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鳳凰網
大陸人也不見得喜歡新加坡(環境除外)，但是，我的體會是：對新加坡，這個深綠人物陳唐山眼中"鼻屎大的國家"，中國學者的研究遠遠不夠。--薛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世所矚目，新加坡經驗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亦為許多人熱議與研究。那麼，以權威主義+出口替代型市場經濟為主要特點的新加坡模式，是否適用於中國?我的回答是：新加坡經驗可以而且已經成為新加坡模式，但中國經驗很難成為中國模式。新加坡對中國的影響，始於鄧小平1978年11月對新加坡的兩天訪問。從1977年下半年開始，中國領導人開始頻繁出國訪問，其中既有回訪，也有取經。1978年中國有12位副總理、副委員長以上領導人先後20次訪問了51個國家，鄧小平自己在這一年四次出國，出訪國家包括緬甸、尼泊爾、朝鮮、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對他影響最大的可能是日本與新加坡。日本讓他知道了什麼是現代化。新加坡則讓他親身感受到：一窮二白的華人聚居地，如何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實現了現代化--1979年世界銀行的《發展報告》已經把新加坡列為新興工業化國家。在訪問新加坡時，鄧小平還首次對東南亞國協表示支持，而稍後中國停止對東南亞共產黨的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與李光耀的建議有關。
新加坡模式的主要內涵
所謂新加坡模式，可理解為以新加坡經驗為主、揉合香港、台灣與韓國經驗的一種發展模式。最近十多年來，較能體現這一發展模式的不在亞洲，而是在非洲的盧安達。其共性是：在政治強人(通過或不通過執政黨)的領導下，組建發展型政府、推行出口替代型市場經濟、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防止貧富差距擴大以維持社會穩定、強化核心價值觀塑造，成為經濟跨越式發展、民眾生活水平明顯提高、社會保持穩定的小型開放經濟體。新加坡政府為實現這一目標所做的努力體現在國家安全、國內政治、政治外交、經濟、社會與文化等方面。國家安全新加坡是華人為主的城邦國家，剛獨立時人口為188萬，目前為550萬。人口構成基本不變，目前為：華人占74.2%，馬來人占13.3%，印度裔占9.1%，歐亞裔/混血占3.4%。1965年8月9日建國是不得已的選擇，因為此前一天巫統為首的執政聯盟利用其在國會的優勢通過決議，將新加坡驅逐出馬來西亞。因此，如何在兩個人口遠遠多於自身的穆斯林國家的"夾縫"中生存，始終是新加坡關注的頭等大事。李光耀等人想出的解決方案是實行"毒蝦"戰略，即把新加坡變成"能產生劇毒的小蝦"，從而讓任何想吃掉它的"大魚"因為顧慮同歸於盡的後果而不敢"下口"。新加坡為此創建了一支東南亞最為現代化的軍隊，6萬現役軍人的數量與加拿大相仿，另有預備役17萬，人均軍費開支列全球前五，在澳大利亞建立軍事訓練基地。與台灣也有頻密的軍事合作，通過1973年的"聯星計劃"開展海空軍合作，通過1975年的"星光計劃"開展陸軍合作。民進黨時期有所弱化的雙邊軍事合作在馬英九上台後又有所強化，但保持比較低調的狀態。最重要的則是向美軍開放主要港口與機場，成為美國事實上的軍事同盟國，但為了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避免過度刺激鄰國，又不與美國正式結盟。美國主導成立的東南亞條約組織，新加坡雖然沒有加入，卻因為與美國、英國、法國的友好關係而得以分享相關信息。1960年代與1970年代新加坡積極推行反共政策，親近台灣而疏遠中國大陸，內政上有保持政權穩定的考慮，外交上則是為了消除兩大鄰國疑慮、獲得西方支持。
國內政治領域新加坡推行賢人政治與有管理民主，實行現代版的"開明專制"。有管理民主首先體現在，表面上承認多黨民主制，但又通過制度設計與實際運作，變成人民行動黨"一黨優勢制"。人民行動黨的核心領導層大部分是華人，李光耀則長期擔任黨的秘書長。不以執政黨名義發布綱領、路線和方針政策，黨的決議通過政府政策的方式推行，因而反對黨、非黨員等也要執行。黨內設有青年團與婦女組織，以擴大黨的社會基礎、培養後備力量。大部分居民所居住的組屋，是貫徹新加坡式"有管理民主"的重要載體。主要做法是：每一個組屋區居民的構成，按照不同族群占全國人口的比例進行配置，並且規定組屋單位的買賣只能在同一族群內進行，從而確保各個組屋區主要族群分布的穩定。人民行動黨基層支部深入各個組屋區，了解民情民意，並提供相應的服務。有管理民主還體現在，通過數量有限的非選區議員制度保證議會中反對派力量的存在，通過官委議員制度以反應獨立與無黨派人士意見。