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寫過一篇文章，談到日本是適合孩子生活的國家。許多人讀完文章之後，都產生了一個共同的疑問：「既然日本這麼適合孩子生活，為什麼日本人不願意生孩子？」

是啊，為什麼日本人不願意生孩子？這句話，簡直問出了日本政府的心聲：政府建設公共福祉，提高育兒補貼，甚至還規定爸爸們的育兒假期，呼籲男人回歸家庭做家務。政府都這麼努力了，你們怎麼還不生？怎麼還不生？怎麼還不生嘛！

面對這樣的疑問，不想生孩子的日本人，最簡單的回答應該是二個字：「面倒。」

「面倒」，是指「麻煩、費事、棘手」的意思。

「日本人從小就被教育：不要給別人添麻煩。」——這句話，許多中國人都早已知道了。因為在介紹日本的公共秩序為什麼那麼好時，這句話通常作為一個重要依據被反覆引用。其實，這句話背後還有另一句話。那就是：「不要給自己添麻煩。」

以我個人在日本多年的生活經驗而言，可以很確信地說：一個遵守「不要給別人添麻煩」信條的日本人，通常也是很不喜歡給自己添麻煩的。

「不要給別人添麻煩」、「不要給自己添麻煩」，把這兩句話加起來，才是一個怕麻煩的日本人完整的生活信條。

而生孩子，就是一件特別麻煩的事：既給自己添麻煩，還給別人添麻煩。所以，只好不生。這樣，什麼麻煩也木有了。

不過，上面這樣的回答有點粗暴，顯然無法令人滿意。所以，下面還是詳細談談個人淺見罷。

首先，源於高學歷化社會。

日本是個高學歷化國家。只要經濟負擔得起，不管會不會讀書，幾乎人人都能上大學。有一句很誇張的話，是這樣說的：「日本已經到了只要會寫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上大學的時代。」當然，這樣的高學歷化社會，很有點魚目混珠的味道，但也意味著二件很現實的事：第一是教育費用的增加；第二是步入社會開始自立的年齡被推遲。這樣的現實帶來的結果，就是日本人的晚婚化。

日本厚生勞動省2016年12月提供過一個從1950—2015年日本人婚姻率的數據：現代日本人初婚的平均年齡，男性為31.1歲，女性為29.4歲。女性生產第一孩的平均年齡為30.6歲。換言之，不少日本女性都在面對年過三十生孩子的現實。年齡越大，產子的風險也越大，出於對母子健康的種種顧慮，理所當然會選擇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

孩子出生，為人父母，精神上是一種愉悅，現實中則意味著種種必須支出的費用。例如2014年文部科學省公布的「兒童學習費用調查」數據：從幼兒園到高中15年間，如果全部讓孩子上私立，共計需要1770萬日元；全部公立則需要523萬日元。這還不包括日常生活費、大學學費、私塾費以及其他特長興趣教育費用。而日本國稅局公布的日本人的平均年收，近幾年都在400萬—420萬日元之間徘徊。

因此，儘管日本政府為每一位出生的孩子提供42萬日元的一次性補貼，並提供兒童補貼與免費醫療等各種福利，但如果夫妻雙方對於經濟來源感覺不安，或是經濟狀況並不樂觀，也會理所當然選擇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

其次，是戰後教育帶來的價值觀轉變。

日本戰前教育的「政治正確」，是以國家道德之本為教育之本的國家主義；戰後日本教育的「政治正確」，則強調民主自由，主張個性主義，以及對於多元價值觀的尊重。日本著名學者堺屋太一曾對接受戰後教育長大的日本人予以如下評價：

「他們不崇拜天皇，也不信奉舊式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他們崇拜的是脫離家長制的個性主義，信奉的是安全即正義、暴力是絕對的惡、勇氣與果敢是一種過去式、膽怯被稱讚為『謹慎』、溫柔則演變為男人的美德。」

在這樣的教育中長大的日本人，以「國家」為前提的全體主義思維被徹底弱化，而以「個」為本的個性主義則實現了肥大化。換言之，與「國家」相比，人們普遍更在意「個體」的自由與尊嚴。年輕人普遍缺乏國家憂患意識，不會因為日本這個國家正在少子化，就憂政府之憂而憂，為了國家努力生孩子。

兩年前日本最帥男神福山雅治結婚，日本的官房長官菅義偉當時正在富士電視台做節目，聽到這個消息，就順口說了一句：「太好了！趁結婚的機會多生孩子，以這種方式為國家做貢獻我覺得挺好的。」結果這句話被作為一句典型的「政治不正確」發言，在日文網絡被四處擴散廣而告之，引來從媒體到網民的陣陣群毆。甚至還有網民徵集了萬人簽名，要求菅義偉公開謝罪。鬧得連內閤府的官僚同仁們也皺起眉頭說：「這個菅義偉，怎麼這次說話這麼不謹慎呢！」

再者，則源於現代日本多元化的價值觀。

曾經，在日本經濟高度成長期的時候，幸福家庭的理想模式是：早出晚歸勤奮工作的丈夫、賢惠體貼持家育兒的妻子，以及一男一女兩個聰明可愛的孩子。他們應該居住在一套帶院子的日式小樓里，庭院整潔，鮮花朵朵，早晚有飯菜飄香，黃昏有琴聲叮噹。周末假日一至，乘上私家車全家出行……多麼美好的現代家庭！

