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絲路 文明輝煌

絲綢之路是古代東西方人民共同開闢的友誼之路。千百年來，它將沿途各個國家連接起來，促進彼此間進行經濟、文化交流，見證中國和亞洲、歐洲以及非洲各國人民的友好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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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跨越千年，在西域大漠的悠悠駝鈴聲中，在東南沿海碼頭繁忙的景象背後，不同的文化在古老的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沿線交相輝映、相互激盪。絲綢之路成為多元文明碰撞與交流的遺產，積澱形成世人共知和推崇的絲綢之路精神。2000餘年來，絲綢之路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並不斷注入新的時代內涵。

在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今天，絲綢之路承載的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精神仍在薪火相傳，在文明交流史上續寫燦爛篇章。

從西安到撒馬爾罕

古代絲綢之路東起長安（今西安），經甘肅、寧夏、青海、新疆，跨越蔥嶺（今帕米爾高原），經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等地而達地中海沿岸，全長7000多公里。

這是一條橫貫亞洲、連接歐亞大陸的古代陸上商貿通道，也是一條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動脈。

鑿空之旅

發現拓展獨特陸上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是沿線各國共同發展經貿的產物。11世紀以前，世界貿易的中心在地中海，人類貿易的壯麗畫卷在地中海沿岸的城邦國家和中國展開。特別是公元前4世紀亞歷山大東征和羅馬帝國的興起，歐洲人大量需要東方中國的商品，尤其是華麗的絲綢。他們需要尋求一條通向中國的陸上貿易通道。而這一歷史發展的需要，在戰國末年被一個叫烏氏倮的秦國商人偶然發現了。

烏氏倮是秦國隴上販賣牛羊的商人。公元前216年，他向秦國政府索要了一批絲綢，並用這批絲綢同他所在的部族首領手裡交換牛羊。他們的部族首領則用這些絲綢，與盤踞在河西走廊的月氏人和塞種人做交換，換來了他們從中亞、西亞、羅馬人手中交換來的黃金。這樣，常年過著遊牧生活的河西走廊一帶的月氏人和散居中亞北部的塞種人，充當了中原與西域各國間最古老的絲綢貿易商。

西安是古代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圖為西安的標誌性建築大雁塔

秦始皇在巡視雲中郡時，了解到烏氏倮通過販賣絲綢發財致富的消息，看到了其中所蘊含的巨大商機。為了給修長城、戎南嶺、築帝陵百業待興的秦帝國開闢獲取黃金的路徑，秦始皇支持這一交換，成為絲綢貿易的最早推動者。

西漢初年，匈奴的興起、侵擾阻撓了與中國進行絲綢貿易的月氏人和塞種人的東行。到了漢武帝時期，西漢政府決定征討驅逐匈奴，以保證和維護這條絲綢貿易之路的安全、暢通，於是就有了公元前139年，漢武帝派張騫「鑿空」西域，聯絡大月氏等西域諸國以共同驅逐匈奴的歷史事件。

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歷時13年，他對西域的地理、物產、風俗習慣有了比較詳細的了解，為漢朝開闢通往中亞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寶貴資料，開闢了中外交流的新紀元，使雙方互有了解，打開了雙方交流之路，絲綢之路也從此成為了國家正規的中西通途。人們把這一年視作絲綢之路緣起的時間節點。公元前119年，張騫再次出使西域，這次出行歷時4年，使得漢朝與西域的交通建立起來。

此後，西漢政府又在今甘肅境內設立了「河西四郡」，並在通往今天新疆和中亞、西亞的必經之地設立了四大「西域都護府」，將絲綢之路的交通和貿易納入國家管理範圍。絲綢之路按走向呈現南道、中道、北道三條路線。從此，長安通向中亞、西亞和羅馬帝國的絲綢之路開始暢通無阻，各國使者、商人奔走在這條歐亞貿易通道上，來往絡繹不絕，這條東西通路將中原、西域與阿拉伯地區、波斯灣緊密聯繫在一起。經過幾個世紀的不斷努力，由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的絲綢之路以長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並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