但又制定各種規章制度並運用司法手段擠壓反對黨活動空間。對於支持反對黨候選人的組屋小區，經常通過工程分配、福利計劃調整等進行懲罰。對於反對黨候選人，則通過起訴其不當言論、影響其就業、控制其言論發布空間等方式加以處理。調整選區也是政策選項。賢人政治體現在，通過制度性安排，把不同族群的優秀人才儘可能吸收到執政黨與政府中來，並發揮其才智。人民行動黨的黨員分為預備群眾黨員、普通群眾黨員、預備幹部黨員、正式幹部黨員四類，占黨員總數1%的幹部黨員才能競選國會議員，只有議員才能成為政府各部門領導人與國家領導人。通過高薪機制政府官員過上體面的生活，安心工作;通過嚴厲的反腐機制防止政府工作人員蛻化變質。注重接班人的培養和選拔。人民行動黨不僅從黨內選拔人才，還積極物色黨外各領域精英，遊說其入黨從政。
政治外交新加坡的外交戰略(diplomacy)，是"小事大以智"的典型表現，整體上表現為"遠交近守、依靠西方、適時調整、保持獨立"。主要表現為：立國次月加入聯合國，再過一個月(10月)加入大英國協，又積極推動成立東協並在1967年成為東協五個創始成員國之一。二戰後國際組織成員國之間以戰爭方式解決爭端的機率明顯下降，國家的死亡率因而大幅度下降。新加坡的上述舉動等於為國家生存購買了"三重保險"。建國後直到冷戰結束，新加坡政治外交上整體表現為依靠西方。但也注意與印度、澳大利亞、泰國等亞太國家保持友好關係。與印度保持友好關係既有外交上的考慮，也有內政上籠絡、聯合境內印度裔的考慮。新加坡少數民族中，馬來裔明顯多於印度裔，但在國家領導層中，印度裔明顯多於馬來裔，其中或有"遠交近守"的考慮。這種"隱形天花板"對於有才能的馬來裔不夠公平，但比起馬來西亞公開、制度化推行的馬來裔優先政策，還是要相對公平些。馬來西亞與印度的友好關係，從印度許多領導人、富翁選擇到新加坡就醫、送孩子到新加坡上學等可見一斑。這種保持友好關係讓新加坡獲益匪淺，對外資壁壘重重的印度對於新加坡投資則網開一面，這對於實行外向型經濟的新加坡具有重要的意義。與澳大利亞的友好關係是多方面的，因而選擇在澳大利亞建立軍事訓練基地。對於印尼與馬來西亞，新加坡的政策是"防範但不觸犯"，小心翼翼與他們保持比較穩定的關係，一個典型例子是，對馬六甲海峽的反海盜行動，新加坡傾向於讓美國介入，但印尼與馬來西亞反對非沿岸國家介入，新加坡也就不堅持自己的立場。新加坡還善於利用自己的獨特優勢展示影響力並改進與鄰國關係，說服中國停止支持東南亞共產黨，更為自己的周邊外交加分。"新柔廖成長三角"的成功建設則是另一例證。對於與中國的關係，很典型地展示了新加坡外交的與時俱進與適時調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新加坡逐步放棄了既往的堅決反共立場，與中國的經濟關係迅速升溫，但依然表示將在其他東協國家之後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等到印尼1990年8月與中國復交後兩個月才與中國建交，在東協成員國中僅早於汶萊。此後新加坡與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關係迅速發展，並成為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的橋樑。
當然，新加坡與任何國家保持友好的同時，都注意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政治上，李光耀長期奉行親西方政策，但也批評西方存在的種種不足，並大力倡導亞洲價值觀。新加坡對獨立性的追求，更是體現在與海峽兩岸的關係上：一方面，他與兩岸領導人都保持密切而友好的關係，特別是大陸的鄧小平與台灣的蔣經國。他可以與這兩位強勢領導人進行推心置腹的談話，提出自己的建議並為對方所重視。如他在與鄧小平的談話中，要求中國停止馬來亞共產黨和印尼共產黨在華南所進行的電台廣播。另一方面，他也坦率地表達自己的批評意見。在他看來，夾在中國大陸與美國兩強之間的台灣，最好的應對之道是把自己建設成為一支強大、有力、靈活的力量，利用兩強間的矛盾擴大自己的活動空間並獲取利益，台灣內部的分裂將影響到這些目標的實現，為此，他批評民進黨生活在台獨的幻覺中，忙於與國民黨互斗，使得台灣經濟發展緩慢，與大陸的力量對比差距越來越大，喪失了對台灣有利的解決兩岸問題的時機。他的這種風格被後來的新加坡領導人所承繼，這使得新加坡在兩岸關係中發揮獨特的影響力。1993年的"汪辜會談"與2015年的"習馬會"，對此做了典型詮釋。新加坡把自己定位為"兩岸政治諍友兼經濟夥伴"。在如何扮演"諍友"角色上，李光耀比後來的新加坡領導人拿捏得更為精準。憑籍大膽、有效、靈活的外交應對，新加坡縱橫捭闔於各個世界大國之間，實現了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整體上發揮著與其人口、國土不相稱的國際影響力。
