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抽象主義藝術家肖恩·斯庫利：我的作品就好像有出口的監獄

2017年伊始，抽象主義藝術家肖恩·斯庫利「堅持與抵抗」在中國的巡迴展來到了最後一站——位於武漢的湖北美術館。這是斯庫利第二次在中國舉辦回顧展，藝術家不僅帶來了他跨越半個世紀，不同系列、不同風格的代表作品，還向觀眾呈現了許多珍貴的私人物品和藏書。無論是早期受極簡主義影響的作品，還是後期重新定義抽象繪畫的探索，斯庫利一生致力於捕捉當代城市生活的肌理，通過藝術為人民賦權，表現重複中的變化，追尋秩序中的自由，在他看來，抽象藝術也是關於人類生存的現實境遇的，只是它不溺於現象，而專注於解釋「內在的結構」。在展覽開幕之際，肖恩·斯庫利接受了介面文化（公眾號ID：Booksandfun）的專訪，從他的童年生活聊到了近期的創作突破。

「肖恩·斯庫利：堅持與抵抗」展覽海報

肖恩·斯庫利1945年出生於愛爾蘭都柏林一個極度貧困的家庭，祖上曾是愛爾蘭的王室。在愛爾蘭的舊都卡舍爾（Cashel）埋葬著他的先人文森特·斯庫利，文森特在克倫威爾進攻愛爾蘭的戰爭中被殺害，墓碑上的長詩記錄了戰爭的殘酷。肖恩給自己的兒子取名叫奧辛·文森特·斯庫利（Oisín Vincent Scully），不是為了紀念他的藝術啟蒙者文森特·梵谷，而是為了紀念這位先祖。

肖恩·斯庫利和家人

四歲之前，斯庫利一家都過著流浪者的生活，像吉普賽人一樣，他們沒有家，有時候被好心人收留，更多的時候則是露宿街頭。對於四歲以前的生活，斯庫利所記不多，但他清楚地記得1949年，在他4歲時，舉家坐船逃往英格蘭的航程：

「我記得當時水裡有很多水雷，非常危險，如果撞到它們，船就會爆炸、沉沒，我們都會死。我反覆在做同一個夢，夢見我躺在濃霧之中，有一個圖形在我眼前反覆閃現。我向我媽媽描述了這個圖形，我媽媽告訴我，那是一個十字架。後來我們的船迷航了，船長和船員們用竿子驅趕水雷，當時所有人都處於巨大的恐懼之中，船長忙上忙下，我記得他穿著深藍色的衣服。後來我根據這段記憶畫了一幅畫，叫做「珍寶」（precious），那是一幅窗額畫，畫中畫，外層的畫好像在保護著裡層的畫，就像母親和孩子。這是我第一次根據個人經歷創作。」

肖恩·斯庫利作品：《珍寶》（Precious）

斯庫利的童年和青年時代是在倫敦南部的貧民窟度過的。「我記得有一次我母親和一個大塊頭的波蘭女人廝打起來，你懂的，那種女人打架的方式，我母親被她打中了幾拳，踉蹌地後退，於是我衝上去，一邊抱住她的腿，一邊大喊，『不許你打我媽媽！』，她竟然一個沒站穩，被我過肩摔了過去，那時我只有四歲。」

斯庫利的母親是一個很棒的歌手，最喜歡的歌曲是《奔放的旋律》（Unchained Melody），唱的是一條孤獨的河流向大海的故事。她並沒有成名，因為不夠聰明，「我很像我的母親，但是比她更有頭腦，我母親就如同一股自然的力量，像颶風，非常極端」。

年幼的斯庫利會經常跟隨父母去看歌舞雜耍表演（vaudeville），在戰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這些表演撫慰了英國人心中戰爭的創傷。斯庫利的母親也會登台，每次都是舞台上的明星。他們一家當時的鄰居是一對丁克夫婦，丈夫是一位男扮女裝的喜劇演員，他經常和斯庫利的母親一起表演。而每當假期來臨時，斯庫利的父母都會四下搜尋各地的「才藝大賽」，然後全家就會到這些比賽的舉辦地去度假，「因為我母親總是能贏，100英鎊的獎金在當時可是一筆巨款，我們就有錢去度假了」。

十幾歲的時候，斯庫利每天早上都會用凱洛格的玉米片（Kellogg’s cornflake）作早餐，玉米片的盒子上，有一隻雞的圖案。由於家裡太窮，鞋子磨破了洞也捨不得買新的，於是每吃完一盒玉米片，他都會把鞋子放在玉米片的盒子上，拓下一個輪廓，然後沿著輪廓剪下來一塊卡紙，當作新的鞋底。等到再磨破了，下一盒玉米片也恰好吃完，如此循環往復。

肖恩·斯庫利的鞋 / 攝影：張之琪

有一次，斯庫利居住的貧民窟里的一棟房子被拆了，一個男人從房子裡取走了一些樓梯板，接著一群老鼠排著隊從房子裡走出來，然後四下逃竄開去。「它們原來是住在樓梯板下面的，每一種生物都有自己棲息的地方，我記得我當時看著它們，為它們感到非常悲傷，我從不害怕它們，它們也不會傷害到人」。

