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2016美國大選投票日將至。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柯林頓戳破「史上最高最硬天花板」，當選美國首位女總統的可能性很大。
中國政壇、學界、經濟界、媒體和許多公眾密切關注著這場選舉，所關心的問題之一是，這位與中國有著太多、太深瓜葛的女性，一旦入主白宮，將制訂什麼樣的亞太方略，推行什麼樣的對華政策，把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引向何方？
希拉蕊·柯林頓在中國是很有爭議的人物。難以否認，由於希拉蕊·柯林頓作為總統夫人、聯邦參議員、國務卿在人權、南海、「亞太再平衡」等涉華問題上的所作所為，對於她衝擊總統寶座，很多中國官員、學者和民眾不無擔憂，認為她上台後將會奉行對華強硬政策，以更加果斷、決絕的風格處理中美分歧和矛盾，將中美關係引入一片「未知的水域」，甚至開啟一個兩國全面競爭和對抗的時代。
「未知的水域」（Uncharted Waters）也正是希拉蕊·柯林頓本人用來形容中國的語彙。她在回顧國務卿生涯的自傳《艱難抉擇》一書里把中國稱作「一片未知的水域」，認為美中關係充滿了挑戰，不是一組可以用朋友或夥伴簡單形容的關係，要想避開礁石和漩渦保持正確航向就必須隨時較准羅盤。
中美關係面臨的一大關鍵性問題正是，當雙方互相充滿疑慮，互相看對方戰略意圖和政策目標如霧裡看花，互視為「未知的水域」，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也就不能系上「安全帶」。
然而，任何前瞻都要符合事實的基本邏輯，不應建立在情緒之上。我們將要面對的希拉蕊·柯林頓，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背後有著錯綜複雜的利益聯繫和高度職業化的力量存在，而不是一個「標籤化」「臉譜化」的政治工具。
預判希拉蕊·柯林頓一旦當選後的美國對華政策和中美關係前景，必須全角度、有縱深地進行，並且考慮到希拉蕊·柯林頓本人及其側近、柯林頓家族傳統，以及美國、中國乃至我們所處時代背景的變化，否則將會失實、失准。即便希拉蕊·柯林頓最終敗選，這種預測提供的角度也是有價值、有啟發的。
文|安剛（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
希拉蕊·柯林頓如何看中國
在作出線條式的判斷之前，至少需要審視以下幾方面的情況。
首先要看希拉蕊·柯林頓的「中國經歷」。
在個人經歷中累積的經驗將不可避免地對希拉蕊在總統崗位上的履職心態產生影響。
希拉蕊·柯林頓的「中國經歷」在她上大學時就開始了。她曾親口對中國領導人講，1972年，還在耶魯大學法學院攻讀博士學位的她連續幾天深夜，用一台租來的九英寸黑白小電視，收看尼克森訪華的直播節目，深感大國互動可以改變世界。
希拉蕊·柯林頓作為美國「第一夫人」單獨率團出席1995年9月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婦女大會是她「中國經歷」的第一個重要節點。希拉蕊在演講中公然指責東道主的人權狀況，攻擊計劃生育政策。此舉同時取悅了美國國內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為希拉蕊·柯林頓積累了政治資本，以至於她時隔多年還常以此炫耀「我知道該怎樣與中國打交道」。
希拉蕊·柯林頓的「中國經歷」當然在她的國務卿任上最為豐富。回頭看她的這段經歷，希拉蕊·柯林頓主要做了四件事：
一是四年七度訪華，與中國領導人和高官無數次會面，擔任主持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以及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機制的兩國元首特別代表之一，還與中方外交系統相應高官開創了小範圍非正式會晤的模式，與中方共同完成了與全球性大國關係相匹配的對話溝通架構的升級，並且證明她能夠在中國領導人面前作一名「傾聽者」。
二是協助歐巴馬打造「亞太再平衡」戰略，宣稱「21世紀是美國的太平洋世紀」，著重在政治和安全領域為美國的利益代言，重新布局美國在本地區的夥伴關係體系，確立美國對華政策的「新邊界」：「未來的政治將決定於亞洲，美國將置身於行動的中心」；「我想讓中國明白，美國在亞洲的戰略並不是只有唯一焦點」，「我們不會為與中國建立更好關係就犧牲自己和美國傳統盟友的價值。」
三是親自上陣挑起南海問題。2010年7月23日，希拉蕊·柯林頓作為國務卿在越南河內第43屆東協地區論壇外長會上公開宣稱「美國在航行自由問題上、在南海地區尊重國際法等方面擁有國家利益……美國在相互競爭的對南海島嶼的領土爭端中不選邊，但美國認為有領土要求的國家應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來追求其領土要求和與此相應的海洋和空間權利」。這一講話被普遍認為是美國南海政策的轉折點，美國開始在實際層面鼓動部分南海聲索國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立場。希拉蕊·柯林頓事後回憶，這些「精心選擇的措辭「是對早先中方聲稱其在本地區擴張性的領土要求屬於『核心利益』的回應」。