經濟領域新加坡獨立後，李光耀積極推動經濟改革與發展，但實行的是政府指導下的、開放性的、自由經濟與經濟統制相結合的混合型市場經濟體制。自由經濟方面，鼓勵自由興辦企業,對私人企業予以大力扶持;鼓勵企業擴大出口;自由價格政策;自由金融貨幣政策，不設中央銀行,而由金融管理局、貨幣局和投資局分別行使對銀行、貨幣和外匯的管理職能。經濟統制方面，國家調控和干預的色彩非常明顯：政府通過制定國家各個時期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對國家經濟活動進行必要的調節，指導國家經濟的發展為了保證市場經濟能順利運轉，建立了一整套相應的法律制度如企業法、外國投資法、外貿法、金融法、會計法、稅法等;大力發展國有企業，參與國家社會經濟發展進程，為此成立政府所屬的控股公司，以及半官方的由國會批准建立的法定機構，所有權和經營權是嚴格分開，董事會成員由政府任命決定大的經營方針，日常經營活動由企業總經理，國有企業同其他外資和私人企業一樣平等參與市場競爭，不享有任何特權;政府控制大部分的國民收入，包括財政收入和公共機構收入;政府控制物價，以避免過度的通貨膨脹;政府控制勞動者工資水平，政府通過直接雇用工作人員，成為全國最大的僱主，成立由政府、僱主、職工三方參加的全國工資理事會，負責就業人員的薪資調整。基於新加坡市場狹小、資源匱乏、地理位置優越等特點，新加坡矢志建立的是出口替代型經濟，實現大進大出，外貿依存度超過了100%。為此成立隸屬於貿易工業部的經濟發展局，負責制訂和實施商業與投資策略，加強新加坡在全球商業與投資環球中的地位。而新加坡的工業化道路也非常獨特：通過建立工業區來吸引全球企業投資，發展製造業，其典型是裕廊工業園區，已經成為全球工業園區的模板。在迅速發展為工業化國家的過程中，政府導向還表現在：成立主權財富基金政府投資公司(GIC)與國有投資公司淡馬錫，並控股新加坡航空、新加坡電信等公司，國有經濟始終在經濟中占有較大的份額。但為了保持企業活力、提升效益，也對一些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甚至引入國外投資者。典型如新加坡電力。社會與文化領域新加坡經濟發達、社會穩定、既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成果也注重保持東方文化特色。取得這些成就固然與李光耀的個人偏好有關，但這些個人偏好要成為社會現實，則需要一大批有才能的人加以落實。因此人民行動黨盡力把不同族群的優秀人才吸引到黨內來。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新加坡政府注重控制貧富差距的擴大，採取多方面的措施以便讓民眾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過上穩定體面的生活。為此在教育、住房、醫療等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李光耀注重教育是有名的，他認為中國要改革與發展最重要的是抓教育，在新加坡他派最得力的助手吳慶瑞負責教育與住房。新加坡的小學、中學、職業、大學階段教育都有自己的特點，文憑為許多國家所承認，新加坡國立大學則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就成為亞洲最好大學之一。住房方面，新加坡政府認為住房是生活必需品，不能交給市場解決，政府有責任確保大部分居民住上房子。為此，政府以組屋形式讓80%的居民實現"居者有其屋"，少數富裕群體改善居住條件的要求，則通過市場機制解決。新加坡的醫療保障體系在全球名列前茅，以安全、高效著稱，在確保人人都享有必要醫療照東亞數世紀的儒家傳統，具體內容包括重視家庭價值、勤儉、孝順等傳統價值，顧的同時又避免了大量耗費資源，並成為亞洲醫療旅遊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其醫療保健體系的特點是：政府補貼、保健儲蓄、健保雙全、保健基金四者相結合，把自我積累、社會共濟保障、政府(為貧困人群)保障結成一個整體。新加坡高水平的教育還體現在公務員培訓上，收益的有中國、東協國家(如越南、緬甸、柬埔寨、馬來西亞)、中亞國家等。為了國際交流、獲取信息的便利，英語是新加坡的工作語言，但新加坡也注重母語教育，小學階段學習英語、母語與數學的時間分別占33%、27%與20%，中學階段則在特別班繼續進行母語教育。為了便於學生掌握漢語，新加坡還採用了簡體漢字，這在大陸以外是唯一案例，因而成為新加坡與中國連結的一個特殊橋樑，對於改革開放後移居新加坡的百萬中國移民無疑是一大便利，也促進了他們對新加坡的文化認同。李光耀認為，西方文化也有不足的一面，如過於強調個人權利、個人自由、政治民主等，不注重集體利益、家庭觀念、紀律與秩序、忠誠與服從等因素他認為東方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與現代經濟並不矛盾，而且可以彌補西方文化的不足，為此倡導亞洲價值觀。他的亞洲價值觀主要是指影響東亞數世紀的儒家傳統，包括重視家庭價值、勤儉、孝順等傳統價值。他眼中的東亞指日本、朝鮮、韓國、越南、中國，東南亞則為受印度文化與中國文化雙重影響的混合文化區(我以為，至少還要加上伊斯蘭文化的影響)。
