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實拍一對愛滋「男同」情侶的真實生活

北京佑安醫院性病愛滋門診樓里，董文吉走過昏暗的走廊，「感覺自己要走向太平間了。」他是一個孤兒，4歲那年在火車站和家人走丟，2007年，他和同性伴侶小奇（化名）在北京相識於網絡，而後經歷了一段近十年的戀情長跑。2013年1月，兩人同時確診出HIV感染。2016年，兩人從北京坐火車到小奇的老家內蒙古，參加他妹妹的婚禮，在他們看來，這就算是一起回家了。

2016年11月1日上午，董文吉前往北京佑安醫院的性病愛滋門診做例行檢查，他每個月都要到這裡領一次抗病毒藥。「佑安醫院性病愛滋病門診坐落在G樓，被一些人笑稱為『Gay』樓。」董文吉認為這是對同性群體的污名化，為此他曾與院方溝通，希望院方更改樓的編號。

門診醫生為董文吉開具的處方，註明的臨床診斷為：愛滋病、帶狀皰疹、免疫力低、神經炎、肝損傷。2013年初確診時，董文吉被查出CD4載量降到每毫升103個，而正常成人的指標為每毫升500到1500個，同時，病毒指數也高達70000拷貝。通過持續服用抗病毒藥物，董文吉的CD4載量回升到了每毫升700個，病毒指數為0拷貝。

確診HIV感染之後，董文吉失去了就業機會和周圍的朋友。「當時大腦一片空白，很想死，沒有人告訴我下一步該怎麼辦，醫生也說醫院不具備HIV消毒條件，不能給我治療，要我辦出院手續，當時特別絕望。」董文吉說，現在很多新發感染者也會遇到這樣的情況。

每晚九點，董文吉按時服用三種國家免費發放的一級抗病毒藥物。「新發感染者只要堅持服用藥物，壽命和普通人是一樣的。如果有了同性伴侶，必須每三個月檢測一次，發生一次高危性同性關係的感染率是3%。」董文吉說。

「平時我們倆都不愛說話，在家各玩各的手機。」一次，小奇無意間問起董文吉的身世，才知道董文吉是個孤兒。「（他）說完便偷偷出了門，一晚上沒回來，電話總不接，我在街上找了他一夜，他怕我知道他的身世，從此看不起他。」小奇說。董文吉讀小學時，常常受到幾個同學的欺負，為此常常與他們打架，沒多久就半途輟了學。

鄰居前來寒暄，打破了董文吉和小奇之間的沉默。「他也是個同性戀，就住在樓上。這附近住了幾個，我們都認識，這個圈子在社會人群中比較邊緣，但彼此之間聯繫都比較緊密。」董文吉說。左右為了逃避家裡逼婚的壓力來到北京，「作為一個同性戀，註定流浪一生。」他說。

男友小奇一邊準備晚餐，一邊在電話里囑咐董文吉「回來時要記得買個新水龍頭」。

吃飯時，小奇用筷子扒拉著一碗前一天的剩菜。「小吉從來不吃剩飯剩菜，他一直是這個脾氣，小時候在福利院就這樣，寧願餓著也不肯吃。」在一起十年，兩人已經非常了解並接受了對方的脾氣秉性。

出門前，小奇為董文吉翻出圍巾和棉褲，他擔心董文吉出門騎電動車會冷。小奇每天洗衣、做飯，無微不至地照顧董文吉的生活起居。幾年前，董文吉曾帶小奇去看過自己長大的福利院。「我看見那裡的生活環境，住的是土坯房，每天就吃蘿蔔白菜，一間房裡四個孩子，都是先天性的精神病患者、智力缺陷者、盲人和殘疾人，特別鬧騰。」 小奇說。

2015年，董文吉加入了一個愛滋幫扶的民間公益平台，負責愛滋檢測、諮詢及心理關懷工作。在這之前，他做過海洋館馴獸師、餐館服務員，賣過保險，在街頭擺過地攤，但都不超過半年時間。在他治療HIV的過程中，因為志願者的幫助才走出了陰影，所以他選擇投身公益，幫助其他感染者，「畢竟在死亡的邊緣上走過一回了，有相同的感受和經歷」。

董文吉在醫院自助機上領取免費安全套。從確診後，他已連續服用了三年的抗病毒藥物，他說，除了保持這個習慣以外，自己生活和平常人沒什麼兩樣，「有時候我會忘了自己是個愛滋感染者。」