2000多年來，古老的絲綢之路雖幾度中斷，但一直是東西方貿易的重要通道。直到15至16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崛起，陸上絲綢之路才日漸衰落。

壯美自然

鬼斧神工造就一路綺麗風光

絲綢之路覆蓋區域擁有高原、山地、丘陵、平原、盆地等各種複雜地形地貌。沿途地域氣候類型多樣，包括溫帶大陸性氣候、亞熱帶季風氣候、高山氣候、亞寒帶氣候等多種氣候類型，造就了絲綢之路上的森林、沙漠、河流、綠洲、戈壁、雪山等多種自然風光，更匯聚著諸多特殊地質地貌。

在絲綢之路沿線的獨特地形地貌中，雅丹地貌格外引人注目。「雅丹」在維吾爾語中的意思是「具有陡壁的小山包」，現泛指乾燥地區一種風蝕地貌，河湖相土狀沉積物所形成的地面，經風化作用、間歇性流水沖刷和風蝕作用，形成與盛行風向平行、相間排列的風蝕土墩和風蝕凹地（溝槽）地貌組合。白龍堆雅丹是羅布泊地區三大雅丹群之一，古絲綢之路進入羅布泊中道後，從白龍堆穿過，這條路一直到唐代仍是商賈途經之地。如今，具有極高觀賞性的雅丹地貌已經成為吸引遊人走進羅布泊的別致風景。

帕米爾高原是絲綢之路上的交通要道，也是古代各國文明的交匯處

絲綢之路新疆段是距離最長、人文和自然資源最為豐富的區域。這裡的帕米爾高原號稱亞洲大陸地區的屋脊，匯聚著包括喜馬拉雅山脈、喀喇崑崙山脈、崑崙山脈、天山山脈、興都庫什山脈在內的亞洲大陸南部和中部地區主要山脈。世界七大山系之一的天山綿延中國境內1700公里，占地57萬多平方公里，它橫貫新疆中部，占新疆全區面積約1/3。2013年，中國境內天山的托木爾峰、喀拉峻—庫爾德寧、巴音布魯克、博格達4個片區以「新疆天山」名稱成功申請成為世界自然遺產。新疆境內的崑崙山，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史上具有「萬山之祖」的顯赫地位，它是亞洲中部大山系，也是中國西部山系的主幹。

除此之外，新疆地區還流淌著塔里木河、羅布泊、孔雀河、葉爾羌河，更有塔里木盆地、吐魯番—哈密盆地、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等自然景觀和交河、高昌、尼雅、喀什等諸多城市遺蹟，是名副其實的孕育人類文明的搖籃。

在絲綢之路的其他路段中，還存在著一批人們耳熟能詳、神奇瑰麗的自然奇觀。位於甘肅省敦煌城南5公里的敦煌鳴沙山就是其中一處。鳴沙山由細沙聚積而成，沙粒有紅黃藍白黑五種顏色，晶瑩透亮。沙山形態各異，有的像月牙，彎彎相連，組成沙鏈；有的像金字塔，高高聳起，有稜有角；有的像蟒蛇，長長而臥，延至天邊；有的像魚鱗，丘丘相接，排列整齊。沙峰起伏，如虯龍蜿蜒。下山時，沙粒隨之流動，發出管弦鼓樂般的隆隆聲響，扣人心弦。

形狀彎如新月的月牙泉位於敦煌鳴沙山北麓

月牙泉風景名勝區在鳴沙山北麓，這裡自漢朝起即為「敦煌八景」之一，得名「月泉曉澈」。月牙泉南北長近100米，東西寬約25米，泉水東深西淺，最深處約5米，彎曲如新月，泉內生長有眼子草和輪藻植物，南岸有茂密的蘆葦，四周被流沙環抱，因「泉映月而無塵」「亘古沙不填泉，泉不涸竭」而成為奇觀。

