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自1990年代以來舉國學習新加坡模式,推動經濟管理和城市治理的現代化,並一直備受各界矚目。
香港《南華早報》5月24日發表一篇文章《中國已經發展到不再需要新加坡做榜樣了嗎?》,指出新加坡作為「中國官員培訓基地」的角色在弱化,並認為「中國模式」已經成為發展的新方向。
該文援引多位學者的觀點,認為過去作為「學生」的中國在日益強大,不再需要新加坡這位昔日的「老師」了。但是,情況果真如此嗎?中國從新加坡取到「真經」了嗎?中國沒必要向新加坡學習了嗎?
誠如該文所言,中國在過去幾年派去新加坡的求學官員大不如前,不僅人數越來越少,高級別的官員也不多見。這一方面同中國的反腐敗運動有關,政府對因公出國培訓的管控越來越嚴,使許多嚮往新加坡培訓的官員無法出國深造。另一方面,中國的綜合國力在日益強大,許多官員信心滿滿,認為不必要學習新加坡了,現在反而是其他國家乃至新加坡要向中國學習了。
新中兩國領導人見證簽署備忘錄
與此同時,新加坡與中國在蘇州工業園、天津生態城、廣州知識城等地的合作項目,為中國學習新加坡提供了本土「樣板」,大有替代新加坡培訓的趨勢。供求兩個方面的綜合作用,的確使中國學習新加坡的必要性在弱化。
中國在經濟增長方面的確成績驕人,但是在社會管理、城市治理和政治發展等方面,還有許多可以從新加坡學習的地方。特別是在高密度人口的宜居城市治理方面,新加坡仍然是中國不可多得的效仿榜樣。
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模式大有引領世界的趨勢。但是,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許多方面都還有進一步提升和改進之處。特別是當中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之際,面臨的挑戰更多也更加嚴峻,這使學習他國的必要性有增無減。
與新加坡相比,中國學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可行性不足,仍然無法同學習新加坡的契合性相媲美。歐美國家同中國的基本國情、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都大異其趣,即便可以取法一二,卻很難成為中國舉國學習的對象。與此同時,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在此方面也不具優勢,很難為中國提供體系化的知識輸出。
雖然中國國內培訓可以為各級官員提供相關知識,但是赴新加坡學習的關鍵優勢在於可以實地考察並獲得一手認識。在國內培訓獲得的間接資料和「二手」知識,可能遠不如親赴新加坡得到的認識更加全面深刻。
南洋理工大學「市長班」培訓了上萬名中國公務員
以我曾經工作的南洋理工大學為例,會為培訓學員提供一半時間的實地考察參訪,與政府官員和基層領袖交朋友,實打實地接觸和了解城市治理和公共管理的具體做法。現任和卸任的政府官員也會到課堂上現身說法,介紹工作經驗和心得體會。這些鮮活的實踐經驗和真知灼見,是國內培訓和書本知識所無法給予的「真經」。
與此同時,這也有助於消除人們對新加坡的誤讀誤解,避免以訛傳訛。因此,到訪新加坡求學取經不僅非常有必要,而且對於中國官員而言是非常值得的過程。
就此而言,雖然中國可以學習的對象很多,中國自身能夠提供的學習機會也越來越多,但中國需要學習的方面並未減少,向新加坡學習也並沒有過時或變得不必要。在過去二十多年,中國先後有數萬名各級官員赴新加坡求學,江西、廣西等省份的地方官員幾乎達到了輪訓的程度。
新加坡的高校和培訓機構為中國不同部門和級別的官員提供差別化的培訓,既包括一年期的碩士項目,也有數周或數月的短期培訓項目。這些受訓官員不僅為中國帶去新的理念、技術和實踐,也成為聯結中新兩國文化交流和經貿往來的橋樑與紐帶。
更為重要的是,中新雙方的互學互鑒完全超越了單純的教與學、師與生的關係,而是朝著合作共贏和夥伴關係的方向發展。新加坡在輸出知識的過程中,也從中國學到許多,並從同中國的經貿往來中獲得投資和商業機遇。中國在學習新加坡的同時,也在挑戰和砥礪新加坡的許多方面,推動新加坡精益求精以贏得比較優勢。中新雙方之間的這種良性互動關係,可能是未來兩國相互學習的主旋律。
(作者:馬亮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文章以標題「良性互動是中新相互學習的基礎」首發於《聯合早報》2017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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