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曾經對生活有過美好的希望和憧憬；她們，在燈紅酒綠的花花世界中走入歧途……她們是城市裡「站街女」。
●一個偶然的機會，一個36歲的「站街女」阿芳向記者敞開心扉， 講述了她曾經平凡平靜的生活，以及墮落後的內心懺悔和不安———
阿芳今年38歲，來自湖北省中部地區的一個農村，而今她的身份是「站街女」。
春節前的一天，記者來到阿芳的家中，阿芳和阿麗、阿紅早在家中等候。阿芳身高1.58米左右，身體微胖，留著一頭棕色的短髮，穿著紅色的上衣和花色的褲子，腳上穿一雙高跟鞋。她的額頭上有了一些皺紋，眼睛無神，臉上顯出疲憊的表情。比起阿芳，阿麗就顯得「時髦」多了。阿麗坐在凳子上，身體消瘦，留著黃色的燙髮，眉毛畫得很濃，臉上塗了厚厚的一層脂粉，穿著淺黃色的上衣和黑色的皮褲子，她翹著二郎腿，腳上穿著一雙高跟鞋，鞋跟足有10厘米。據阿麗介紹，她今年35歲，和阿芳來自同一個村子。阿紅今年33歲，身高大約1.5米，穿著打扮一般，她坐在椅子上一直不怎麼說話，只是靜靜地織一件綠色的毛衣。
見到記者進屋，阿芳伸出手要和記者握手，但隨即她又把手縮回去一半，臉上露出尷尬的苦笑，可能她怕記者嫌棄她。阿麗、阿紅也表現出明顯的不自然，只是低著頭尷尬地笑著。阿芳從桌子上拿出一個杯子，用熱水燙了又燙，倒上水遞到記者的面前。然後向記者說起了她的過去和現在。
對生活產生過美好憧憬
我們曾經都有過對美好生活的憧憬，都有過一段年輕的夢。1968年，我出生在湖北中部的一個農村家庭。小時侯，我的家裡比較貧困，我讀完小學就輟學了，後來就一直在家裡幫父母干點農活。隨著歲月一天天過去，我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那時侯，我對愛情和婚姻沒有太高的追求和渴望，因為一直以來，我都是一個比較現實的人，我家裡生活困難，自己學歷又低，長相也不是很出眾，所謂甜蜜的愛情和所謂的「白馬王子」，對我來說，就像童話里的故事一樣可望而不可及。但是，我仍然奢望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有一個人能對我好，陪我度過一生一世。
1987年，經村子裡的人介紹，我認識了現在的丈夫。他是我們鄰村的一個小伙子，比我大3歲，身材高大，帥氣，為人也比較老實，平時在家靠打鐵為生。雖然他的家庭條件也不好，也許是同命相憐吧，我決定嫁給他。希望在結婚以後的日子裡，他外出打鐵掙錢，我在家種田照顧孩子，兩個人相依為命、平平淡淡地過一輩子。1988年，我們結婚了，婚禮雖然簡單但是溫馨。當時我覺得自己很幸福，畢竟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有一個人成為我可以終生依傍的大樹，為我遮風擋雨。
背景離鄉走上打工路
剛結婚以後的日子，過得還可以。結婚兩年後，我和丈夫有了一個女兒，兩年以後，又生了一個兒子，應該說，我們也算是一個美滿的家庭。丈夫外出打鐵，每個月掙600多塊錢，我在家種兩畝水稻，照顧兩個幼小的孩子。每次丈夫幹完活回來，我都給他提前準備好飯，讓勞累了一天的他早早休息。但是，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孩子也一天天長大，慢慢地他們都到了上學的年齡。我感覺家裡的經濟狀況越來越緊張，僅靠丈夫每個月掙的幾百塊錢，難以維持兩個孩子的學費和整個家庭的開支。
在困難的生活面前，丈夫的變化也越來越大。他的脾氣變得暴躁，動不動就發火，後來還經常酗酒，好多次都是到了半夜喝得爛醉如泥再回家。他喝完酒罵我，甚至動手打人。有一年冬天，他喝醉酒到了凌晨一點才回家，我那時侯還沒有睡，正在家裡為他擔心。他走進屋門，看到他爛醉的樣子，聞到他一身的酒氣，我生氣地說他：「以後再喝酒就永遠別回來了！」他一聽火了：「這是老子的家，你讓老子上哪裡去？」說著，對我一頓痛打，那天晚上，我難過得哭了一整夜。
從那以後，丈夫沒有太大的改變，仍然是老樣子，我們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經常吵架、打架。而為了不影響兩個孩子的成長，給孩子支付學費和生活費，1999年我和家鄉的幾個姐妹去汕頭打工。當時是在一家水產品加工廠洗魷魚，一個月掙400多塊錢，乾了一年多的時間，因為婆婆得了病，丈夫在家照顧她，還要照顧兩個孩子，根本就忙不過來，我就不得不又回到了老家。
在金錢面前動搖了
從汕頭回到家以後，我在家裡一呆又是兩年過去了。看著孩子越來越大，而家裡的境況依然還是老樣子，我決定再出去打工。2003年春節的時候，幾個從海南打工的姐妹回家，聽她們聊天，在海南打工還可以。說著說著，讓我心動了，再加上家裡的環境讓我覺得實在壓抑，2003年春節一過，我帶上了幾百塊錢，就和阿麗，還有同村的幾個姐妹踏上了南下的旅途，來到了海口。
