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鳳凰花開的季節。

每一年，總是會遇到一些學生直到大學畢業都不知道要做什麼，只好再念一個碩士來了解「性向」。而有些學生唸完碩士還是搞不清楚「性向」，只好再花幾年準備考公職。

最近兩年，我負責政大國際碩士學程發現，這種不知道自己未來的學生，在國際學程裡非常少。有一位德國學生就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這位德國學生選擇來台灣念書，除了因為想用Google、喜歡新鮮的空氣，更大的原因是他未來想在亞洲工作。所以，他從大學就開始布局，先去泰國大學交換和實習，因為德國汽車工業在泰國有相當基礎。他也很清楚規劃，畢業後要到中國的德國公司工作累積跨國經驗，一步步都和自己未來規劃切合。

為什麼德國學生對自己的未來如此清晰呢？ 我認為，與德國教育方式直接相關。

德國學生在小學畢業時，老師會給孩子做一個能力評估，建議小孩選擇以知識為主的學校，還是以學習技能為主的學校。

雖然很多學者質疑十歲小孩是否有能力判斷自己的未來，但不可諱言的這些壓力造成德國小孩很早就開始思索生涯規劃。這位德國學生很早就想自己適合做什麼，而不是一味追求高學歷，德國教育中這類「自動分流」的功能，為高教公共化創立了一個基礎。

德國學費低廉，念大學比例卻又低的驚人

德國高等教育學費相當低廉，幾乎到達免費的地步。但弔詭的是，德國念大學的比例，卻又是驚人的低。

根據2013年的數據，德國年輕人口中大學畢業不到三成，低於丹麥和芬蘭，也低於OECD國家的平均值四成。 雖然，這幾年德國唸大學人數增加頗多，依舊低於OECD平均。

相較之下，台灣20至24歲中就讀大學比例達七成。一個人口超過八千萬的德國有400間大學，其中僅三分之一為綜合大學；兩千萬人口的台灣則高達160餘間大學，其中有一半為綜合大學。

這樣一個社會背景與台灣截然不同的高教體系，這幾年，卻成為台灣許多人主張台灣的大學凍漲學費的最有利論點。反對大學學費調漲的人認為，台灣薪資停滯已久，學子為償還學貸吃盡苦頭，調高學費會使弱勢家庭無法翻身；教育既然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政府就應仿照歐洲國家，投入更資源來促進高等教育公共化。

雖然，也有支持者認為，高教育不是義務教育，學費補貼造成高社經家庭受益，反倒惡化所得分配；更何況高教成本逐年上升，學費凍漲使得台灣無力和國際競爭優秀師資，台灣高教環境也因此逐年惡化。

但顯然，社會正義的社會壓力很大。2014年有16所學校提出申請調漲學費，教育部只准了8校漲價；2015年多達25校申請，9校通過。2016年有14所提出申請，僅2校通過。許多學校不申請調高學費，不是因為不想調整學費，而是知道教育部不會核准。

台灣這種套用國外例子，卻不細究時空環境不同的的「社會正義」，其實屢見不鮮。 每次討論大醫院就診是否高提高部分負擔時，就會有不少團體就跳出來反對，認為調高大醫院就診部分負擔會危害就診便利性，並引用國外例子說明台灣醫院部分負擔也不算低。殊不知國外就診要經過家庭醫師才能轉診大醫院，透過家庭醫師事先篩選的功能，病患不會往小病往大醫院擠。 相形之下，台灣民眾既不願意受制於家庭醫師，想直接享有就診大醫院自由，健保退而求其次只能調高調整部分負擔，來緩解民眾大醫院就診壓力。 事實上，研究結果發現，若取消部分負擔後，醫院和診所的就醫費用拉近後，民眾小病看大醫院的情況幾乎嚴重一倍。

回到大學學費凍漲的問題，台灣自從2000年開始大學增設後，升學壓力沒有因為大學數目增加而減低，反倒是持續增加；政府試圖大幅增加高教經費，但高教經費追不上學生增加人數，高教品質越來越無法趕上國際趨勢。

既然台灣社會一窩蜂崇拜高學歷，缺乏德國社會「自動分流」機制，是不是該想想不要一味要求政府凍漲大學學費，透過市場機制來進行分流，才不會變成台灣人人到處都是大學生的困境。

文章來源: https://www.twgreatdaily.com/cat65/node1564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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