中國的借鑑
從上述五個方面可以發現，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與新加坡有許多相似之處。這可以理解為兩個方面：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領導人在治國理念上與以李光耀為代表的新加坡領導人有許多共同之處;中國在一些方面確實借鑑了新加坡經驗，但這種借鑑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兩國的共同之處。國家安全方面中國雖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但基於近代長期經受外敵入侵的歷史事實，以及冷戰期間經受的巨大國土安全壓力，中國領導人一直非常重視國土安全，並在冷戰時期保持著全球最大的軍隊人員規模，以此彌補在軍事技術與裝備上的不足。隨著對國際安全形勢判斷的變化與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中國開始實施大規模裁軍，1985年的百萬大裁軍是其典型表現。通過組建集團軍、改革機制、改變隸屬關係、推行摩托化與半機械化等措施，使解放軍實現了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轉變。冷戰的結束，使得中國建國以來首次擺脫了外敵入侵的壓力。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從對抗走向對話，這為中國進一步裁軍、提高軍力提供了歷史條件，中國在1997年2005年分別進行了建國後的第九次、第十次與第十一次裁軍，裁減員額分別達到50萬、20萬與50萬。這十一次裁軍對軍隊的影響不一。從質量建軍角度看，影響最大的可能是第八次與第九次，改革開放後在與外軍的比較中發現了巨大差距後，中國開始從數量建軍轉向質量建軍，而1990年的海灣戰爭，更是展示了現代化高科技戰爭的威力，這對中國軍隊建設思維衝擊巨大，"加快提高軍隊科學技術水平與軍隊現代化程度"至此成為全軍的主流看法與共識。2015年9月宣布的最新一次裁軍，從人員數量上並不算多，但軍官比例很高，可能達60%以上，這對於機關消腫、減少不必要的管理層次、提升一線部隊的戰鬥力與快速反應水平，具有重大意義。更重要的是對軍隊體制進行了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改革。本著"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原則，把軍委四總部調整為15個職能部門，把七大軍區調整為5個戰區，組建陸軍司令部，把第二炮兵改組為火箭軍，擴大海軍與空軍的規模等。這些措施配合了中國內政外交的需要，將為中國軍隊打勝仗、實現祖國統一、在全球捍衛中國國家利益奠定了基礎。可以說，在國家安全領域，中國作為世界大國主要是向歐美大國學習，新加坡經驗對中國沒有什麼影響。
國內政治領域出於理順黨政關係、提高行政效率等原因，八十年代曾嘗試推行黨政分開，但這主要表現為行政改革。進入九十年代後，中國在經濟領域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在政治領域則強化政治領導，集中表現是改進和強化黨的領導角色與地位，以確保政治穩定。這方面，官方雖然沒有公開承認，但外界一直認為中國借鑑了新加坡的權威主義模式，1980年代以來有中國在國家治理上奉行"新權威主義"之說。基於中國的歷史傳統與中國共產黨的自身特點與治國經驗，這種說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國的協商式民主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有管理的民主。中國的政治改革，主要體現為行政改革。新加坡行政體系的高效、廉潔為中國所欣賞。為了借鑑新加坡的行政與社會管理經驗，中國派出大批的中高級官員、大型企業領導人乃至村級領導人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進行培訓，時間從十天到一年不等，其中最為知名的是市長班。這一做法從1992年持續至今，並擴展到新加坡國立大學。2009年中組部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合作設立公共管理碩士課程。