關於貧窮的記憶還有洗澡。家裡的人一周才能洗一次澡，全家人共用一盆洗澡水，放在一個錫制的浴盆里，洗完之後，會把浴盆拎到室外，掛在牆上晾乾。後來家裡的情況好轉，搬進了更好的房子，那裡的浴缸再也不會移動，孩子們會故意走開一段時間，然後再回去，看看浴缸是不是還在原地。斯庫利說，他的童年過得非常快樂，貧窮並不是一件壞事，反而是更多的錢和更多的壓力帶來了不快樂。

青年時期的斯庫利是一個強硬的共產主義者，「比你們的國家還強硬」，他開玩笑說。在上世紀60年代的革命大潮中，他也曾是上街抗議越南戰爭和種族隔離的搖滾青年。「我曾經有一個搖滾樂隊，後來我退出了，因為我想做一些更深刻、更永恆的事情。我熱愛搖滾，搖滾對於解放世界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我還是決定做一個藝術家，因為我相信藝術使人變得神聖，一個沒有藝術的世界是不值得生活的，就像是在喬治·歐威爾的小說里一樣。」

進入藝術學校之前，斯庫利在倫敦一家印刷廠當過學徒。學徒期間掌握的噴漆、滾漆等技法被他用在日後的創作之中，「我想表達藝術和無產階級生活之間的聯繫」，斯庫利說。他想要創作大眾的藝術，然而在他眼中，波普藝術是被奪去了精神內核的，他承認，在某種意義上，他的作品是所謂「高雅藝術」（high art），甚至是半宗教意味的，有非常強烈的精神取向，但從創作者的初衷而言，他知道他的作品和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對於斯庫利來說，這是一種內在的兩難，「我努力想要創作貼近人民的藝術，但人民可能覺得我瘋了，所以我總是在自我闡釋，我很樂於向人們解釋我的作品」。

肖恩·斯庫利用油漆滾筒創作的作品：《覆蓋（之一）》（Overlay #1）

從倫敦來到美國，是斯庫利一生中重要的轉折。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的藝術圈被歐洲人全面「攻陷」，斯庫利迎來了他的時代，那些大尺幅、情感豐富的畫作，使整個美國為之瘋狂。而對於斯庫利來說，紐約卻是一個異常殘酷的城市，「藝術圈和商業圈的關係太緊密了，製造了一個狗咬狗的環境，更重要的是，紐約是一座具有強大欺騙性的城市，它逢人便說，『歡迎來到大蘋果城！』，但事實上，大蘋果早就被人吃空了，只剩下蘋果皮，它只是一個幻象，紐約不歡迎任何人，尤其是紐約的藝術圈。」

斯庫利的成品作《後與前》（Backs & Fronts）

到了紐約之後，斯庫利的大部分創作都是以城市經驗為主題的，「文化，在本質上就是城市的，這是我們創造的現實，其中包含著我們珍重的價值，而對自然的熱愛則是我們的天性。」斯庫利說，「我的作品是都是關於一個重複的結構的，關於一個不斷自我複製的二元系統，在我看來，所有的東西都是根據這一原型建造的，從前是，未來也會是，這就是當代生活。」

《四倍網絡》（Quadruple Grid)

更重要的是，斯庫利總會在重複的結構中，植入一個即興的變奏，打破這種純粹的、靜止的秩序。「因為我想把權力還給人民，我是一個非常叛逆的人，當代的城市生活在為我們服務的同時，也在壓迫我們，我試圖去反抗它。我希望將權力還給人民，希望我的作品能給人們以力量，在象徵的層面給他們以可能性，我的作品總是關於如何在我們賴以生存的物質世界裡尋找自由，就好像一座有出口的監獄。因此我的作品是非常現實的，它是關於我們的現實境遇的，我的每一個筆觸都是蒼勁有力的。」

《插入》（Insert）

斯庫利從2008年開始創作他的「多利安」系列（Doric Series），多利安是古希臘的一種建築風格，代表了最古老、最簡潔的秩序。斯庫利說，多利安系列是他寫給希臘的一封情書，2008年正是希臘在世界金融危機中受到重創的一年，他想對這一西方文明的源頭致以他的敬意。同時，這也是一封對於「宗教法西斯主義」的警告，是藝術家對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回應。在斯庫利看來，多利安式建築是非常質樸，它是一個開放的內部空間，「這是一個非常美的隱喻」。

多利安系列畫作都是長寬比2：3的尺幅，非常經典的構圖，但又有鮮明的手作痕跡，色塊之間的邊緣是非常柔軟的，包含著流動的可能性，是寬宥、和解和變革的象徵。多利安系列的首次公開展出正是在雅典的貝納基博物館，展廳也是一個2：3的多利安式希臘神廟，對於斯庫利來說，那是一個異常美好的瞬間。

《多利安·塞勒涅》（Doric Selene）

而在他近期創作的「路線」系列（Landline Series）中，斯庫利第一次放棄了縱向的色塊，放棄了對建築的指涉，也放棄了二元的結構，對於斯庫利本人而言，這是一個重要的突破，意味著他開始漸漸脫離了蒙德里安的影響，「他甚至都不再是我喜歡的藝術家，但是，你懂得，那種不喜歡就像是不喜歡自己的祖父」。

斯庫利和「路線」系列

文章來源: https://www.twgreatdaily.com/cat42/node140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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