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9日，銀髮稀疏的李光耀身著代表國旗顏色的紅衣白褲，單手顫動著微微揮舞國旗出現在鏡頭中，在他周圍是一片紅色人海。

這一天是新加坡建國49周年的國慶日，自1965年脫離馬來西亞獨立以來，李光耀從未缺席國慶慶典，這是李光耀最後一次參加新加坡國慶，他於2015年3月23日病逝。

今年8月9日，新加坡將迎來建國50年。在過去的50年間，他是新加坡人心中的建國總理，他將這個島國從第三世界打造成全球最具競爭力、最廉潔、政府效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也為他的國民帶來了一流的教育和生活水平。

他締造了被亞洲各國效仿的「新加坡模式」，同時他的「軟威權主義」在西方也備受爭議。對於這一切，李光耀曾說過，自己必須帶領獨立後的新加坡取得成功，「到了生命的最後時刻，我不在意西方讀者如何評價我，我在意的是我的人民如何評價我。」

‍‍‍‍‍國父的較量，馬來半島的「孤兒」‍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相隔一條1400米寬的柔佛海峽，兩地向來由英國當作一個地區統治，二戰後，民族解放的浪潮席捲東南亞，繼馬來西亞之後，新加坡於1959年脫離英國統治成立自治邦。

那一年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在選舉中獲勝，他出任自治邦總理。新加坡是一個只有200多平方英里小島，在李光耀理念中，讓新加坡和馬來亞合併是人民行動黨的基本宗旨，因為只有人口比較多，幅員比較大，才有可能建國，「我們從來就不相信一個商業城市國家能生存下去」。

與周邊鄰國不同，新加坡是東南亞少有的移民國家，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被各種勢力、種族和思潮的矛盾交織纏繞，這種複雜的地緣政治催生了新加坡這個「人造國家」，也讓奉行實用主義的李光耀有了用武之地。

1963年，李光耀與馬來西亞「國父」、首任總理東古•拉赫曼政府達成協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正式合併。但是合併後的聯邦卻一直被種族矛盾所困擾，馬來人占多數的馬來亞和華人占多數的新加坡一直合不來，對此雙方分歧越來越大，並最終釀成1964年的種族暴動血案，這場動亂直接導致了兩年後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分道揚鑣。

「一些國家原本就是獨立的，一些國家爭取到獨立，新加坡的獨立則是強加在它頭上的，」在李光耀在回憶錄中寫道。50年前(1965年)的8月9日上午10點，廣播電台播出的流行歌曲突然中斷，隨後播出了一份雖然只有90個字卻改變了新加坡乃至亞洲的宣言，李光耀以總理名義宣布新加坡從馬來西亞獨立。

幾乎同時，在新加坡以北250英里的吉隆坡，東古•拉赫曼在國會宣布，馬來西亞與不再效忠中央政府的新加坡政府斷絕關係。「每當我們回顧簽署協議，使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的那個時刻，我們總會感到痛苦」，李光耀回憶說，「我從來沒這樣悲傷過。分家成了事實，我辜負了許許多多的人」。

「我從來沒想到在42歲時，要負起獨立管理新加坡的責任，照顧200萬人生計，我們奉命脫離馬來西亞，走自己的路，前途茫茫，卻不知道何去何從。」 李光耀在回憶錄中說。

實用主義對外開放，新加坡模式誕生

1965年被迫獨立時，新加坡人口為200萬，其中華人占3/4，人均GDP僅為450美元，經濟嚴重依賴駐守英軍。再加上二戰後歐洲各國經濟遭受重創，作為轉口貿易中心的新加坡面臨經濟結構單一，沒有工業基礎的劣勢局面，之後英軍的撤離讓這種局面雪上加霜。

新加坡的生存能力是李光耀的最大關切，奉行實用主義的他不僅讓新加坡在複雜的周邊地緣政治中左右逢源。在內政方面，他同樣靈活敏銳，與那些持民族主義心態的新興國家領導人不同，他選擇對外開放，他對發展中國家「依附」已開發國家成為「新殖民主義犧牲品」的那套理論嗤之以鼻。

許多年後，李光耀在《論中國與世界》一書中指出，為何新加坡僅用一代人的時間就從第三世界躋身第一世界，那就是讓新加坡不同於他的鄰國，首先鼓勵開放和移民，通過外資將技術、管理、市場和人才引入進來，其次，選擇使用英語作為第一語言，在國際舞台上更具競爭力。

在李光耀看來，新加坡沒有自然資源可供「剝削」，有的只是勤勞的人民、良好的基礎設施和決心做到誠實稱職的政府。「我們的責任是為新加坡200萬人提供生計。如果跨國公司能讓我們的工人獲得有報酬的工作，並教授他們技能、工程技術和管理的技巧，我們就應該把它們爭取過來。」

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李光耀和經濟學家出身的財政部長吳慶瑞就順應潮流為新加坡制定了第一個五年經濟發展計劃，致力於大力推進工業化，發展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多元化工業結構，為了吸引投資，新加坡成立了方便投資者的經濟發展局，日後發動新加坡經濟的裕廊工業園就是在那個時期建成的。

李光耀和他的團隊都成了「推銷員」，為了遊說美國企業進駐工業園，李光耀親自訪美向美國商人講述新加坡從小小漁村開始的奮鬥史，惠普和通用電氣等美國大公司相繼進駐，美國企業的成功也鼓勵日本商家來新加坡投資。

