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新加坡住著一群被歷史遺忘的少數民族—日本妓女「南洋姐」 (Karayuki-san)，她們早在1877年已經到新加坡謀生，比侵占南洋的日軍早來了超過半個世紀。日妓的來源地主要是九州(日本南部島嶼)的長崎縣與包括天草島在內的熊本縣（Shimabara Peninsula in Nagasaki Prefecture，Amakusa Islands in Kumamoto Prefecture）。今日的日本是世界主要經濟體，明治（1868-1912）前卻是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十九世紀末日本經濟蕭條，九州的農村生活貧困,日本少女為了一家人的生活離鄉背井，到國外賺錢，匯款回鄉。她們的犧牲為日本開展泉源，找到新的活路。

追溯日本「南洋姐」的足跡，如果以上海、香港為中心的話，那麼北起西伯利亞及中國東北部，南止於新加坡為核心據點的馬來半島，朝西以印度為跳板，直達非洲東海岸，一直將勢力範圍延伸至好望角;向東更是滲透到夏威夷乃至美國的加利福尼亞沿岸地區。

日本官方統計，1908年「南洋姐」總數有30791人，尚不包括數量巨大的偷渡者。僅在明治年間輸出的女性，可能達數十萬之多。僅在明治年間輸出的女性，可能達數十萬之多。當時，「南洋姐」月收入有70-80美元，遠高於當地木匠、鋼鐵工人、橡膠園工人，堪稱高收入人群。一戰後，躋身世界強國行列的日本意識到這是「國丑」，開始執行限制、取締政策，「南洋姐」人數從此大減。

上世紀三十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日本經濟再度大受打擊。為了養家,農村女子重複著歷史命運，出國當娼妓去了。當日本軍隊占領新加坡時，原先在這裡的妓女再加上[關鍵詞屏蔽]，日妓的數量更是空前，連南華女子中學也被徵用，成了日本藝妓館。有人戲稱日妓為「大和部隊」，與皇軍「並駕齊驅」。據說還有一位日本官員故意向寺內壽一總司令報告「大和部隊已經打進來了」，寺內壽一因此把不少[關鍵詞屏蔽]遣送回國。但日本妓女真正銳減是在日本投降之後。這些女子不是戰爭的發動者，也沒有因戰爭而有任何得益，可是在更屈辱的大背景下她們實在無法繼續謀生了。

雖然這群以世界為舞台的「南洋姐」幾乎沒有留下顯眼的記錄，人們只能在海外各地散落的日本人墓地的墓碑上，了解到她們的存在，但她們展現給世人的是另類的近代日本發展史，另類的日本海外殖民史。有一部著名的電影《望鄉》反映的正是這段歷史。

電影《望鄉》劇照

翻開新加坡的發跡史，頭家離不開勞動苦力，苦力離不開妓女。自由港使新加坡成為南洋姐的最大市場，日本妓院多集中於小坡的馬來街（Malay Street），海南街（Hylam Street）和武夷士街 （Bugis Street），是當今Bugis Junction的所在地。在大坡的日本妓院則集中在丁加奴街（Terengganu Street）。

（分布在大坡與小坡的妓院）

在花街柳巷討生活的日本女子，憑著美貌與溫柔，滿足了男人的慾望。雄心勃勃的創業者、含辛茹苦的割膠工人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日本娼寮。各國各族的嫖客在日本妓院中進進出出，妓院生意欣欣向榮。明治十年（1877年），馬來街有兩家日本妓院；到明治二十年（1887年）南洋姐人數約100人，日俄戰爭爆發時（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有妓院109所。因此馬來街還有個俗名，叫做日本娼館街。

(馬來街,角落頭坐著南洋姐，c.1910)

（海南街日本商店，c.1920）

（馬來街日本商店，c.1920）

南洋姐是美麗值錢的商品，新日關係起源於南洋姐，並通過南洋姐帶動其他相關行業如美食、攝影、醫療、時裝、匯款中心等。新加坡國家博物館展示的南洋姐在當時赫赫有名的G.R. Lambert & Co合拍的玉照，在不知不覺的娥眉淡掃中，這個城市已經記取下她們的面容。

（從馬來街走到炮台路Fort Road的G.R. Lembert拍照）

南洋姐喜歡拍照，除了為妓院搞宣傳，她們也把近照寄回家鄉報平安。下圖中右二的女子特意帶上西式項鍊，和服圍帶束在腰際，顛覆傳統。左二的女子戴上手套，心意似乎一脈相承，體現出面臨國際文化衝擊的日本風塵女子在他鄉的融合心態。

（金蘭姐妹）

隨著日本經濟復甦，日本政府已不再需要依靠販賣南洋姐賺取外匯。1920年,日本政府以有辱國恥為由，禁止日本女人在國外賣身，不過許多南洋姐都不願回鄉。日本人加在南洋姐的名堂是很屈辱性的，如淫賣、丑業婦、娼妓、賤業婦、娘子軍、賣笑婦等。南洋姐怕被家鄉和族人排斥，寧願繼續留在本地。當時滯留在國外的日妓：新加坡2086人，美國

(Batavia city, Illinois)970人，海參崴（Vladivostok，Russia）1087人，上海747人，香港485人，馬尼拉392人，西貢192人。

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日本經濟再度蒙受打擊。秋來春去的滾滾紅塵中，農村女子重複著過去的宿命，以最原始的本錢，往外尋找出路去了。

新加坡實龍崗中心附近有一個日本墓地公園（The Japanese Cemetery Park，825B Chuan Hoe Avenue），墓地公園，其實就是墳場。1888年, 妓院老闆二木多賀治郎撥出七公頃橡膠園建成日本墓地，埋葬那些年年紀輕輕死在異鄉的南洋姐。

南洋姐都有過青春年華，但很快都成了一枚枚瑣小的骨骸，掩埋在他鄉的荒草中。在上千個墓碑上，刻著的都是戒名，如「慈音信女」、「端念信女」、「忍芳信女」、「妙芳信女」等等，好些還顯然是死者的姐妹們湊錢託人刻上去的。她們連一個真名字也沒有留下。

腳踏著Bugis Junction的馬來街，是重新打造過的新生命，很難想像摩登建築物背後的似水年華；童年的馬來街是另一幅典型的新加坡60年代風情，無法想像它在更久以前曾經埋藏著幾許日本少女的青春年華。人生的道路不盡相同，但藉助於墓地公園與現代化建築物內保留的舊街名，形成生命的交匯，讓我們在阡陌間抽絲剝繭，追憶一個過去的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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