絲綢之路已有2000餘年歷史，它的魅力恆久不變。今天，古老的絲綢之路沿線眾多的歷史古蹟、壯麗的自然風光和多姿多彩的各民族風土人情，吸引著越來越多世界各地的旅遊者親歷它的美。

璀璨文明

攜手齊心共護瑰麗世界遺產

絲綢之路綿延兩千餘年，跨越省際、國際、洲際，沿線文化多元，積澱厚重，是當之無愧的古老文明和世界遺產的薈萃之地。

歷經了1998年至2005年的「醞釀」、2006年至2011年的「啟動與推進」以及後來的「深入推進」，2014年，中國、哈薩克、吉爾吉斯跨國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項目——「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一線路跨度近5000公里，沿線包括中心城鎮遺蹟、商貿城市、交通遺蹟、宗教遺蹟等5類代表性遺蹟共33處，申報遺產區總面積達42680公頃。這是中國第一個跨國聯合申報世界遺產的項目，更是世界上第一個以聯合申報的形式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遺產項目。

吉爾吉斯托克馬克市的碎葉古城遺址

在這項跨國聯合申報的項目中，囊括了中國境內22處考古遺址、古建築等遺蹟，其中陝西省的7處包括西漢時期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絲綢之路正式開通時的東方起點——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絲綢之路東方起點都城的宮城遺址——唐長安城大明宮遺址，中國西漢時期傑出的外交家、絲綢之路的開拓者張騫的墓葬，唐代著名高僧玄奘法師為保存從印度帶回的經書、佛像和舍利而建的大雁塔，玄奘法師舍利墓塔——興教寺塔，為存放唐代高僧義凈從印度帶回來的佛教經卷、佛圖等而建的小雁塔，位於西出長安絲綢之路東段北道第一站——彬縣的大佛寺石窟。除此之外，絲綢之路遺產項目在中國境內的遺產還包括河南省的漢魏洛陽城遺址、隋唐洛陽城定鼎門遺址、新安漢函谷關遺址、崤函古道石壕段遺址；甘肅省的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鎖陽城遺址、玉門關遺址、懸泉置遺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克孜爾尕哈烽燧、克孜爾石窟、蘇巴什佛寺遺址、北庭故城遺址，內容豐富，類型多樣。

絲綢之路不獨屬於中國。在這次聯名申遺過程中，哈薩克境內的開阿利克遺址、塔爾加爾遺址、卡拉摩爾根遺址、阿克托貝遺址、庫蘭遺址、奧爾內克遺址、阿克亞塔斯遺址、科斯托比遺址等8處絲綢之路遺產點，以及吉爾吉斯境內的阿克·貝希姆遺址（碎葉城），布拉納遺址（巴拉沙袞城），科拉斯納亞·瑞希卡遺址（新城），也一同入選世界遺產名錄。

除了入選這次大規模申遺的絲綢之路遺產點，絲綢之路沿線還有著眾多舉世矚目的歷史文化古蹟，如被稱為世界第八大奇蹟的秦始皇陵兵馬俑，保存釋迦牟尼佛骨的法門寺，世界最大的佛教藝術寶庫敦煌莫高窟，絲綢之路和萬里長城唯一交匯點的嘉峪關，中國西北地區藏傳佛教的活動中心塔爾寺等。

沿途的其他國家也都留下了眾多的文明印跡。單是曾經重要的商隊之路的匯合點、對外聯繫和各種文化相互交流的活躍之地——古代烏茲別克，就有凝聚中亞兩千年文化及歷史足跡的古城塔什干，讓亞歷山大大帝盛讚不已、中亞最古最美的城市撒馬爾罕，更有伊斯蘭教的文化寶藏地布哈拉等名城。

