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Credit：AP/ 達志影像

自今年5月10日，有「菲律賓川普」之稱的杜特蒂（Rodrigo Duterte）當選總統後，向全國大力推行強橫粗暴的掃毒手法，延續他作為達沃市長期間推行的緝毒模式。同時宿霧（Cebu）市長歐斯曼納（Tomas Osmeña）推行獎金鼓勵警察當場殺害嫌疑犯，把情況推演得一發不可收拾。在 20 世紀初，歐美國家以壓抑毒品供應為綱領的緝毒範式大行其道，現在又彷彿在東南亞重燃苗頭。杜特蒂洋洋灑灑地誇下海口，搬出3至6個月內消滅毒品問題的「不可能任務」。披上「毒品之戰」的政治光環，杜特蒂一步步將國家推向一場更大規模的暴力螺旋中。

據菲律賓媒體ABC-CBN News報導，直到8月10日為止，菲律賓已經有943人死於警察、民間治安隊和市民自發的緝毒行動中，其中馬尼拉大都會區（Metro Manila）傷亡最為慘重，一共有274人，佔全國 30%左右。過程中涉及大量法外處決，不少嫌疑犯未有經正常法律程序審理已經被殺。

死傷者中不乏無辜平民和基層，在空白無力的靈魂之歌中，我們必須叩問何以菲律賓會淪落成「東方毒品天堂」，是什麼的時間維度和地緣因素，造就菲律賓在2012年成為全球服用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當地人稱為Shabu）最多的地方。當我們明白到整個毒品供應鏈和國家機器的愛恨纏綿後，就會發現杜特蒂的戰爭根本是放錯標靶，或是純粹一場政治籌碼的沙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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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優越 成毒品集散地

2015年，一名叫Horacio Hernandez Herrera的墨西哥人在馬尼拉涉嫌販毒被捕，同時指控他是臭名遠播的墨西哥錫納羅亞販毒集團（Cártel de Sinaloa）的第三把交椅，使這單案件變得非比尋常。同年11月，9名中國販毒集團成員落網，當局更指中國人的販毒網絡已經滲透整個社區，用一系列的正當生意去粉飾不法勾當。

官方數據指在墨西哥和中國毒品組織的影響下，馬尼拉大都會區成為全國情況最惡劣的區分，92%的描籠涯（barangay，菲律賓最小型的行政單位，大抵是一個小村落或社區）受到毒品的污染，國家治安出現嚴重漏洞。究竟一個墨西哥人、數個中國人和上千個社區的命運，為什麼會被毒品緊緊扣連在一起？

麻黃鹼和安非他命是菲律賓最常見的毒品，而安非他命更是當地人製作Shabu的主要來源。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最近一份報告，整個運輸過程主要由美洲的毒品組織和中國人中介主理，安非他命由墨西哥、哥倫比亞和瓜地馬拉等美洲國家製成後出港，經毒品組織由西非、中東輾轉運到東南亞國家，再偽裝成正常貨品經菲律賓海關進入國內，或直接投入菲律賓附近海岸，等待中介人組織接手。

只要中介人成功接收貨品，就會分拆給菲律賓底層用家或買手進行二度散發。整個過程涉及大量層級互動，一點一滴的把遠在西方的毒品運到東方吞雲吐霧的巷弄中。由於菲律賓位處東南亞核心位置，故毒梟以此地作為連接毒品金三角（緬甸、柬埔寨、泰國交界地區）、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等不同亞洲市場的中轉港；加上菲律賓島嶼眾多，海岸線亦繁雜，海洋巡防和緝毒治安根本充滿盲點，毒販可輕易和當地人上岸落貨。久而久之，菲律賓既成了毒品運輸場，亦化身為新生代用家市場之一。

亞洲金融風暴後 提振經濟卻引毒品入室

地理的便捷邊界誘使菲律賓人墮入毒品網絡中，但若果他們沒有遇上亞洲金融風暴的時空浪潮，他們未必會成為深受毒品夢囈纏害的一群。1998 年，時任總統約瑟夫艾斯特拉達（Joseph Ejercito Estrada）在菲律賓披索遭瘋狂狙擊後，將復甦經濟定為首要任務。他推行名為「Medium Term Philippine Development Plan（MTPDP）」的拯救經濟計劃，通過市場自由化、去制度化和減低融資條件以吸引外資流入，成功將國家失業率從1998年的10.1% 下降到 2004年的6.7%至8% 。

好景不常，菲律賓跨國犯罪問題中心（Philippine Center on Transnational Crime，PCTC）的報告中提到，高度放鬆的金融體系容許中國的三合會和日本極道落戶生根，在菲律賓紛紛設立分支投資，形成他們能夠在此地發展勢力的遠因。其次，菲律賓希望吸引外資，於是不斷放寬金融條例，引致銀行高度不透明和隱秘，有利毒品組織黑錢流動和不法行為。毒梟盡佔地利和經濟之宜，自能在菲律賓的低收入社區中萌芽。大量入口的毒品成為社會壓力的出口，基層群眾通過大量渠道獲取毒品，亦為了生計依附在販毒之中，最後形成了社區和毒品之間的輪迴。

突如其來的亞洲金融風暴逼使菲律賓放寬經濟體制，卻無奈地引「毒品」入室。同時，菲律賓司法制度失效和貪污崩潰的政治倫理，更輸掉了最後陣地。國際透明組織年初公布的「2015 年貪腐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5），菲律賓位列全球第95，其司法獨立程度更是岌岌可危。2009 年菲方搗破了一個富二代的販毒集團（Alabang Boys），後來呈上法庭檢控官的證據遭處理掉，結果撤銷檢控兩名被告。案件敲響了菲律賓司法的喪鐘，亦反映執法者和司法者的落差。不少報道亦指，很多檢查官都涉及毒品交易，更有政客通過毒品貿易獲取巨額選舉捐款。