政治外交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堅持不結盟，為此推行夥伴外交，與67個國家、5個地區或區域組織建立了不同類型的夥伴關係。新加坡是不結盟運動的成員國，而中國為觀察員國。新加坡對中國外交的影響，最有名的例子是李光耀向鄧小平建議停止對印尼與馬來西亞共產黨設在華南的廣播。正在謀劃改革開放大局的鄧小平，同樣在思考如何改善、發展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以李光耀的建議為契機，中國逐步停止了對東南亞共產黨的支持，把中國與東協國家的關係扭轉到正常的國家間關係軌道上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推行的睦鄰善鄰富鄰、建立命運共同體等周邊外交政策，與新加坡的外交政策有共通之處，但很難說是因為新加坡的影響。中國推行的一帶一路戰略，把亞歐大陸確定為實施的重點地區，因而大大提升了周邊外交的重要性。中國在走向全球大國的過程中，需要有一個周邊戰略依託帶，這要求中國總結過去與周邊國家交往中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歷史上中國有2000年做大國的經驗，現在正在學習做現代大國，為此，從傳統經驗取經依然是有效途徑。孟子曰："大事小以仁、小事大以智"，如果說新加坡做到了"小事大以智"，則中國需要展示的是"大事小以仁"。
經濟領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計劃經濟先轉向"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並在1992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維護與增強國有經濟角色地位的同時，大力發展集體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實現了持續30多年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10%以上的奇蹟，經濟總量連續上台階，並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這方面對新加坡經驗的借鑑是各方關注與研究的重點。大致上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成長三角1989年12月由時任新加坡第一副總理的吳作棟首先提出的新加坡-柔佛-巴丹成長三角，在三國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很大成效，並擴展為涵蓋馬來西亞4個州與印尼的6個省的"新馬印尼成長三角"，成為東協次區域合作的典範：帶動了次區域經濟發展，緩解了新加坡自身土地、勞動力不足，也強化了與印尼、馬來西亞的經濟關係。中國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形成了大量的次區域合作區，如圖們江地區、珠港澳次區域合作區、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環黃渤海、海峽兩岸，其核心都是促進相鄰地區的優勢互補來推進經濟發展。增長三角作為次區域合作的一種模式，在中國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最知名的是長三角經濟區與珠三角經濟區。二者也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基於中國政府官員、企業管理層大量受訓於新加坡，我們認為新加坡首倡的成長三角經濟發展模式，在中國得到了借鑑。當然，中國的各種成長三角通常並非沿海、沿江、沿河布局，而是沿著主要交通線展開，因而更為接近點軸發展理論的經典內涵。而新加坡首倡的成長三角是跨海建立的，屬於對點軸發展理論的創新。
2.工業園區建設很難說中國的經濟特區是借鑑了新加坡經驗，但中國建立開發區、工業園區、自貿區、自由港等措施，顯然是借鑑了新加坡經驗。蘇州中新工業園區的建設與成功，則是中國消化、吸收新加坡經驗的樣板，並擴展到天津、重慶等地。這方面中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並推陳出新。中國還把自己這方面的經驗向國外複製、推廣，在海外建立不同了類型的開發區、加工區、免稅區、工業園區等，帶動中國企業走出去、實現在地化生產與產能轉移、進行產業升級、推動對外貿易。
3.主權基金中國的主權基金公司中國投資公司就借鑑了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的經驗，而且，外匯管理局管理的外匯儲備也開始進行投資活動，其投資活動同樣借鑑了GIC的經驗：通過穩健的全球投資獲取長期優異的資產回報，以打敗同產業指數為目標。