此外，尚未被列入絲綢之路世界遺產名錄的歷史遺存更是遍布沿線各個國家和地區，而相關的零星文物也層出不窮，數量驚人。這些古老文明遺蹟點綴在東西方貿易的通道上，它們是多種文化文明的薈萃之地，昨日光陰的見證者，學者們取之不盡的研究對象，更是旅行者的夢想天堂，後人傾聽歷史弦音的地方。

貫通東西

友好往來成就文化交往動脈

絲綢之路在地理上只是跨越亞歐大陸的一條通道，然而它對世界文化的意義非同一般。它的東西兩端分別是東西方文明的源頭，如縱橫經緯線般，將中國、埃及、印度和希臘美索不達米亞編織在一起。在通訊和交通不甚發達的古代，絲綢之路是兩端民族了解陌生世界的通道，是東西方交往的大動脈。

中國自古是農業大國，對於外來的植物品種的接納和栽培，一直讓古代中國人民引以為豪。通過絲綢之路，源於中亞、西亞地區的葡萄、苜蓿、石榴、紅蘭花、胡桃、胡豆、胡瓜和橄欖等植物新品種陸續輸入中國，在這裡紮根結果。亞洲和歐洲還通過絲綢之路向中國輸入各種珍禽異獸。汗血寶馬、駱駝，還有今天人們熟悉的獅子、犀牛、孔雀，無不是沿著絲綢之路從西亞和中亞輸入中國的。

根據中國文獻的記載，通過絲綢之路輸入中國的珍奇物品也有很多，如大秦（今羅馬）產的珊瑚、水銀、琥珀，中亞產的瑪瑙、水晶，南亞和印度所產的金剛石、鬱金香和珠貝，等等。特別是玻璃和琉璃的傳入，對古代中國的影響很大，不僅豐富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而且直接有助於中國瓷器業的發展。

這些動植物、產品的輸入不僅大大豐富了各地人民的經濟生活，而且對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生產的發展，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在這些產品輸入中國的同時，中國也將自己的產品和一些先進技術傳入亞洲其他地區和歐洲，對於亞歐各國社會經濟發展起到重大促進作用。

中國的絲綢和生產絲綢技術的西傳，是絲綢之路上東西方經濟交流的重要內容。自張騫通西域，中國鐵器和冶鐵技術便沿著絲綢之路輸向西方。舉世聞名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的造紙法、印刷術、火藥，都是通過絲綢之路傳入西方的，它們的西傳對亞洲和歐洲經濟、文化的發展都起過重要作用。也是通過這條大道，整個世界開始享用到中國人所擁有的養蠶術、金銀器製造術、煉鋼術、打井技術等，令生活更加多姿多彩。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闢，中國的天文、醫學和音樂等也源源不斷地傳入西方。

撒馬爾罕是中亞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也是絲綢之路上重要的樞紐城市

在中國文化通過絲綢之路傳向西方的同時，亞洲其他地區和歐洲地區的文化也通過這條「康莊大道」不斷地輸入中國。在亞歐文化東傳過程中，以雜技百戲、樂曲歌舞最為突出，它們名目繁多，內容豐富，對古代中國人民的文化生活產生了重大影響。

當時，成批的外國使節和留學生來到中國，進行文化交流。西域藝術也通過絲綢之路源源不斷地傳入中原，大大豐富了中國的傳統藝術，不論是藝術種類、藝術形式還是藝術思想，對中原文化都有所影響。西來的文化藝術與中國固有的本土藝術相結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藝術形式與文化內涵。

古絲綢之路曾是古老中國對外開放的象徵，在這條商貿通道上，人們交流的不只是商品、技術、生活、藝術等各種民族文化，還包括思想。絲綢之路沿線存在著一個宗教融洽、文化交流的歷史大舞台。來自印度的佛教、印度教，來自中東的伊斯蘭教，來自西亞的拜火教、景教、摩尼教，來自中原的道教和儒家哲學和各地存在的薩滿教等，在這裡共同發展，構成了世界宗教發展史上絕無僅有的獨特風景線。絲綢之路以海納百川的襟懷和坦蕩，成為一座宗教文化天然的博物館。

