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歲的伊拉克人澤旦·喬達特（Zedan Jawdat）。文內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伊拉克人澤旦·喬達特（Zedan Jawdat)和家人的合影。

去年6月，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攻占了伊拉克北部重鎮摩蘇爾，那裡距他家只有15分鐘車程。作為一名信奉雅茲迪教的庫爾德人，前所未有的恐怖開始籠罩。

「你知道嗎，那些恐怖分子來到我們雅茲迪教徒的市鎮，見到男人就直接殺了，把女人和小孩全都搶走作為奴隸。歷史上很多次都是這樣，但是現在可是二十一世紀啊，簡直和中世紀沒有什麼兩樣。我們的政府軍什麼都沒做就集體投降了，然後被殺得一個不剩。薩達姆時候的軍隊可不是這樣的。」澤旦對澎湃新聞說。

IS進入摩蘇爾之後，近50萬信奉雅茲迪教----這一比伊斯蘭教歷史更悠久宗教的信徒成為大規模種族清洗的對象。根據美國有線電視台2014年的報道，IS屠殺了成千上萬的雅茲迪人。雅茲迪人在夏季的高溫天氣里沒水沒糧，被困在辛賈爾北部的深山裡，在絕望和恐懼中死去。據雅茲迪族群和庫爾德斯坦地方政府的記錄，至少有3000名雅茲迪平民死在IS的手中，另外還有5000名雅茲迪平民被綁架，大部分是女性。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曾經兩次發表報告稱，IS有「毀滅雅茲迪族群的意向」。

IS在伊拉克與敘利亞的恐怖行為遭到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俄羅斯、美國等域外大國對IS盤踞區進行大規模轟炸。作為當地的普通老百姓，沒有任何選擇的權利。

跟隨著難民潮，澤旦歷經千辛萬苦將家人成功送到了德國，但隨著歐洲多國開始實施更加嚴格的邊界管制措施，他與家人再次團聚的希望渺茫。

「我們不知道明天會怎樣。」澤旦說。

懷念巴格達的黃金年代

「我在蘇萊曼尼亞是非常安全的，但是我家離摩蘇爾只有15分鐘車程，太不安全了。我就把家裡人全都接到了蘇萊曼尼亞暫時避難，我們在別的城市投資了一些地，全部被IS占領了，所幸所有的人都沒事。」澤旦說。

澤旦出生在一個叫做巴阿德拉（Baadra）的庫爾德市鎮，距摩蘇爾不過15分鐘車程，因此他的身份證上也寫著摩蘇爾。

澤旦的父親曾是一位伊拉克教師，後來買了一輛計程車作為生計，有了些積蓄之後，開始買門面房，開汽修店和列印店，剩下的鋪位就租給別人，在當地算是殷實之家。

澤旦出生於1978年，那是伊拉克最後的黃金年代，兩伊戰爭前兩年。

「那時候的伊拉克，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家之一，一切公共服務都是優質而免費的。巴格達就像是歐洲城市，跨國公司的中東總部全在那裡，哪怕是人行天橋都裝好了電梯，那可是上世紀70年代！我沒去過那時候的巴格達，是我父親告訴我的。」

1980年開始，由於長達數十年的戰爭，伊拉克國內的局勢開始惡化，澤旦在連綿不斷的戰火中度過了童年。

「薩達姆把這個國家給毀了。」澤旦說，「我們已經經歷了8年的兩伊戰爭，隨後是科威特戰爭，再接著海灣戰爭。在兩伊戰爭時期，除了前線城市，後方巴格達、巴斯拉、摩蘇爾、基爾庫克這樣的大城市基本沒有被破壞，一開始我們占領了伊朗的一部分，所以整個國家的基礎設施並沒有問題，都能正常運作。但是海灣戰爭就不同了，美國人把基礎設施作為重點轟炸對象，打完之後整個國家滿目瘡痍，再也沒有能夠振興起來。」薩達姆政權將庫爾德人視為心腹大患，曾數次調集軍隊對庫爾德聚集區進行大規模的鎮壓，一度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反響。

但是作為庫爾德人的澤旦卻依然認為，相比於現在的伊拉克，他寧願選擇薩達姆。

「薩達姆時代起碼很安全，全國不會有任何爆炸，也沒有極端組織，你可以在半夜兩點從Zakho（伊拉克最北部城市）一路開車到最南邊的巴斯拉港，絕對不會有搶劫綁架之類的事情，因為薩達姆肯定槍斃他們。那時候的貪污情況也比現在要好，起碼每個人都怕他（薩達姆），如果被知道貪污了，不光自己掉腦袋，家裡人也難逃一劫的。當然，物資很貧乏，我們沒有手機，沒有電腦，不能和外界聯繫，而且香蕉之類的水果很貴。總之如果沒有他，我們的國家現在應該比阿聯更好，但是現在的情況如果能夠讓我選，我寧願選擇薩達姆，起碼我們煩惱少一些。」

「你看看現在和獨裁時代有什麼區別嗎？只是更糟。我們這裡不適合西方民主。」澤旦說。

事實上，對於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自治區而言，薩達姆政權倒台後當地有了一些發展，特別是從2007年到2013年，經濟持續的繁榮讓每個人都享受到了發展的紅利：普通百姓也擁有手機，可以買到便宜的香蕉，可以擁有私人汽車和房產。

伊拉克戰爭之後，澤旦搬到了庫爾德城市蘇萊曼尼亞，找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有了一些積蓄，接著結婚生子，生育了一個女兒和兩個兒子，買了市區一幢聯排別墅，和一輛豐田小汽車。