在新加坡經濟發展過程中，李光耀非常注重招募那些從留學歸來的青年才俊，經濟發展局的年輕官員們就多以這些人組成，為了保證新加坡人才源源不斷，李光耀設立新加坡獎學金，每年選拔優秀青年去已開發國家留學。

歷史證明，他和團隊逐漸將新加坡經濟推入騰飛的軌道，契合經濟全球化浪潮，新加坡逐步轉型為技術密集型工業，直至今天的國際金融中心，美國傳統基金會發布的「2014年經濟自由度指數」中，新加坡名列全球第二。1991年，李光耀卸任時，新加坡人均GDP為14504美元，是1965年獨立時的30多倍。

‍鐵腕護廉政，威權下的法治

雖然開明推行對外開放，但李光耀對新加坡的塑造同樣帶有那個時代其他亞洲政治強人共同的特點，即通過威權實現國家現代化，不同的是李光耀避免了強人政治的一些頑疾，他小心翼翼對待，避免因管理不當和貪腐糟蹋人民的信任，正因如此造就了打造了日後享譽亞洲的「新加坡模式」——經濟自由化、廉潔高效的政府以及法治社會。

「他們的體制不清廉，我們要清廉，他們的法治一套糊塗，我們要厲行法治」。李光耀對許多亞洲領袖的貪婪、腐化和墮落深惡痛絕，他們從為同胞爭取自由的鬥士變成人民財產的掠奪者。

自執政後的第一天，李光耀政府就確保稅收每一分錢怎麼花都要有適當交代，到達受益人手上時一塊錢照舊是一塊錢，特別注意過去被人利用權力中飽私囊的領域。

李光耀還強化了預防、發現和制止枉法行為的手段，例如，1960年修訂的法律規定官員若收入與職位不相稱，法庭就可以此作為受賄佐證。最令官員膽寒的就是「抓大魚」的貪污調查局，在總理公署工作的貪污調查局局長有權調查所有官員和部長，上世紀60到80年代，先後有幾位部長涉貪被查，他們的下場多很悽慘，謀生無門，曾經的國家發展部長鄭章遠甚至因涉貪不願面對社會的唾棄而引咎自殺。

在打造新加坡的過程中，「威權法治」讓李光耀毀譽參半。「對於很多西方人而言，新加坡只不過是在科技上有成績的國家，同時也是一個存在鞭刑、不准販毒、禁止吸毒、不許吃口香糖、不能做任何明文禁止事情的國家。」美國著名傳記記者湯姆•普雷特在《李光耀對話錄》中寫道。

將威權融入法治，就像他的中文和英文名字——李光耀和哈利•李背後所折射的交叉身份認同。李光耀一直被認為是融合東方西方價值觀的領導人。

一方面，劍橋法學院畢業的他尊崇憲制傳統和契約精神;另一方面，日治時代的強權讓他認識到必須要有鐵的手腕，採取一些專斷措施來打擊那些破壞秩序的力量，嚴刑峻法、重刑重罰都是李光耀威權法治的重要表現，為了確保能對犯罪分子判處死刑，他甚至逐步取消了英國人留下的陪審團制度，在他看來陪審團「阻礙」死刑判決。

嚴苛法律確實一定程度上為新加坡帶來了良好的社會秩序，在國際管理與發展研究院的《1997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中，新加坡被選為最安全的國家。

即便如此，鞭刑也為李光耀帶來了巨大爭議，特別是1993年美國少年鞭刑事件，西方人權組織形容新加坡鞭刑「殘忍，不人道，有辱人格」。

對於來自西方的批評，李光耀不以為然，在他看來為了高尚的目的可以採取一些非常手段，不怕身後留惡名。「如果一位領袖不能堅定地領導，又怎麼能明智地執政，強權領袖做出能夠持久的艱難決定」。在他眼中，作為領袖能受人愛戴和敬畏通常是好的，但如果只能選其一，那敬畏比愛戴來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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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否放鬆?讓未來領袖決定

再過幾個月就是新加坡建國50周年，過去半個世紀時間裡，李光耀一方面抱持柏拉圖式提升國家實力的精英宏願，另一方面用馬基雅維利式的精明與實用主義讓新加坡在國際政治經濟舞台上獲得了遠超其規模的影響力，正如基辛格所言，李光耀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卓越領導人。

西方人可以爭論他取得成功的方式，但在不少新加坡人的心目中，李光耀仍有著無法取代的崇高甚至是神人的地位，他們將新加坡的建設成就完全歸功於他的智慧和努力，很多網友在49周年國慶典禮後表示，「見到偉大國父出席慶典很開心，但他這麼虛弱又令人很心疼」。

雖然很多新加坡人感謝他帶給國家的成就，但時代卻總是帶來新挑戰，在2011年選舉中，反對黨已開始強勢挑戰他一手打造的人民行動黨，這也是執政黨面臨最激烈的挑戰，雖然人民行動黨奪取全部87個議席中的81席，但反對黨實際已獲得近四成選票，這是無法忽視的事實。

面對形勢的變化，李顯龍甚至表態，李光耀有話直說的強硬領導風格未必是新一代新加坡所能接受的。現任領導層了解新加坡生存的硬道理，但不能依照李資政(李光耀退休後曾擔任內閣資政)的風格行事，要多花些時間去說服人民。

「那麼未來新加坡制度是否會放鬆一些?」這是傳記記者湯姆•普雷特採訪李光耀的最後一個問題。「那應該交由現任和未來的領袖，隨著社會和科技的改變去修改和調整制度。」 李光耀回答說。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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