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是陶土，教育一定是烈火，百般鍛鍊後而成器。但香港的教育之火燒出來的，可能不是大器，在百姓雜誌胡菊人眼，只培養「出公務員、秘書，近來多了點工程人員。」（香港唯一的理工學院，在一九七二年成立）

基本上香港政府辦教育的態度，跟辦商業差不多－它提供最基本的建設，然後一概放任。香港的教育署不太管老師的任用與陞遷、甚至培訓；不主動管學費、不主辦升學會考，也不編教科書。所以它的功能可能只有中華民國教育部的三分之一不到。

但在這個土地貴似金、人口多如潮的彈丸之地，香港教育的第一個特色就是菁英主義，在人口沙流中，淘出黃金。

這套制度是一環扣一環套下來的。首先，在政府單位，起薪和陞遷速度，主要是看學位。兩所公立大學－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是第一級，然後一級級劃下去。許多私人企業也同樣辦理，使得每年只招收三千名左右的香港大學、中文大學，成為金字塔上最尖的那一點，十多萬中學生都想擠進去。

香港政府除了不廣設大學外，也控制公立學校的高中生數目。

香港學校分三種，官立、政府輔助學校和私立學校。官立和政府輔助學校，由於經費不虞，故素質較好，私立最差（跟台灣喜歡唸私立中學情形正好相反）。

雖然教育經費占政府預算一七．五％，但官立和政府津貼學校的比例一直不高。一九八五年，所有註冊學校中，這兩類學校只占三九％（其中官立學校只占三．五％）。所以大部分學生都進入廣東人所說「差一皮」（差一等）的私立學校。

狹窄的升學通道

政府很明顯地沒有強烈意願，提高公立學校比例。一九七八年的一分白皮書中，明定只有四％的十五歲學生，可以繼續拿到全日制公立學校的學位（高中文憑）。

不過白皮書同時計畫在一九八六年，把受津貼高中學生的比例，要提高到七％（一九八一年只有六％），可是政府不以多蓋學校滿足需求，反而向私立學校「買位」，等於是付錢讓學生到私立學校唸書。

為了考上大學，為了上好一點的學校，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層層的淘汰很早就開始，也刺激學童早熟的競爭心。

從小到，大香港人一直受成績的壓力。六年小學唸完，按成績分發學校；中學三年（等於台灣的國中），再按成績，分配到不同學校唸兩年高中（中四、中五）。中五唸完，要經過會考，才能擠進大學預科（準備考中文大學的，唸到中六；要考香港大學的，必須唸到中七）；然後再考大學，大學升學率約只有二％（表一）。這種功課的壓力，很早就刷掉許多人的讀書意願。根據一九八六年人口普，查十七到十八歲青年，只有五六％還在唸書。

所以香港的教育競賽，從幼稚園就開始。有些家長希望子女讀貴族幼稚園，孩子一出生就去註冊，口試時，會問：「上學都是誰送你來的？」（回答：「司機、傭人」的較有機會入學），甚至要求孩子要從Ａ唸到Ｚ。香港幼稚園規定不能教英文，事實上有很多幼稚園違法，使得三、五歲的兒童就得逃督學。

誰能爬上金字塔

師資是另外一個大問題。不但因為私校學生多、老師卻少（見表二）；更重要的是，由於政府沒有長期師資培養計畫，老師的來源，就顯得水準不夠整齊。

香港政府對老師的要求並不高。一個「准用」老師，最基本的條件是，中學會考成績（是十七歲中五唸完，考大學預科的考試）只要五科拿Ｅ（剛好及格），就可以了。

這種低條件，造成香港老師水準參差不齊。直到一九八五年，仍有二一％的老師，既沒有大學學位，又未曾接受過專業訓練；而所有老師中，有大學學位又接受過訓練的也只有一六．七％。

即使在大學，政府對講師的要求也不高（香港的大學一系大概只有一個教授，其他都是講師）。按規定，講師升等的標準，不是看有沒有學術研究，而是看他對社會的貢獻有多大（例如參加多少委員會、熱不熱衷社會活動等）。

這樣造成香港學術氣氛不濃。一位英國的教授，應邀至港大教社會學，三年約滿立刻整束返國，他留下一句話：「留下來，等於是學術自殺。」

不過，也許更多享受高薪的大學老師，並不同意他的話（香港的大學老師，薪水比美國都高，一個剛拿到博士的老師，起薪都在一萬七港幣上下，相當八萬多台幣，還不包括其他津貼）。

中不中，西不西

在通過窄窄的升學管道，香港學生首先要碰到的就是語文問題。

香港政府並沒有指定學校的教學語言，反而造成學生適應困。難香港大部分小學是用廣東話教中文課本（只有少數貴族學校規定，在校不講英文要罰掃廁所），但一上中學卻恰恰相反，八成的學生都上了英文學校。

這個原因一方面是家長考慮子女前途問題；另一方面是因為香港規定，唸中文中學的學生，將來只能考中文大學；而英文中學學生，港大、中大都能考。從這點，可以很明顯知道那一種語文吃香。

這種現象也造成香港人普遍的中文程度低落。在香港的報紙上，還會出現「車與人同時受傷」的語法。

就課程內容而言，也是很現實的。一九八二年，香港教育署曾邀請國際教育學者赴港，檢討香港教育，這個顧問團團長，是前英國文化協會會長。報告書明白指出，「香港教育主要是一種用以達到經濟與職業目標的相當實用主義的途徑」。

台灣學生自小耳熟能詳的（雖然不見得做得到）公民與道德、三民主義、民主憲政、民族精神，恐怕對香港學生都是很陌生的。港大社會工作系的高級講師周永新估計，「在港大可能九成學生，不知道三民主義講的是那三民。」

香港政府不編教科書，只設計標準課程，推薦給各學校。所以，大致上各學校教的課程，不致相差太多。

如果有特別需要，政府還會出一本「指引」，給學校參考，但內容都很模糊，尤其是在精神教育方面。例如最近香港政府出了一本道教育指引，在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講師林孟平看來，只有口號，而沒有實質內容。她指出，這面大半都是「道德教育人人有責」式的指示，卻沒有綱目。

林孟平曾詢問有關官員，為什麼不能更落實，至少把人類共同的價值觀列出，例如孝道。得到的回答是：「不容易啊，現在也有父母虐待小孩的。」

米字旗不見以後

面對九七，一些教育界學者開始關心香港一向不強調的公民教育（包括公德、公民的權利義務、民族思想、民族意識等），尤其擔心民族意識不夠，如何過渡到九七。

據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育顧問李紹明所做的調查，香港的中學，只有五．六％的學校設有公民教育課程，八成的學校是「滲透式」地介紹，就是將公民教育混雜在別的課程中；而一五％的學校，根本沒有設這門課。

「當年輕人一覺醒來，發現英國米字旗不見了，心如何適應？」林孟平說。

目前為了因應九七大限，香港在政治權力結構上，有求變的傾向。而教育方面，一九七八年的白皮書，只規畫教育發展到八八年，在中共勢力逐漸入侵的情況下，未來是不是在升學制度、授課內容方面也會有大幅度的改變，仍是個飄在風中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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