毫不誇張地說，古代世界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發明創造和思想流派，大多首先通過絲綢之路，流傳到全世界。

從泉州到羅馬

海上絲綢之路不僅僅進行絲綢貿易，也不是單一的一條航線，它是由東線、南線、北美航線等綜合而成的航線總稱。從海上絲綢之路的首航至今已經有兩三千年的歷史，海上絲綢之路見證了沿途歷代王朝的發展歷程，見證著不同時代下各國之間的商品交流、文化交流。

唐代中後期，海路已逐步取代陸路，成為中外貿易主通道。一艘艘海船自中國的泉州、廣州、寧波三大港出發，駛向古代東南亞、南亞乃至阿拉伯地區各重要大港，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載瓷器而去、賈香料而歸，在茫茫洋面上繪出了古代中國與沿途各地的政治、經貿與文化交流通路。

水上通途

技術推動暢通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是從中國古代沿海港口出發，通向三個不同方向的線路：一至朝鮮半島和日本，二至東南亞諸國，三經南亞、阿拉伯半島至東非沿海諸國。

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可追溯到漢朝。秦漢時期，對於剛剛統一成為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來說，社會安定與發展成為當時統治者最重視的問題。這一時期，造船技術得到了飛躍式發展，中國沿海的航海路線暢通無阻，甚至出現了抵達日本的遠航艦隊以及駛過馬六甲海峽抵達印度半島南端的遠洋艦隊。在此基礎上，從中國南海到印度洋的中國史上、也是世界上第一條遠洋航線——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了。

爪哇島是海上絲綢之路最重要的中轉站之一，島上的婆羅浮屠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遺址

西漢時期，在漢武帝的努力下，先後開闢南北沿海航線、朝鮮、日本等多條重要的航線。隨著中國古代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的發展，海上絲綢之路在隋唐、宋元時期進入貿易繁榮發展期。特別是在宋朝，中國在沿海城市設立了九大市舶司，廣州、泉州、寧波成為當時三大貿易港口。

在海上絲綢之路開拓與發展過程中，航線上的三大港口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廣州是歷史上唯一一個歷經兩千年而長盛不衰的大港。早在3世紀，廣州已經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港口，並且憑藉海上交通的優越條件，成為中國貿易往來的發源地。

泉州在元代已成為世界上的第一大港。這裡有著成為大港的優越基礎，在地理上，它位於福建南部，東臨浩瀚東海，北、西、南三面朝山，與台灣海峽相接，是純天然的良港。加上泉州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在唐末五代時期，這裡的造船業已經達到相當大的規模。

寧波是經久不衰的東南大港。這裡地處東海之濱，有江水寬闊、河道穩定的甬江流經，內河航運四通八達。再加上此地平坦富饒，擁有優越的發展港市的地理條件。

在中國明朝，著名的外交壯舉首推鄭和下西洋，他從東南沿海出發，過南海，繞道東南亞諸國，經馬六甲海峽，穿過印度洋，進入阿拉伯海，到達東非和歐洲地區，將中國的物產帶到沿線各國，推動了中國與沿線各國經濟、文化、科技的交流。此時，海上絲綢之路已經成為中國對外交往的主通道。

明清兩朝，中國實行海禁政策。但這並未阻止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各國的貿易交往，這條古老的貿易通道仍然承擔著固有的推動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的重任。

藍色文明

風帆貿易串聯沿線珍貴遺產

在茫茫海面上，海上絲綢之路串連起一顆顆歷史長河裡的明珠，讓這條珠鏈在國際版圖上熠熠生輝。

海港組成東西方不同文明板塊之間經濟、文化、科技、宗教和思想相互傳輸的紐帶。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遺產以沿海的泉州、廣州、寧波等海港遺址為代表。在這些重要的港口城市中，至今仍可以看到很多伴隨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拓展留下的諸多遺產。