但曾幾何時，這種單一的幸福價值觀被打破了。一對恩愛夫妻，即使相親相愛但也許會並不想要孩子，而只想與自己的愛貓或愛犬生活在一起：誰規定家裡必須有孩子的笑聲才是幸福呢？聽到貓咪的叫聲，看到小狗滿地打滾，就渾身上下幸福感四溢難道不可以？幸福，並不非得是有兒有女的傳統式大和諧。只享受二人世界的甜蜜，可以是幸福，只擁有一個人獨處的放肆，也可以是幸福。

當幸福生活的價值觀被不同的個體，按各自不同的意願進行新的解釋並付諸於實施時，曾經覆蓋整個社會的那種全體主義幸福價值觀也就隨之碎片化——因此，現代日本人通常認為自己所處的社會「不幸福」，因為「幸福」成為了一種非常碎片非常私有的東西，人們再也看不到曾經有過的那個單一而龐大的幸福模式了。

日本著名的管理學家大前研一先生，曾著書嘆息年輕的日本人不願結婚生子，甚至對買房買車以及奢侈品消費都沒有興趣，認為日本年輕人的DNA變了，日本陷入了「低慾望社會」。現在的日本年輕人，與他們的前輩們相比，物質慾望的確不夠強烈，但也並非沒有慾望。只不過年輕人的慾望目標轉移了而已：不再是買房買車買奢華品這些老土的東西。

例如一個動漫迷，他會將他的全部時間和金錢精力，都花費在他喜愛的動漫上，除此之外別無慾望；一個鐵道迷，他對奢華品毫無興趣，但願意將積蓄都花費在收集成套的鐵道模型上；又例如一個過山車迷，他會寧願將買豪車的錢積攢下來，去世界各地有過山車的地方，將全世界的過山車都乘坐個遍——這一類人，你不能因為他不買房不買車不買奢華品，只看動漫只收集鐵道模型只坐過山車，就認為他們沒有慾望。他們是有慾望的：一種全新的慾望，一種全新的消費模式。只不過老一代無法理解罷了。

當然，還有一類人，不願意結婚生子，陷入低慾望的原因，是因為低收入。而低收入的原因，是因為「會社」這一現代日本的社會共同體正在弱化。

人類作為群居生活的物種，是需要共同體的。中國人的共同體是「家」，而現代日本人的共同體，則是「會社」。「會社」就是日本的公司。日本有個詞，叫「會社人間」，翻譯成中文，就是「公司人類」。意指以公司為家，在自己的生活中，除了公司和工作，再無其他嗜好與個人空間的「工作中毒」人種。這個詞出現於日本經濟高度成長期。誕生於日本戰後第一批嬰兒潮的「團塊世代」，是「公司人類」的主力軍。

「團塊世代」成為公司人類的時期，也是日本企業的終身僱傭、年功序列最為普及的時期。為了強調平等以及團隊意識，企業按自行規定的序列，隨著員工本人的年齡和企業工齡的增長，每年逐步提升員工工資與職務。它與日本公司的終身僱傭制互相捆綁，讓那些不那麼冒尖的人，或是能力較差的人，也能在這種強調平等秩序的人事制度下，擁有一份終身保障。換言之，這就是一種日本式的大鍋飯。

在景氣好的時候，大鍋飯是沒有問題的。但景氣變差時，這種大鍋飯模式就難以繼續維持了。因此，從90年代開始，日本公司的年功序列制度開始遭遇挑戰，依據實績考核工作能力的成果主義開始出現，許多能力不足而又有一定工齡的人，被調離到下屬公司或是可有可無的崗位，遭遇「變相下崗」。接下來，進入21世紀後，持續景氣低迷的日本企業——尤其是日本多家著名大企業，因為持續的經營赤字，而不得不開始大幅裁員。

曾經的日本人，對於「會社」是充滿信賴感的，認為只要成為會社正式的一員，就會擁有終身保障，只要拚命努力，付出的汗水總會得到認可，因此才會有「公司人類」的出現。而現在，這樣的認識正在逐漸改變。「會社」這一社會共同體形象，在年輕一代的日本人眼中，不再像他們父輩心目中那樣顯得堅實可靠。而多元化的價值觀，也令許多年輕人不再願意像「公司人類」那樣為了「會社」而做出犧牲。

在今年春季的大型企業招聘會上，日本媒體採訪前來應聘的應屆大學生，問他們希望進入什麼樣的企業工作，大部分回答是「加班少的」「可以按時回家的」，理由是「我不能只在工作」「除了工作我還有自己的愛好與生活」。

而企業一方，為了儘可能削減人工成本，也大量僱傭派遣社員。所謂「派遣社員」，相當於中文裡所說的「合同工」。「合同工」與「臨時工」只有二字之遙，幾乎沒有差別，都不屬於正式員工。非正式員工，對於公司不可能擁有歸屬感，沒有歸屬感，也就等同於沒有賴以生存的社會共同體。

失去社會共同體的都市人類，是被社會孤立的單薄個體，其對未來的不安與無望也可想而知。處於這一境地的年輕人，如何還指望他們充滿消費慾望？如何還指望他們對結婚生子擁有渴望？他們連自己的人生都無法保障。

所以，在大前研一的《低慾望社會》一書出版之後，有一位居無定所、四處打工維持生活的年輕人，在他的空間裡寫下這樣一句讀後感：「不是低慾望啊！而是對未來的恐懼超過了慾望。」

原創 ： 唐辛子

文章來源: https://www.twgreatdaily.com/cat54/node1556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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