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時常看到這樣的論調說，在近代史上，日本曾打斷中國的崛起之路。即是「甲午戰爭」，為洋務運動送終。

其實，中國的洋務運動(始於1861年咸豐十年，又稱「自強運動」)跟日本的明治維新(始於1868明治之初)是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幾乎是同時開始的，前者還早了幾年，中日兩個學生同時拜西方文明為師，哪個比較有長進，一場甲午戰爭便分出高低。說甲午戰爭壞了大清洋務運動的好事，我不敢苟同。

甲午戰爭之後，中國掀起學習日本之風，但事實上，日本在19世紀中葉倒是先通過中國學習西方，這全拜清代啟蒙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學家魏源(1794－1857年)所賜，他是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第一人。1843年，魏源完成了以知夷、師夷、振興軍備為核心理論的《海國圖志》，這本書介紹了幾十個國家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科技，總結了鴉片戰爭的軍事教訓，整理成有系統的軍事思想。在當時頓時成為大清有先進意識的讀書人的百科全書，悲哀的是，這本書卻不受朝廷重視，因為守舊頑固派無法接受書中對西方「夷狄」的讚美，有者甚至建議燒掉它，這本書的命運預示著大清帝國接下來的國運。

1851年，《海國圖志》傳入日本，六十卷本被翻譯成日文，日本人驚為天書，認真學習之，通過此書了解西方的長處，它被奉為加強海防的經典著作，為不久後開展的明治維新作出了貢獻。如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書中指出：「《海國圖志》對日本明治維新起了巨大影響，認為它是『不龜手之藥』」大清自己走寶，卻益了日本人。所以，洋務運動到底是斷送在甲午戰爭還是中國人自己的手中，真是一筆說不清的歷史爛帳。

而當時的大清帝國被日本擊垮之後，革新志士如康有為在1895年為了勸阻朝廷拒簽《馬關條約》，發起了有名的「公車上書」事件。康接著與梁啟超、譚嗣同等人，掀起維新運動的熱潮。維新分子很快收拾起甲午戰敗的悲情，痛定思痛，反過來向日本取經，學習強國之道，康梁師生兩人還曾經想要邀請伊藤博文當大清政府的維新顧問，從之前的「師夷」變成「師倭」。

只不過讓人可悲的是，為時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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