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在眉睫 中國周邊危機的內幕與突變》由一系列從未披露過的內幕故事組成，從中可以看出國際舞台的驚心動魄，以及中國未來三至五年在地緣政治上將面臨的重大挑戰。
「美國因素」在中國周邊越來越成為一個複雜的因素。「美國因素」對崛起的中國而言究竟是負面居多, 還是正面居多？抑或正負兩面皆有？在現階段，中國究竟如何客觀評估和有效利用「美國因素」？這是今天和未來中國已經繞不開的一個課題，而這一課題在2010 年之前似乎並沒有那麼緊迫。
曾記得，2003 年之前的幾年裡，時任台灣領導人陳水扁刻意操弄「台獨」思潮和行動，將兩岸關係推向幾乎萬劫不復的邊緣。2003 年，時任中國總理訪問華盛頓，與美國達成聯手制約陳水扁「台獨」的共識。此後，台海局勢開始逆轉，陳水扁的「台獨」傾向受到相當程度的制約，直到2008 年馬英九上任。
可以想見，如果沒有當時華盛頓與北京的聯手，陳水扁的「台獨」囂張不可能被抑制。從這個意義上，你能說在兩岸關係上，「美國因素」是負面的嗎？
也曾記得，2012 年12 月安倍第二次上任日本首相，面對中國崛起的態勢，憑藉日本國內日趨保守的政治基礎，採取對華日益強硬的立場，其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在釣魚島問題上堅持「沒有爭議」立場，絲毫不做妥協;第二，在歷史問題上，繼續參拜靖國神社，挑戰中韓和周邊鄰國的情感底線;第三，以修憲解禁集體自衛權。
在這一背景下，不但中日領導人峰會全面停止，而且就在日韓這兩個同盟國之間，韓國總統朴槿惠在一些國際場合，就連把眼皮抬起瞧一眼安倍都懶得，更遑論與安倍握手言和了。但2014 年下半年，安倍忽然一反常態，公開站到電視鏡頭前聲明，他在歷史問題上將繼續堅持之前歷屆日本內閣的立場。再往前查一下記錄，原來美國私下向安倍施加了壓力。這從本書第四章透露的美日智囊電視激辯中，包括美國智囊對安倍連任後的期望表達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從這個意義上，你能說在中日關係上，「美國因素」純粹是負面的嗎？
當然，無論是兩岸問題還是釣魚島問題，其根源都可追溯到「美國因素」。或者說，這些問題之所以久拖不決，也主要是由於「美國因素」使然。
美國作為一個世界超級大國，有其在亞太地區自身的戰略利益。從這些利益出發，美國希望在亞太地區維持一種適度的「不平衡」。在兩岸問題上，無論是20 世紀50 年代將台灣視為「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還是後來希望通過支持民進黨長久維持兩岸的分治、分裂狀況，均無不出於這一戰略目的。在中日關係和南海問題上，美國的戰略利益也大抵如此。
但這不等於說，兩岸的紛爭或中日矛盾、南海衝突達到擦槍走火的邊緣，美國將依然維持其原有的戰略底線和立場。原因很簡單，若地區衝突突破美國能容忍或承受的範圍，勢必將衝擊美國的戰略利益。因此，每當這個時候，人們就可以看到，「美國因素」中調唆的一面會變成穩定局面的一面。
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2003—2008 年間，華盛頓願意與北京聯手制約陳水扁的「台獨」，以及美國何以對安倍的修正歷史問題的舉措感到如此不滿。這同時也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2014 年當中國的981鑽井平台深入南海時，尤其是當越南與中國有可能在南海擦槍走火時，
美國一再運用各種公開和秘密的手段，對中國施加壓力。
在施加壓力，維持亞太地區適度平衡的問題上，應該說，美國沒有特別的針對國家。對直來直去的美國人來說，其指針只有一個：誰打破平衡，就對誰施壓。
但在風和日麗之時，美國的戰略則有其明顯的側重點，那就是哪個國家是美國在該地區乃至全球的潛在對手，那就使用各種手段對其形成鉗制。在今天，這個國家無疑就是迅速崛起的中國。這就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美國在2009 年全面實施「重返亞太」戰略後，亞太地區的戰略和安全局勢趨於全面緊張。
因此，對一般的中國公眾來說，一個人性的感受就是，美國既在戰略上遏制中國，又在策略上與中國為敵。這一感受既有人性的一面，又有其不完全的另一面。從上面的分析，人們可以看出「美國因素」的兩面性，即既有調唆局勢的不穩定一面，同時又有維持穩定的另一面。
對正在崛起的中國而言，一個符合邏輯的結論就是：看透「美國因素」的兩面性，將「美國因素」維持穩定的一面利用到極致。
仍以2003—2008 年間的兩岸關係為例，陳水扁的追求「台獨」引起北京強烈反彈，繼而引發北京對台軍事鬥爭的實質性準備。正是這種實質性的準備，讓美國看到北京的底線，也看到突破這一底線可能導致的後果。北京的「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底線，是將「美國因素」的穩定一面發展到極致的關鍵因素。
以此來看未來的地區安全格局，隨著中國國力的崛起，中國國家實力的外延將是一個不可阻擋的趨勢。在這一過程中，日本及南海一些國家均有疑慮、恐懼乃至敵意產生。對中國來說，不走出去顯然不行，但走得太快也不行。面對日本和南海一些國家的疑慮和敵意，中國必須有適度的衝撞，方能逐漸改變由原有強國確定的「現狀」。但這種衝撞卻又必須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進退有據，寬緊適度。沒有適度的衝撞，「現狀」永遠不可能被打破。但衝撞過度，則可能導致所有對手的聯手反彈。
下一個問題是，如何將適度衝撞的戰略作用發揮到極致，同時又正好在美國的可控和可容忍範圍之內？這裡有兩個問題;第一，地區對手挑釁，中國如何反彈？第二，中國如何主動出擊？
前文闡述的陳水扁和安倍當年的挑釁，均屬於對手挑釁，中國被迫反擊。試想，若中國不將反擊幅度拉到最大，美國怎麼可能感受到問題的嚴重性？而類似981 鑽井平台的風波，則是中國主動出擊，但遭到周邊國家的反彈和美國的「阻擊」。
更為關鍵的是，中國崛起對世界「現狀」的改變是漸進的，必然伴隨著對手的「阻擊」和中國的主動出擊。無論是對「阻擊」的反彈，抑或是主動出擊後遭遇的「阻擊」，其面臨的問題都是究竟是「進一步，退兩步」？還是「進兩步，退一步」？將衝突和緊張的力度拉到極致，然後做出適度的妥協，究竟能達到這兩種境界裡的哪一種？
這是一個需要中國、美國和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共同探索的問題，也是各方在衝突中妥協，在妥協中共同建構「新常態」的過程，更是各方人們的心態逐漸成熟的過程。
若干年後再回頭看，人們對今天發生的一切衝突就會有一種相對釋然的感覺。
但2015—2017 年，卻將依然是中美雙方互相測試戰略心理底線，並在行為上充滿衝突風險的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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