4.國有控股公司中國各級政府內國資委與資產運營公司的職能，在相當程度上借鑑了淡馬錫公司經驗。國資委推行的"做大做強國有企業"，各級資產運營公司所具有的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功能，與淡馬錫公司的經營宗旨非常相似：業務集中於資本投資和財務管理，通過有效的監督和商業性戰略投資來培育世界級公司，從而為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差別在於淡馬錫公司是私人名義註冊的公司，淡馬錫公司及所屬子公司與國內其它私人企業一樣對待，鼓勵他們在市場上參與平等競爭，在資金、信貸和稅收方面，總公司對所屬企業不提供任何形式的優惠或保證，總公司與子公司沒有黨委系統，內外監督方面更為嚴密有效。
社會與文化領域中國的住房公積金制度借鑑了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制度，而中國的反腐機構則是借鑑了新加坡與香港的經驗並融合了中國自身的特點：政府監察部門與執政黨的紀律檢查機構合署辦公，加上檢察院反貪污賄賂局，構成反腐敗系統的主幹。
中國政府推動傳統文化復興、塑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努力，既有凝聚民心、維護社會穩定、展示文化特色、提升民族道德水準、強化自身合法性與正當性等多方面的考慮，也因為注意到，亞洲四小龍的經驗表明，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傳統文化，與現代性具有較好的兼容性，對市場經濟具有很好的適應性。也就是說，可以結合西方文明對傳統文化進行現代性的改造，並彌補西方文明在現代性框架下暴露出來的一些不足。
中國現階段面臨的挑戰
中國經濟總量在全球坐二望一，人口全球第一，國土面積全球第三，致力於現代化國家的建設以便實現民族復興。新一屆中國政府確定的目標是：通過三大戰略的實施(對內的長江經濟帶戰略與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對外的一帶一路戰略)，把中國從有全球影響力的地區大國發展為綜合性全球大國，實現中國夢。中國現在面臨的挑戰大致如下。提升軟實力以匹配成型中的世界大國的身份與地位。為此需要結合傳統文化、西方文明、自己在戰爭時期與和平時期的經驗，建立並強化官民共信並切實推行核心價值觀體系，以便對內凝聚國家與社會、對外吸引其他國家。這是最困難、最根本的挑戰，但卻是實現中國夢的必要條件。越來越多的人意思到這一點，但並沒有找到恰當的處方。李光耀所倡導的亞洲價值觀備受爭議，實施效果有限，主要原因是：其內涵不夠清晰，如何與西方文化結合併內化為每一個新加坡公民的價值觀，途徑不清。因此，這方面新加坡能給中國提供的經驗有限。在海外建立孔子學院、孔子學堂是中國提升海外軟實力的一個嘗試。個人評價是：耗費巨大、效果有限、副作用日增。主要問題在於：官方色彩太濃，外方作用太小，監督機制太弱。這方面，德國、、法國、西班牙、日本有一些經驗可學，英國與美國可取經之處更多些，新加坡並非中國取法的對象。對外維護國際和平環境，對內保持社會穩定。為此，需要進一步改進與強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此基礎上改進各級政府的領導方式，建立高效、廉潔的服務型政府。這可能是每一屆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集體與中央人民政府領導層的首要任務。以習近平為首的執政黨領導層，在思想建設、組織建設、紀律強化等方面，以大力度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在改進黨的思想作風與工作作風上取得了顯著成效，在反腐敗方面的成就為世界所矚目，為其他社會主國家所驚嘆。這方面中國只能自己摸索，很難從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獲得太多的啟迪。