社會長期執法無力、貪污叢生、社會敗壞，國家成了史無前例的毒品機器，伴隨悲鳴建構成東方毒品帝國。最底層的人民在頹萎時代中，嘗到了整個國家網絡滴下來的低價毒品（最便宜的只需港幣5元），成為他們生活中的解脫品，甚至自設廠房自給自足，一同加固這毒品機器。通過濫用毒品去忘記憂愁和煩惱的人民，是時代悲曲催化的一群受害者。

然而，他們正是杜特蒂的「聖戰對象」。

民眾寄盼強人時 向全國輸出「達沃市管治模式」

人民力量革命30年後，菲律賓推倒獨裁者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換上艾奎諾夫人，傳統精英依然壟斷政治權利。政黨人物的輪替繼續在各政治世家中傳襲，全國的政治權利仍集中在少數精英手上。政治精英的贓污狼藉雖謂司空見慣，但民眾始終渴望當家作主，政府真正重視人民。歷屆政治領袖口講人民充權，實則以權謀私尸位素餐。教不少菲律賓人遙望新加坡李光耀的強人風光，年輕一代開始緬懷過去的獨裁者。

風湧而至的毒品問題、司法失效和政治貪腐，將菲律賓人徹底出賣。儘管杜特蒂在爭議聲中推行改革，他實幹的風格已經滿足了民眾久久失落的期望。人民熾熱祈求實幹者的來臨，以一掃菲律賓政制積弱的頹風。杜特蒂就搬出毒品問題作為滿足人民對政治慾望的祭品，一手暴力掃毒、一手煽動民粹，不斷簡化成「只要殺光毒販，毒品問題就會消失無蹤」的神話。人民深信其政治控訴獲得回答，不但繼續支持嚴刑峻法，熾熱的民粹亦化成杜特爾特當權的政治資本：「有他就不會有毒品」，他的存在成了必然。

杜特蒂憑藉在達沃市22年強力打擊毒販，建立起強勢執法的形象。自他履職以來，就向全國輸出「達沃市管治模式」，希望短時間內以嚴厲手段打擊全國毒品問題。此舉不啻旨在追求履行選舉承諾和目標，更回應選民對他處理犯罪、貪腐和毒品問題的期望，鞏固其鐵腕形象。威權、獨裁、強大，正是杜特爾特管治威信的來源，以推動暴力緝毒範式和菲律賓年復年的失望民粹主義契合起來，形成John Pratt所形容的「刑法民粹主義」（Penal populism）。

民眾目睹長久以來的社會問題得到當權者正視，杜特蒂甚至容許他們參與「改革」的機會，當然更會高舉此為行之有效的強人政治。杜特蒂把刑法換置成民粹的燃料，人民又滿足於瘋狂暴力中。這場你追我逐的權利遊戲，最後犧牲只會是無力反抗的社會最底層。《The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的一份報告《The Kill List》指出，絕大多數死者都是低端毒品用家和低層販毒者，更有不少平民無辜中槍（例如Michael Siaron的妻子Jennelyn Olaires堅稱他丈夫沒有販毒）。Gene Lacza Pilapil教授認為窮人和社會邊緣人士無法受到足夠法律保障（無錢無權無勢）、主流媒體亦鮮有關注其處境、教會和左翼組織不敢接這燙手山芋，最後理應提供保護的警察反而加入追擊行列。整個追捕行動都把貧民當成毒品嫌疑犯，卻難以撼動上層或整個跨區毒品網絡，基層市民不明不白魂斷在一場鐵血風暴之中。

萬聖節期間，一位男子拖著假屍體，象徵「毒品戰爭」中的總統杜特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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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義成就「杜特蒂效應」

由於民粹主義旨在尋找發洩對象，而杜特蒂將低層用家定為目標，民眾的一腔怒火得到放縱。他鼓吹的「法外執法」和「未審先判」只會令警權過大，縱容更多的民間私鬥和濫用槍火，傷害危如累卵的法治制度和民主。在可見將來，國家可能只會陷入日益嚴重的司法失效，壓垮最底層的人權。杜特爾特在擔任達沃市長時，涉嫌組織民間私刑組織「達沃暗殺隊」（Davao Death Squad）推動血腥管治，而多個社區亦在全國緝毒行動中出現類似的民間組織，人民自發組成槍隊，殺害懷疑用毒者。CNN形容這場狂暴殺戮為「杜特蒂效應」，把標靶放在借用毒品解脫生活痛楚的平民上，卻無視了上面層層擠壓的恐怖網絡。杜特蒂當然希望透過這場「毒品革命」留下歷史英名，但一將功成萬骨枯，更何況這是一場「未審先判」的聖戰？

杜特爾特草率地發動了這場「屠殺」，某程度上的確逼使多達 4000 名毒販，因恐懼其行動而向警察投案。杜特蒂現在把眼光放在律師、政客和警察上，但要撼動毒品帝國斷不是數個月的急躁行動可成。菲律賓若沒有根本把組織網絡、領域和時空的問題治理，新一輪的毒癮只會在硝煙中死灰復燃。回望地域上的界限、制度上的漏洞，本文相信只有推動民間組織的戒毒工程，和跨國家滅毒行動才是治本的方法。杜特蒂的戰爭方法好可能已經不是指向毒品，而是建立民望、威信和個人成就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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