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黃樂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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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室友經常擅自幫我決定：我來美國會受到文化衝擊（Cultrual shock）。其實我都沒有。就是學校食物難吃了一些，遇到人的時候要大微笑或「What's up!?」，認識人的時候要趕緊把手伸出去握一握。或許在美國的第三個禮拜，遇見另一個台灣，才是我受到最多衝擊，也是讓我最開眼界的一件事。
▍來自台灣的「另一種人」
我跟Sam就住樓上樓下，同年新鮮人。我們都是土長台灣人到美國讀大學，不用幾個小時就熟得很徹底。我們的學校──喬治亞理工（Georgia Tech）坐鎮美國東南方，是理工大校，名氣雖然不比麻省理工（MIT）、加州理工（CalTech）響亮，工學院卻還是十分有名的。
我們住在Hefner Hall並不是偶然。我們剛好都申請了學校的Honors Program，當然等級、難度、「菁英程度」還是比不上其他美國大學的Honors College，但還是會特別空出一個宿舍樓給Honors Program的學生一起住。
我跟Sam的朋友圈有好多的重疊，而且經常「冤家」、小吵小鬧，然而，我們還是聚在一起聊了不少正經事。而，所有正經事都是從不正經的事看出來的。
比如說《那些年》吧！Sam看不懂裡面的制服、課桌椅，看不懂剃平頭跟聯考。他當然聽過其他讀公立高中的同學講述類似的經驗，但他總跟我說：「看完後只有淡淡的憂愁，沒有很深的共鳴」。那個時候，我才突然想到，「美國學校」原來不是一種傳說：原來台灣也有一群人不穿制服上學，從小開始跑堂，沒有班導、沒有聯絡簿、沒有班級，朋友都靠自己一門課一門課這樣認識；原來台灣有一群人從小開始讀美國歷史、對中國古典文化相對疏遠；原來台灣有一群人的聯考就是SAT（美國升大學標準測驗），升學壓力就是US news Top 30 Universities。
我不敢相信的是，我之前沒有想過這些人的存在。更可怕的是，沒想過要跟這些人競爭。從北一畢業的那天，我把綠制服脫下，卻在心中默默把綠制服穿上了。以為直到世界的盡頭，至少都會有人能夠認出這個光環。
▍都來美國讀書了，為什麼還要背負自己體制的框架？
但這都是多餘且可笑的。Sam對於很多事情的掌握跟彈性都比我好太多。第一次聊天的時候，我就被Sam笑說英文太差。而我知道這是事實。在這裡，或許Sam的體制才是「對的」。
但是Sam也跟我偷偷說了一些秘密。他說他為了申請好學校，要和同學互相廝殺競爭各個社團的職位。強迫自己做一些表面風光，實際上不怎麼喜歡的事。為了爭取更好的職位、往上爬，要社交，要認識一些自己不認識的人。在這個過程中，他逐漸忘記自己到底喜歡什麼。因為喜歡什麼好像也不重要。在認知範圍中，成為每一項事物都是第一名的人就好。
我聽得瞠目結舌：好辛苦。所謂適性發展，好像不是說給學生玩社團的機會、選課的機會，就可以有好結果。事實上是，能否追求自己喜歡的事情，是自己決定的事，而這個決定需要多少割捨，是經濟學，也是教育學。
我知道很多高中朋友，或許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有點輕視美國學校的學生。「不就是很會玩嗎？」我的一個朋友這樣下了評論。第一次修正我想法的契機，是在Sam聽到我多半習慣看台灣的新聞，自然而然流露訝異神情。更慚愧的是我高中還讀文組，竟然沒有想要多去瞭解外面的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都來美國讀書了，為什麼還要背負自己體制的框架？」這是我板起臉孔問Sam，也是問我自己的重話。
於是我暗自決定這樣相信：每個體制都有自己的限制。但是衝破體制的限制，事在人為。走到天涯海角，似乎都不出這樣簡單的道理。對於我，學習一整套不熟悉的上課方式、社交方式，是我所處體制沒有教會我的事；而學會掌握各方面的自由，是我衝破限制的第一堂課。對Sam來說，放下心中時時比較、時時焦慮人際的心，重新認識自己，是他必須做到的事，否則我們都只是把牢籠變成腳鐐，看似能走，能跑，能逃，卻永遠不自由。
這些都是我暗自決定的事。而這也是我來美國的原因和目的，更是我為什麼選擇紀錄跟分享留學事物的原因──我希望更多人和我一起跨越體制、衝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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