剛剛來到海口的時候，我和姐妹們只想找一個合適的工作，比如給別人家當保姆，或者當清潔工也可以，哪怕苦點、累點也無所謂。但是，找了一個多月，跑了很多地方，也沒有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後來想去當清潔工，但一個月的工資只有400塊錢，有的姐妹去了，但是我和阿麗覺得400塊錢太少了，就沒有去。慢慢地，我們身上的錢花光了，但是工作還是一點兒著落也沒有。正當我和阿麗陷入經濟上的困境的時候，我們找到了早來海南打工的同村姐妹阿梅，因為聽說阿梅掙到了不少錢，我們就請求她幫我們介紹一份工作。
和阿梅一說，我和阿麗都吃了一驚：原來阿梅一直在海南做「皮肉生意」，靠出賣肉體掙錢。我是一個傳統觀念比較強的女人，堅決反對幹這一行，當時我一口回絕了阿梅，阿麗卻顯得無所謂，還詳細地詢問阿梅具體應該怎麼做。最終，我離開了阿梅的家，阿麗跟著阿梅去站街「接客」了。
我身上的錢花光了，而工作還沒有找到，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阿麗回到家以後，也勸我：「我聽說了，搞這一行比較掙錢，一個月掙個七八百塊錢小菜一碟……」在阿麗的勸說下，最終金錢的誘惑衝破了道德的堤防和肉體的把持，我決定走上阿麗的道路。
第一次墮落感覺無地自容
2003年3月的一天傍晚，我來到新港旁邊的一條小巷子裡站街，準備接第一筆「生意」。那時侯的天氣還是有點涼，我站在小巷裡，不知道是因為天氣還是自己的心裡太緊張，總覺得身體在瑟瑟地發抖。我無法形容當時心情的複雜：害怕得病，感覺對不起丈夫、孩子以及所有的親人，感覺自己低人一等，還有怕被警察抓住，怕被流氓敲詐……正在我緊張的時候，有一個40多歲的中年男子走到了我的旁邊，他對我上下打量著，我感覺很不自然。他問我：「你是不是做生意的？」我也從別人那裡學了些幹這一行的「行話」。
做完後，他丟給我30塊錢，笑著離開了。而我卻傷心地哭了，整整一夜沒有睡覺。我想到了自己的父母、丈夫和兩個孩子，我感覺無地自容，心裡想：「真是太丟人了，竟然出賣肉體掙這種錢。」
站街已經快3年了，這3年來，我們受到了很多欺負。記得2004年10月的一天晚上10點，我和阿麗剛從海甸島理髮回來，正準備回家休息。經過經常接客的小巷，一個30多歲的男子攔住了我，非要我當晚和他「做生意」。我對他說：「我來了例假，今天不想做了。」他卻罵我說：「你和別人能做，和我就不能做了。你這是故意不給我面子是吧？」他上來就給了我兩拳，把我打倒在地。哎，像我們這種人，打了也白打，沒有辦法，我們也不敢去報警，所有的痛苦只能往自己肚子裡咽。
最對不起自己的丈夫
我一個月掙800塊錢左右，往家裡給孩子寄400塊，給老母親寄100塊錢，剩下的幾百塊錢留著自己花。
這些年來，我一直沒有回家，我最對不起的人，就是我的丈夫，每當想起他，我的心裡就充滿了內疚。雖然他脾氣不好，雖然他曾經打過我、罵過我，但他畢竟還是我的丈夫，是我名正言順的男人。
每次做那些骯髒生意時我都會想起我的丈夫，每當遇到別人欺負我的時候，我腦子裡想到的也是他的名字。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樣去面對他，我不是一個好妻子，也不是一個好人，我對不起他。每次他給我打電話，就問我：「你在那邊幹什麼活，過得累不累？」我就騙他：「還好了，我在一家飯店幫人家洗碗。」可是因為我這麼長時間都沒有回家，而我每個月都能往家寄400塊錢，憑直覺，我能感覺出他對我的工作已經產生了懷疑。前幾天他還打電話問我：「你這麼長時間都不回來，還要這個家嗎？你到底在外面做什麼工作？」沒辦法，我一直一口咬定，自己是個洗碗工，這樣他即使懷疑，也沒有真憑實據。今年我打算回家看看，去看看生病的母親，丈夫，還有兩個已經慢慢長大的孩子。
我無臉面對兩個孩子
每當夜深人靜自己躺在床上的時候；每當站在街頭看見十四五歲的孩子由父母帶著逛街的時候；每當一個人吃飯的時候，我都會想起我的兩個孩子。（阿芳說著，從枕頭底下拿出了兩個孩子的照片，摸了一遍又一遍，開心地指給記者看。）女兒今年讀高中了，兒子也上了中學，他們的學習成績都還不錯，每次考試都是前幾名，每年都能捧回一張獎狀回家。
我希望他們好好學習，以後考上大學找份好工作，做一個有出息的人。我不是一個稱職的母親，我今生最無法面對的，就是自己的兩個孩子。孩子上學的學費雖然是我掙的，但是我知道這錢不幹凈。2005年3月份的時候，我花了三毛錢買彩票，結果，不知道從哪裡來得好運氣，我一下子中了1750塊錢。當時我可是高興壞了，這可是3年來我掙得唯一光彩的錢啊，拿到錢以後，我馬上寄給家裡600塊，想起來，這件事情是最讓我開心的。
阿芳沉默了一會兒，又拿起了孩子的照片，慢慢地對記者說：「上半輩子，我沒有好好照顧自己的孩子；所以，等孩子成家立業以後，我希望自己把這一切都徹底忘記，然後給自己的兒女照看孩子，把對孩子的虧欠彌補到他們的後代身上。」
記者問阿芳能否去打工，告別這樣的不光彩職業，她茫然地搖了搖頭。她們雖然不時感到內心慚愧，但沒有決心從行動上洗刷自己，重新做讓丈夫和孩子尊敬的妻子和母親。這讓人覺得可憐又可悲。
文章來源：南國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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