的素材在他那裡就布置好了(不排除太史公泄私憤的嫌疑)。至元朝，有個叫睢景臣的作家，寫了個描寫漢高祖回鄉情景的套曲，把高祖皇帝說成一個卑鄙無恥的地痞無賴，但睢景臣明顯指桑罵槐，他明罵高祖皇帝，實則影射元朝皇帝出身夷狄，粗蠻不識禮，不配主管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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