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下的紅蛋

——社黨「肯德基爺爺」前傳

【今人物】告訴你屬於他們的故事。

他來自一個貧苦家庭，童年時，一顆雞心需要跟8個兄弟姐妹分著吃。憑著努力不懈，他終有一日獲得獎學金，遠赴美國留學。

在這個號稱富裕與自由的國度，他卻目睹了底層白人掃街、城裡人從垃圾堆覓食、印第安人遭剝削等怪象，令他震驚不已。

然而，這座資本主義大廈，此時風起雲湧——-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嬉皮士文化……反建制思潮此起彼伏，而他也在大時代的洪流下，接觸了左翼思想。

「我是愛思考的人。當我讀到馬克思的《資本論》時，很輕易吸收，就像是在閱讀自己一樣。馬克思所談論的，與我相信的世界相同。」

這名留學生是納西爾（Mohd Nasir Hashim）。他學成返馬任教，先後結社辦刊，為園丘工人、城市拓荒者發聲，甚至一度在茅草行動下被捕。

最終，他在左翼思潮日益退萎的政壇，與同志插上一面屬於社會主義黨的旗幟，並擔任主席至今。

文武雙全的「肯德基爺爺」

臨近獨立日之際，我與這名「左派大佬」坐在百貨商場一角，從其甘榜森州到美國，再從左翼思潮到社黨創立，乃至於默迪卡的真諦，一一侃侃而談，甚至一度談到其形象與外號。

「我長得像肯德基爺爺。若有人從國外來找我，我會問他『你知道肯德基嗎？』，他們答『知道』的話，我就會說『我就長得像肯德基（爺爺）』。」

「我的頭髮漸長，失去了（肯德基分店）的特許經營權。我是肯德基的活廣告，應該每天都得到炸雞。」

納西爾年過七旬，眼前的他鬚髮俱白，活像資本主義符號「肯德基爺爺」。他雖為一黨主席，卻為人親和，逢人必稱「兄弟/姐妹」（saudari/saudara），毫無政治人物常見的架子。

然而，相較其「肯德基爺爺」形象與豐富政治經歷，首先吸引我眼球的，是他多才多藝、文武雙全的一面：軍校畢業、公共衛生博士、足球與曲球校隊、雛量級拳賽冠軍、西洋棋冠軍、詩人、畫家、針灸師……

「我不墨守成規，拒絕受規範束縛……我相信人有潛能做一切他們想實現的，我不是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他集發明家、科學家、哲學家、藝術家等於一身，我並非如此，但我總能看到人的潛能。」

甘榜小孩勇闖紐約

1946年10月31日，納西爾生於馬六甲馬日丹那（Masjid Tanah）一個甘榜，但父親在馬來亞鐵道局任職之故，一家人輾轉搬遷，前後在馬六甲、新加坡、森美蘭等地落戶。

「我家有9位兄弟姐妹，當我們吃雞心時，媽媽會分成9片，讓每個人都能吃到。我們住在森州金馬士時，每當制水，就會有送水工前來，我們會邀他與我們共餐。這讓我學習待人公平，避免偏見。

「因此，當我負笈海外，接觸到社會主義，我可以接受與吸收它。」

納西爾出身清寒，卻憑著自身努力，考入吉隆坡皇家軍事學院（Royal Military College）。這所頂尖中學，也是一馬公司執行長阿魯甘達、前馬華總會長林良實、前聯邦直轄區部長拉惹農仄、經濟學家佐摩等人的母校。

後來，來自甘榜的他抱著看世界的憧憬，以獎學金負笈美國伊利諾依州蒙莫斯學院（Monmouth College）攻讀生物學學士學位。

「當時每個人都想當醫生，我知道若申請醫科獎學金不成，我就沒戲了。我只想出國，所以申請了生物學。」

「我初到美國，人生中首次看到彩色電視。我喜歡美國式教育。我欣賞邏輯學。」

然而，正是在這個資本主義國度，他與社會主義邂逅，並奉之為終生信仰。

美國民運的洗禮

60年代，美國正處社運風起雲湧的年代，理想主義遇上青春的躁動，為納西爾帶來巨大衝擊，他也因此結識不少左派朋友，狂覽左派群書。不過，對納西爾而言，認識社會主義是一場漫長的「漸悟」之旅。