李克強為首的國務院班子在建立服務型政府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尤其體現在簡化行政管理程序、推動經濟創新方面。在這方面中國依然可以從新加坡取經。但如何把城市國家的經驗運用於超大型經濟體，則需要中國政府自己摸索。經濟繼續以較快的速度平穩增長、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後，中國的經濟體量已經很龐大，但人均GDP依然處於較低水平，整體上處於全球產業鏈的中下游，依然需要保持較快的經濟增速，這是中國獨有的現象。在推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出口的拉動作用越來越小，需要中國培育新的海外市場。投資方面，由政府主導、大部分投給效率不高的國企與環境污染較嚴重的項目等做法已經難以為續，私營企業投資機會不足、意願低落等問題難以解決，海外投資或者壁壘重重或者投資環境不理想。通過增加居民消費來拉動內需是發達大型經濟體的普遍做法，但普通居民在教育、醫療、住房三座大山壓迫下不敢消費，富裕階層境內消費的提升空間有限。新加坡在解決教育、醫療、住房方面的經驗依然具有借鑑價值，尤其是在城市與發達地區。但在東部農村與中西部地區，則需要中國自己探索。一般來說，需要在進一步城市化的過程中解決。如何通過產業培育帶動城市化是是中西部地區的主要途徑，而東部農村地區的城市化主要是通過人口遷移來實現，這就需要消除城市中妨礙城市化的主要因素，包括戶籍政策，保障房政策，公平教育政策，普惠醫療政策等。
防止國家分裂、實現國家統一，並保護海外利益。小國可以通過結盟或購買來實現國家安全，大國的國家安全主要靠自己，中國更是如此。中國遭遇外來入境的可能性不大，但國家分裂的隱患未消，統一大業還沒有完成，為此，需要建設一支現代化、能打仗的軍隊。同時，1970年代末鄧小平確定的對美友好合作戰略依然有效。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依然有潛力可挖，"與美國在合作與競爭，實現中國自身的進一步發展"應成為未來中國對美外交的原則，也有助於一帶一路戰略的落實。與美國對抗，無論是冷戰還是熱戰，都不應該成為中國外交的主要選項，除非中國的核心利益受到嚴重挑戰。這方面中國需要自己把握。中國的海外利益在急劇增加，相應的保護能力嚴重不足，亟需建立相應的海外利益保護機制。這方面，中國或許可以從海外商業利益廣泛的新加坡汲取到一些經驗。加上大國所具有的更強綜述實力，中國在保護海外利益上，應該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提升在國際制度中的影響力並建立自己主導的地區秩序大小國家在國際關係中所發揮的作用不同，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同。小國主要謀求安全與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此前提下試圖發揮一些利他性的國際影響力，主要通過成為現有國際機制的負責人，或在某個具體議題上成為主角。而大國既要謀求自己的利益，還要體現國際責任，包括維護世界和平、促進經濟發展、保護多元文化、促進文化繁榮，等等。對世界和平的責任主要通過安理會等機構來實現，包括和平與非和平手段。促進經濟發展的責任包括提供援助、投資、國內市場、單方面優惠待遇等，通常還包括帶動帶動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則是這方面的集中體現。這是雙邊途徑。大國影響國際事務多邊途徑，在和平情況下通常通過國際制度來實現，包括領導現有的主要國際機構、創建新的國際機制。就中國而言，主要是增加在在國際組織中的影響力，其方式是增加員工數量、推薦更多的本國人或夥伴國人士出任領導人、增加投票權。新加坡公務員國際化程度高，一些經驗可供中國借鑑。但是，這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零和遊戲(特別是增加投票權)，因此不容易實現。創建新的國際機制就成了另外一個選項。這方面中國取法的對象是世界大國，在具體操作是，或許可以吸收包括四小龍在內的一些成功經驗，包括引用他們的一些專業人士。
小結
基於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過去三十多年裡，處於追趕階段的中國，從新加坡模式汲取了很多經驗，而現階段的中國，正謀求從地區大國到世界大國的跨越，能夠從新加坡模式中汲取的東西越來越少。就研究者經常提到的經濟領域而言，中國需要在完善市場經濟體系的同時，進行多方面的制度創新，以便維持社會穩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經濟現代化。中國的復興需要通過和平的途徑來實現，中國的人口與國土規模、中國的政治體制、中國的發展水平等等，共同決定了這是一條獨一無二的道路，很難為其他國家所模仿。如果說，前30年的中國有點像放大版的新加坡，那麼，未來30年的中國則志在成為創新版的盛世漢唐：經濟總量冠於全球但不謀求軍事上的全球擴張、許多方面具有全球影響力但主要影響力限於亞歐大陸中東部的現代版中央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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