和同事在餐館吃飯時，董文吉習慣性地只夾靠近自己面前的菜。愛滋病主要的傳播方式是性傳播、血液傳播和母嬰傳播。共同進餐、握手等一般不會造成病毒傳染。

2016年11月14日，董文吉和小奇從北京坐火車回內蒙古，參加小奇妹妹李燕兒（化名）的婚禮。六年前，小奇向父母坦白了自己的性取向、以及與董文吉的戀愛關係。聽到兒子的坦白，小奇父母問：「這是不是病？可以治嗎？如果可以，多少錢我們都給治！」經過一步步的解釋和溝通，小奇父母逐漸接受了董文吉。

1992年，4歲的董文吉在一列開往滿洲里的火車上與家人走丟，一位列車員發現了他，當時列車正好停靠在扎蘭屯站，列車員就把他交給了當地派出所，隨後他被送進了當地福利院。註冊收留檔案資料時，福利院的工作人員賀姨瞅著乖態文靜的董文吉說：「這孩子懂事，希望他以後逢凶化吉，就叫『董文吉』吧。」從13歲開始，為了離開福利院，董文吉記不清多少次偷跑出去爬火車，但每到一個地方，他都被警察送到救助站，然後再被領回福利院。「每次出走都開心極了！」董文吉說，17歲他最後一次離開福利院，從此自力更生。

離小奇家越來越近，董文吉的心情漸漸愉悅起來。兩人誰也不清楚，當初到底是誰傳染給誰的，他們覺得事已至此，也沒有必要再計較這個問題。

董文吉和小奇到四叔家串門，和兩個姑姑在炕上聊天。「其實上一輩人都大概對我和小奇的事猜出了幾分，只是礙於小奇父母的面子都沒有捅破，」董文吉說，「小奇父母都對外人稱呼我為乾兒子，後來長輩們都把我當作了乾兒子一樣對待。」

2016年11月15日，妹妹李燕兒婚禮前一天，小奇、董文吉陪她邀請親戚出席婚宴。「其實我是個不婚主義者，」李燕兒說，「如果能在家裡一直陪著父母，生活很自由，感覺嫁人當家會是件挺累的事。考慮到父母的感受，哥哥也不能結婚，所以我還是決定結婚。我還想將來多生個孩子，過繼給哥哥和小哥（董文吉）。」

「32歲了的人了，妹妹都結婚了，還不考慮成家？」小奇每次回家都要面對姑嬸們的這個問題，「父母都60歲了，急著抱孫子呢。你要考慮他們的感受，不能太自私！」

婚禮前一天晚上，小奇的母親（左一）為李燕兒收拾嫁妝，她囑咐小奇和董文吉：「你們倆也得去照相館拍一套相冊放家裡。」董文吉開玩笑說：「要不我倆還是都去找個對象結婚吧。」母親嘟囔道：「得了吧，你們倆還是別去禍害別人家的閨女了。」

婚禮當天早上5點多，李燕兒換上了從鎮上租來的婚紗，自己塗了平時幹活不能塗的指甲油，伸出手給小奇看，一旁的父親李振懿依然滿臉憂愁。「平時看著爸爸都挺開朗的，只是每次一喝點酒，就會嘴裡念叨還是希望我將來能結婚生娃。」小奇說，「我們都沒告訴父母確診HIV感染的事情，怕他們知道了更受不了。」

送完親，小奇和四叔準備離開李燕兒的夫家。走到家門口，他回頭看了兩眼，再轉過頭來就淚如泉湧。「小時候妹妹都怕我做哥哥的，妹妹長大了就懂事，很多事不想著自己，先想著家人和我，真怕她將來受委屈。」他哭著說道。

婚禮結束後，小奇和董文吉與兩位老人在家門口合影。他們說，家裡一張合影都沒有拍過。對於未來，小奇依然有些隱憂，他曾幾次勸董文吉去尋找自己的親生父母，「如果他找到親生父母，興許將來能多個依靠。」對此，董文吉一直拒絕。在他剛被送進福利院的時候，福利院的賀姨騎著自行車帶他去她家。路上，董文吉突然喊起來：「賀姨賀姨，媽媽也騎自行車載我路過小橋修路去。」這是當時4歲的他對母親僅有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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