泉州是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之一，至今仍擁有眾多十分珍貴的有關海上絲綢之路的文物古蹟，造就了獨具特色的「海絲」文化。泉州的東西雙塔、洛陽橋、安平橋等古建築，以其宏偉的外形和豐富的內涵展示了一個時代的燦爛文明。泉州的清凈寺、聖墓、老君造像等宗教勝跡，都用無聲而有形的語言述說了泉州文化的多元性。泉州的宋代古船、九日山祈風石刻、鄭和下西洋碑刻等古文物，見證著泉州曾有過的中外經貿文化交流的昌盛繁榮。千年以後，走過泉州的大街小巷，俯仰之間，「海絲」的風範依然清晰可見。

江蘇至今留存著大量與海上絲綢之路貿易、文化交流及海洋管理有關的城市、港口遺蹟，如六朝古都南京的重要對外交流門戶石頭城（石頭津）遺蹟，唐宋時期繁盛一時的重要國際貿易城市揚州城遺址，國內僅存的體現中國古代海洋管理意識的連雲港東連島東海琅琊郡新莽時期界域刻石等。鎮江西津渡、太倉瀏河天妃宮（劉家港）、張家港黃泗浦遺址、南通掘港場、連雲港孔望山海龍王廟（龍興寺）遺址及龍洞摩崖石刻群等遺蹟，從不同側面體現了古代中國在海外交通、海外貿易及海神崇拜等方面的歷史變遷與發展。

南京龍江寶船廠遺址公園內的鄭和寶船模型

其中，南京作為明朝初期的都城，是鄭和下西洋的策源地、起終點和物資人員彙集地，也是當時中國與南洋諸國友好交往的中心。鄭和及其下西洋活動在江蘇留下諸多遺蹟，包括南京龍江船廠遺址、鄭和墓、大報恩寺遺址，鄭和副手洪保（墓）遺蹟，鄭和船隊的出發地太倉瀏河天妃宮遺蹟等，與鄭和航海相關的南京天妃宮碑（靜海寺遺址）、凈覺寺（伊斯蘭教）遺蹟，以及訪問南京時不幸病故於此的渤泥（今汶萊）國王墓等。

2016年，國家文物局正式確定泉州、廣州、寧波、南京共同推進「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史跡」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並最終明確泉州、廣州、寧波、南京、漳州、莆田、麗水、江門8個城市共31個遺產點列入首批「海絲」申遺點，陽江市「南海1號沉船及沉船點」作為關聯點。泉州列入「海絲」申遺的首批遺產點有14個，申遺點數量最多。

馬來西亞馬六甲古城。鄭和曾率船隊到訪這裡，掀開了兩國友好交往的歷史

海上絲綢之路流經的地方，從來不缺少古老文明的印跡。在中國境外，世界上最早的哥德式建築吳哥窟，印度知名度最高的古蹟之一泰姬陵，印度尼西亞境內的桑義蘭早期人類遺址、婆羅浮屠寺廟群，馬來西亞的馬六甲古城，菲律賓的維甘歷史古城、巴洛克教堂，泰國的素可泰古城鎮及其相關古鎮、班清阿考古遺址，越南的胡朝時期城堡、會安古鎮，緬甸的驃國古城群，寮國的琅勃拉邦古城、占巴塞文化風景區……處處展露人類聰慧。

爛漫奇珍

漫漫舟船穿梭中西繁盛貿易

東西方各國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進行經貿交往，豐富彼此間的經濟生活，分享人類創造的物質文明。中國是東方文明古國，中國產品歷來在國際市場上很受歡迎。經由海上絲綢之路進行的東西方貿易，其進出口商品結構因時而變。