「對我來說，『社會主義』不似電源，你一開它就開，一關它就關。並非如此。」

「我的大學室友是白人。我們來自兩個不同的文化，不時會就文化、宗教辯論到天明，嘗試了解對方。若你不這樣，你很容易躲在自我構建的世界。」

「我在康奈爾大學時，與另一名印度人擔任研究助理。不過，我有薪金他卻沒有，我被迫把部分薪水分給他。教授發現後，我就質問他『你怎能不付他薪水？』接著我就離開了。當時，我已經對剝削反感了。」

「當你在美國，就看到資本主義如何實現，同時也目睹其諸多弊端，如剝削印第安人、窮人住在山上、城市人從垃圾堆扒食物。白人在大馬的地位很高，但我在美國時，卻看到白人掃地。凡此種種，提供你看世界不同的視角。」

知識分子與人民

寒窗苦讀近十載，納西爾終在紐約康奈爾大學取得公共衛生博士，還獲美國政府發信邀請定居，大可找一份薪金優渥的工作，從此晉升「人生勝利組」。不過，他放棄了在美國的一切，返鄉為基層服務。

「我是靠人民的錢供我出國，想要回來為人民服務」，他平淡說出這句話，沒有賣弄悲情或刻意的激昂。不知有意為之或習慣使然，「人民」一詞頻頻在訪問中出現。

納西爾回國後，第一件事就是與佐摩、拉瑪三美（Ramasamy Palanisamy）、依薩沙里（Ishak Shari）等知識分子籌組社會分析研究院（Insan），以關注底層人民問題。

「我是首任主席。我們先提出課題，再把（面對問題的）人們帶來吉隆坡開記者會，以讓更多人知道人民困境。接著，我們助他們自我組織。」

「後來，他們發起示威，要我們與他們一起。但知識分子感到不適，他們不願意，不想開罪當權者。」

出於理念分歧，納西爾與眾人分道揚鑣，卻作出一個人們眼中「政治自殺」動作——加入已是日落西山的人民社會主義黨（人民黨）。納西爾本著為左翼政黨貢獻的初衷踏足政壇，孰料尚未活躍，就在茅草行動下鋃鐺入獄。

「（被捕）應該與此（加入人社黨）無關。政府早已對我不滿。」

「當工人發起示威欲組工會，我出手制止警方（打壓）。在柔佛，園丘工人無薪工作被剝削，勞工局拒絕承認，我們就帶記者去揭露。還有童工問題，一名男孩在工廠處理冷凍魚，被電鋸割斷手，政府不願處理，我們就把它弄成一個課題。」

出走人民黨另創社黨

1987年，巫統AB隊黨爭之際，政府逮捕了107名朝野黨團領袖、社運分子，不少人認為這是巫統當權派為了轉移黨爭視線，刻意營造的白色恐怖。

就在納西爾在鐵窗裡頭的15個月期間，人民黨出現路線之爭，一派認為「社會主義」字眼不利人民黨為人們接受，一派則堅持保留以示原則，納西爾屬於後者。最終，人民社會主義黨把名改回人民黨，納西爾一怒之下，出走人民黨。

「若你信奉社會主義，你為民而戰，不在乎承受什麼（苦難）。社會主義讓我挨過這段日子，但他們卻要從我身上奪取。」

退黨後，納西爾繼續為城市拓荒者處理政府逼遷問題、為園丘工人發聲，前後被捕15次。直至1998年，納西爾與一群志同道合的社會主義者，共同創立社會主義黨，並擔任主席迄今。

納西爾於2008年在公正黨旗幟下，乘著政治海嘯，當選哥打白沙羅州議員；惟2013年卻在伊黨等的攪局下，陷入五角戰苦戰，最終守土失利。

雖然曾經走入議會殿堂，但根據2012年財產公布，納西爾的固定財產只有一輛國產陽春小車，以及1萬令吉的存款，可謂兩袖清風依舊，不曾遠離他所念茲在茲的貧苦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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