妻兒逃往歐洲，夫妻兩地分隔

去年6月，迅速崛起的IS用了半天時間便攻占摩蘇爾。庫爾德聚集區的安全狀況急劇惡化。同時隨著國際油價的暴跌和軍費開支的不斷上漲，伊拉克的經濟開始舉步維艱。

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採訪時，包括澤旦在內的大量普通民眾已經3個月沒有領到工資了。與此同時，伊拉克政府軍對IS的打擊也是若有似無，除了聯合民兵組織奪回了提克里特，政府軍再無半點建樹。澤旦稱，對於摩蘇爾，伊拉克政府簡直就是默認它已經不是自己的地盤，也無心征戰。在這樣的背景下，越來越多年輕人開始離開這個國家，他們鋌而走險，偷越國境，開始了前往歐洲的漫漫征程。對於這一代伊拉克人來說，能夠進入歐洲就等於一腳踏進了天堂。

但是路上也面臨眾多兇險，跨越地中海的旅途往往會生離死別。大量難民偷渡死亡的新聞讓地中海被打上了「死亡之海」的標籤。

澤旦擁有11個兄弟姐妹，他的幾個兄弟順利進入德國，希望申請到難民身份。由於他們是IS屠戮對象的雅茲迪教徒，歐洲國家擁有一系列特別的照顧政策。

澤旦說，整個旅程十分艱險，需要非法入境土耳其，然後一路北上，穿越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奧地利，然後到達德國。整個旅途需要步行相當長的時間，實際進入歐洲邊境之後，可以在一些歡迎難民的國家坐車前往下一個國家，但是政策瞬息萬變，今天可以做的事情，明天就有可能禁止。蛇頭在這當中獲利頗豐，成年人每人需交1萬美元，不滿13歲的小孩可以半價，而且不保證成功，在到達德國之後，聽天由命。

在他看來，這條路線雖然很辛苦，但是遠比地中海來的安全，畢竟在海上偷渡事故頻發，每天都有人死於非命。

澤旦將自己的積蓄拿出，讓妻子和兩個兒子也成功抵達了德國。

「我盤算了一下，我肯定不能去德國，如果一個媽媽帶著兩個小男孩去，獲得庇護的可能性更大，到時候就說從摩蘇爾逃難的時候和父親走失了，這樣合情合理。我女兒已經超過13歲了，如果她也去，成本太高了，我負擔不了，所以就讓我妻子和兩個兒子先走，等他們拿到了身份，就可以發邀請給我和女兒，這樣我們只要花機票的錢就可以去德國了。」

就這樣，澤旦的太太帶著兩個孩子，在一個午夜，和家裡十多個親戚偷越了國境線，進入土耳其，開始漫漫旅途。

澤旦說，蛇頭帶了手機，但不是時時都能和家裡聯繫，每天晚上能夠試著聯繫家裡，報個平安。他們在土耳其的山區步行了兩天，然後搭乘汽車前往北部，從偷渡通道進入真正的申根邊境，繼而來到保加利亞。在那幾天中，澤旦每天都心神不寧，每時每刻都拿著手機，等待妻兒來電，只有確認了他們安全到達下一個節點，沒有被逮捕或遣返他才能安心睡覺。就在那段時間裡，他把家裡的藏酒都喝完了。

在保加利亞，這個偷渡團遇到了一些麻煩，他們被警察發現並帶到了警局做筆錄。所幸當時的移民政策非常寬鬆，而且保加利亞並非他們的最終目的地，因此警察只要求他們在72小時內離境即可。獲得了這張離境通知書，反而做事情比較方便，他們可以搭乘交通工具向北部移動，直到進入羅馬尼亞；之後的旅途倒是很順利，一個星期後，他們到達了旅程的終點：柏林。

在火車站外，數以百計千計的難民，高舉著默克爾的頭像，湧向他們心中的新生活，這是為數不多尚且歡迎他們的地方；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有敘利亞，有伊拉克，也有阿富汗和伊朗，目標只有一個：拿到歐洲的身份。

然而，澤旦做出這個決定也意味著，今後可能很長一段時間沒辦法再見到家人了。

問及為什麼不和家人一起走，澤旦說，「我只有這麼多錢。以後還要在這裡生活的，去德國只是拿一個身份，可以隨時跑路，所以房子不能賣掉。」

隨著難民人數的不斷增加，反對難民的聲浪開始不斷湧現。今年，德國已經接受了近百萬難民，這也急劇增加了德國的社會矛盾。難民支持者與反對者的對抗示威每天都在柏林上演，針對難民的襲擊事件也在不斷增多。

而對於難民來說，申請庇護的批準時間也不斷延長。

澤旦的妻子因為帶著兩個很可愛的小男孩，又是雅茲迪教徒而非穆斯林，因此受到了特別的待遇：他們將入駐獨立的房屋，並儘快讓孩子入學，而澤旦的妻子也將領取生活補助，並學習德語。而澤旦的其他男性親戚則悲觀得多，他們不得不與20多個人住在臨時房屋內，生活補助也低不少。

至此，澤旦懸著的心開始放下，起碼老婆孩子開始領取歐元，居有定所，衣食無憂，在一次搬家之後，他們來到了一個距離漢堡不遠的小城，兩個兒子分別進入了二年級和五年級學習，下課後還要向志願者學習德語。

「他們會拿到身份的。德國人知道，我們不是穆斯林，而且那麼小的孩子，接受了德國的教育，他們長大以後就是真正的德國人。」澤旦慶幸自己能讓家人過上安全的生活，但由於巴黎恐襲的爆發，歐洲開始逐漸封鎖邊境，這也意味著他在很長時間可能都沒辦法再見到自己的家人。

「這肯定要花更長時間，不過我們不知道明天會怎樣。」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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