自東漢末年開始，大量北方人口的南遷，江南地區人口的增加，農業的發展，以及絲綢、陶瓷、冶金等手工業的繁榮，為擴大海外貿易提供了商業基礎。唐代以前，中國出口的商品主要是絲綢和黃金。絲綢是中華民族祖先的偉大發明之一。自公元前4世紀傳到西方以後, 絲綢在羅馬帝國成了最大的奢侈品之一，與黃金等價。而中國進口的商品，主要是香料、珠璣、翠羽、犀角、象牙、玳瑁、琉璃、玻璃、瑪瑙及各種寶石等奢侈品。

陶瓷是中國人民奉獻給世界的寶物。隋代大運河全線貫通後，江蘇憑藉內河水運的優勢，成為內地陶瓷、茶葉等大宗商品對外輸出，以及香料、釉料等商品進口銷售的主要中轉地。唐代以後，陶瓷受到海外市場青睞。揚州在唐代的海上貿易史及文化交流史中寫下了輝煌的一頁，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城市和東方著名港口。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揚州唐城考古出土了大批陶瓷，幾乎囊括了當時中國南北各地主要窯口的產品，其中銷往印度、阿拉伯地區的湖南長沙窯瓷器的出土數量僅次於其產地。到了宋元時期，瓷器成為主要的出口貨物，海上絲綢之路甚至又被稱作「海上陶瓷之路」。

明朝末年，茶葉傳入歐洲，成為中國最大宗的出口商品，這條貨路又有了「茶葉之路」的名字。當時，中國除了進口傳統的南洋諸地土特產外，還增加了西洋貨物，如毛織品、棉織品、鐘錶、香水、皮毛、金屬等。

1840年前，廣州官府特許了經營對外貿易的商行，商行號為「十三行」，卻非固定為13家。清代嚴格實行閉關鎖國政策，規定對外貿易僅限於廣州一口，廣州「一口通商」獨攬對外貿易，「十三行」業務十分發達，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巔峰。雖然繁盛一時的「十三行」因為種種原因最終退出歷史舞台，但「銀錢堆滿十三行」的盛況至今仍留在歷史長河中。

義大利羅馬的古羅馬遺址見證了羅馬文明曾經的輝煌

在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商品貿易之中，中國與沿線諸國互通有無，不僅增進了國與國之間的友好交流，還使得沿線各國人民率先享用來自不同國家各具特色的商品，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當地人們的生活習慣和文化，更極大促進了各國的經濟繁榮、社會進步與文明。

早在三國時期，吳國遣使朱應、康泰訪問今柬埔寨時，根據康泰建議，當地人才開始使用中國絲綢製成筒裙。《初刻拍案驚奇》所記載的「轉運漢巧遇洞庭紅」，講述了一枚中國南方的小橘子，經過海上絲綢之路，漂洋過海在西歐安家，一度挽救了17世紀成千上萬名歐洲海員的性命的故事。迄今，它仍被荷蘭人和德國人稱為「中國蘋果」。明清時期，中國的帆船仍頻繁出沒於東南亞乃至印度洋。這一時期，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走出去的華僑在當地從事農業墾殖、農產品加工、礦業開採等工作，並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經貿之路和文明之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就這樣，伴隨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繁盛，沿線各國的文明也得到了交融。

和衷共濟

頻繁往來開創文化交流天地

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交通線路，一條貿易線路，還是一條貫穿了中國、印度、阿拉伯及地中海地區等世界上幾個最主要文明中心的文化交流之路。在這條古代海路上，商人船主們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遞著東西方文明的火種，不同價值觀和不同文明得以交匯包容。

