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地區的華人歷史悠久，在宋代就有華人下南洋謀生的記載。對於早期下南洋的華人而言，當時是沒有現代民族主義觀念的，有的僅僅是宗族身份。閩南、廣府、潮汕、客家、海南、福州、溫州、廣西等地的移民，他們並沒有現代「同屬一個國家的認同」，而是以親緣和地緣為基礎的宗親組織。通過建立各類會館、神廟和方言，東南亞的華人維繫了中華文化，但並沒有中國大陸華人那樣強烈的家國文化。

早期的開礦或開闢商路都危機四伏，最早一批前往東南亞的華人都與當地人以及殖民當局有過密切的合作。在明清時期，華人大規模移民東南亞，而此時的東南亞不僅有各類當地土邦，也有歐洲殖民者，主要是西班牙人、荷蘭人。華人作為外來者需要生存，就會通過通婚與當地人實現融合，造就了「克里奧爾化」（Creolized,混血的）華人，也就是土生華人，包括馬來亞的「伯拉納干」（Peranakan）；馬六甲、檳榔嶼和新加坡的「峇峇娘惹」；菲律賓的「美斯蒂索」（Mestizo）。這些人掌握了商業網路，對於當地社會、殖民地經濟都有巨大的影響力。相應的，荷蘭殖民當局也用甲必丹制度對華人社會實施間接管理。

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擴張的腳步從印度延伸到東南亞，1786年，英國人奪取了檳榔嶼，1819年英國奪取新加坡，1824年正式佔領馬六甲，形成了「馬六甲-柔佛-廖內」的航線。英國人的自由貿易體制很快展示了相比於荷蘭人苛捐雜稅的巨大效率優勢，受夠了荷蘭人暴斂橫徵的華人商人迅速意識到這一良好的商業體制優勢，繼而紛至沓來，形成了英國海峽殖民地的主要中間力量。由於華人在資本、效率、商業網路滲透的密度、商路與英國印度殖民地互補等諸多優勢，英國人也樂於與華人開展合作，兩者形成了良好的互動。

在「馬六甲-柔佛-廖內」航線中，新加坡處於核心位置，這也是英國人重點建設的地方。英國人發現，新加坡吸引來的峇峇群體有一定的封閉性，壟斷了當地商業的大部分核心資源。同時，峇峇群體由於有多文化背景，對於學習英國文化沒有障礙。峇峇成為了英國人所仰仗的對象。峇峇也高度英國化，逐步形成了新名字，叫「海峽華人」。

另一方面，1684年康熙開放沿海貿易後，也有一批華人走向海外。1840年後，由於中國重新大規模對外開放，移民數量有了非常顯著地增長。這批相對於土生華人的後來者，被稱為「新客華人」。新客華人一開始是土生華人的重要助力，但隨著東南亞殖民地產業升級、土生華人的組織能力相對欠缺，新客華人漸漸掌握了更多資源與權力，與土生華人群體有著一定的競爭關係。新客華人由於下南洋時間較晚，不僅有較強的鄉土認同，還在與殖民者、當地人的互動中產生了民族主義的萌芽，在20世紀中國發生的大革命和大危機中，這批華人較之老移民更為熱心地投入到母國的救亡運動中，他們與我們現在的中國人有著更多共同點。

時間到了二戰結束，英國開始了去殖民化進程。在這一進程中的首要目標，就是在英國權力退出的同時確保其保留相當的影響力。事實上在海峽殖民地，英國人所培養的峇峇仍然高居精英位置，其中最出色的無疑是李光耀。李光耀自幼接受英式教育，二戰後獲大英帝國女王獎學金，先後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和劍橋大學學習，他對於英國制度有著非常深刻的理解，但對於中華文化缺乏掌握，也少有認同。儘管李光耀有著強烈的政治野心，但他無法有效粘合馬來人、新客華人與海峽華人社群。1965年新加坡被迫獨立，李光耀才有了按其理想治理的可能。

李光耀很清楚新加坡的地位來自於其地緣，更來自於英國留下的制度效率優勢，這樣才能保證彈丸之地的新加坡繼續扮演地區核心的角色，持續作為商路的節點吸引各類資本、人才和技術。新加坡必須是世界的，這才能在強鄰環伺（馬來西亞控制了新加坡水源，印尼則為世界人口最多的伊斯蘭國家，更不用說兩國實體規模相對於新加坡之龐大）的環境中生存和發展。為此，強化英文教育，對於新加坡而言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這是確保新加坡優勢的重要保證。

另一個角度來看，李光耀需要壓制新加坡的政治反對派，而政治反對派恰恰來源於有著強烈民族主義認同的新客華人。為了壓制這部分勢力，維持處於新加坡社會頂層的這些源於峇峇群體的海峽華人的地位，新加坡政府將英語作為官方語言，並且壓制華語的發展也是一部分重要的考慮因素。新加坡最希望的，是構建一個與一般概念上華人不同的新加坡人，這對於新加坡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將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新加坡選擇英語一方面確實讓新加坡成功地維持了國際化的地位，其政府效率、經濟效率在東南亞乃至世界都首屈一指。不過另一方面，新加坡也存在著中華文化不牢固的問題，東張西望的文化很難形成真正的新族群認同。新加坡未來是否會基於現有制度上逐步釋放華文的活力，擁抱中華性（Chineseness），這也是值得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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