歷史上，南海諸國曾派遣使節，經由海上絲綢之路抵達中國。唐朝以後，歷代王朝在廣州等港口設置市舶使（司）主管海路邦交外貿，設立館驛接待外國使節，承擔外交事務、主管海外貿易成為沿海地區官員的一項重要職能。南宋咸淳年間（1265~1274年），阿拉伯人普哈丁來到揚州，並在這裡弘揚伊斯蘭教傳統美德，扶弱濟貧，廣交朋友，得到揚州地方人士的擁戴和官方禮遇。普哈丁主持建造了著名的仙鶴寺，成為中國東南沿海伊斯蘭教的四大清真寺之一。元代，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圖泰航海來華，《伊本·白圖泰遊記》震驚了伊斯蘭世界；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帶領元朝使團船隊護送蒙古公主赴波斯完婚，他撰寫的《馬可·波羅遊記》震驚了基督教世界。明朝初年，南京城作為大一統王朝的都城，成為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各國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的中心。

特別是明代永樂皇帝派遣鄭和實施了七下西洋的航海壯舉，被視作海上絲綢之路達到最輝煌、最鼎盛時期的象徵，也是古代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平交往的典範。從1405年開始，在28年間，鄭和率領中國的船隊，以當時世界上先進的航海技術，航行在世界海域上，造訪各國，開展睦鄰外交活動，發展海外貿易，傳播中華文明。這隻航隊開拓了海洋事業，鋪平了亞非航路。

就是在這一次次友好往來間，中國的紡織、造紙、印刷、火藥、指南針、制瓷等工藝技術，繪畫等藝術，從海上絲綢之路傳播到海外，對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以及近代西方各國的科技文化發展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與此同時，西方的音樂、舞蹈、繪畫、雕塑、建築等藝術，天文、歷算、醫藥等科技知識，也通過海路傳入中國。

特別是東漢以後，隨著中國航海技術的進步與航海經驗的積累，南方各政權積極拓展海上貿易與文化交流路線，各國使節、商人、僧侶頻繁往來。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是沿線各國在物質上互通有無的「商貿之路」，也是中外國家友好往來的「和平對話之路」、各國文明交流的「文化交流之路」，海上絲綢之路也為途經地區帶來很多新思想。

唐代高僧鑒真東渡日本，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鑒真東渡圖》描繪了鑒真東渡前岸邊送行的盛大場面

佛教、基督教、印度教等在中國傳播與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歸功於海上絲綢之路。自東晉建都建康（今南京）以來，憑藉發達的社會經濟條件和便利的交通條件，以南京為代表的江蘇沿江地區不僅成為中國主要的文化中心，也成為主要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江蘇的南京、揚州、蘇州等地不僅成為佛教文化的重要輸入地，也是佛教向日本、韓國的主要輸出地。東晉的法顯是中國第一位到海外取經求法並成功歸國的高僧。他從長安出發，沿著陸上絲綢之路，前往印度取經；又沿著海上絲綢之路，從斯里蘭卡搭乘海船回國。他在今天的山東登陸，最後回到當時的建康城道場寺。在此，法顯將攜帶回國的大量佛教典籍翻譯成中文，對六朝佛教的興盛及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唐代高僧鑒真從揚州出發，六次東渡日本，將唐代宗教、文學、藝術、醫藥、建築等文明成果傳播到了日本，對中日經濟文化交流作出了傑出貢獻。

如此這般的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不勝枚舉。海上絲綢之路如同條條絲帶，串連起兩大洋茫茫海面上的顆顆「明珠」。有時它又像一張涵蓋廣闊的大網，延伸出眾多重要途徑，成為東西方友好交往的重要通道。

歷史悠久的絲綢之路既是經濟走廊，亦是文明紐帶。千百年來，它把沿途各個國家連接起來，促進著彼此間頻繁的經濟、文化交往，見證著中國和亞洲、歐洲以及非洲各國人民的友誼。

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旨在通過加強國際合作，對接彼此發展戰略，實現優勢互補，促進共同發展，讓這友誼的珠鏈在21世紀的國際版圖上再現生機和光芒，續寫各國人民友好往來和互利共贏的動人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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