另一件刺激了中方的事是，2011年11月，希拉蕊·柯林頓在訪問菲律賓期間登上停泊在馬尼拉港的美國軍艦發表講話，在提及南海時使用了「西菲律賓海」一詞，不過之後她再未使用過這個措辭。
四是牽頭處理兩起重大突發敏感政治事件，借用網絡自由問題向中國施壓，這方面的事，不少中國人記得清，她自己則「最感驕傲」，此不詳述。
7月27日，希拉蕊透過民主黨大會會場上播放的短片告訴與會代表，限制女性發展的「玻璃天花板」出現有史以來「最大的裂縫」。
2016年7月26日，美國前總統比爾·柯林頓在民主黨提名希拉蕊為總統候選人的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了有著教科書級精彩度的「夸妻」演講。我們需要注意到在這篇歷時40多分鐘的演講中，柯林頓三次提到希拉蕊·柯林頓的「中國經歷」：「1995年她去了北京，告訴世人：女權就是人權，人權與女權密不可分……」；「任國務卿期間，她努力推動通過對伊朗核試驗的制裁措施……，她還獲得了俄羅斯和中國的支持」；「她通過協商取得了史上首份（雙邊應對氣候變化）協定，中國和印度官方承諾減少排放。」
從柯林頓為妻子挑出的三樁涉華「業績」可以看出，這兩口子最看重的是美國民主黨「政治正確」，國內政治是他們看待和處理外交事務的永遠的優先考慮。
其次要看希拉蕊·柯林頓的「中國觀」。
希拉蕊·柯林頓在與中國多年打交道的經歷中逐步形成和豐富起來的「中國觀」與歐巴馬的相當吻合，不過也有自己的特點。
希拉蕊·柯林頓贊同歐巴馬政府的對華接觸政策，同樣反覆說「一個欣欣向榮的中國有益於中國，也有利於美國」，「如果我們能夠影響中國的政策朝正確方向發展，那麼美國在亞洲其他地方的事就好辦得多」。希拉蕊·柯林頓也不認為美國應當和能夠全面遏制中國—「對於那些懷疑美國是否試圖遏制中國的人們，我們給予明確的否定回答」，因為在她看來，中國是一個「重新崛起的全球性大國」—「因為中國是一個有著幾百年、幾千年巨大影響的國家和文化」。但她從不認為美國可與中國結成全面合作夥伴，說中國充其量是個「選擇性的利益攸關方」。
希拉蕊·柯林頓是最早把對華關係定義為「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關係」的人之一，親身參與了對於「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的初期探討，也把為上升大國與守成大國如何相處這一「古老命題」尋找「新答案」當作國務卿任上與中國對話和處理對華關係的主線，但她個人對「新型大國關係」理念熱情不足，更喜歡強調兩國關係的複雜性，也沒能為新形勢下的中美關係找到可以帖上她的名簽的「新答案」。
希拉蕊·柯林頓任國務卿時，在中美頻繁的高層接觸中，堅持繞開兩國元首已達成的共識，對中美關係使用「積極、合作、全面」這一她自己認可的定位，並且極其計較三個詞的排序，避諱把「全面」一詞置於「合作」之前。
希拉蕊·柯林頓支持並推動「亞太再平衡」，似乎是受 「親密導師」基辛格的地緣戰略觀影響，明目張膽地把「亞太再平衡」解讀為「前沿部署外交」，認為「亞洲建立起一個更有力、更協調的地區架構將會加強規則與責任體制」，「為有效的國際秩序奠定基礎」。她也不迴避談論「亞太再平衡」的核心要旨是「平衡中國不斷增長的實力」，而且公開強調美國主導下的「跨太平洋關係」類同於「跨大西洋關係」的集團屬性，聲稱美國的挑戰是「建立跨太平洋的夥伴關係和機構網，使之與我們的跨大西洋網絡一樣持久，並與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一致。」
對於新時期中國外交的變化，希拉蕊·柯林頓迴避做出直接評價，但她2014年在回憶初掌國務院的感受時講的一段話流露了心跡。她說，「中國的一些官員認為，美國作為亞太地區最強大的國家正在從這個地區退卻，但卻堅持阻遏中國行使自己的應有權利崛起為一個強國」，「他們主張採取更為強勢的政策」；「他們受到美國經濟衰退、伊拉克和阿富汗局勢動盪以及中國民眾當中民族主義情緒興起的鼓舞，開始推動在亞洲採取更多進攻型的行動，以測試中國到底可以走多遠」。
可見，希拉蕊·柯林頓的「中國觀」像歐巴馬的「中國觀」一樣充斥著「美國例外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競爭要素，以及民主黨自由主義的傳統，帶著掩藏不住的傲慢與偏見。
希拉蕊·柯林頓主管美國外交期間，積極推行「巧實力外交」，也就是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手段多管齊下維護美國在世界上的利益，這與歐巴馬關於美國在世界上「不做蠢事」的理念如出一轍，然而比「不做蠢事」更加具體務實、深入基層，也在實踐中證明是有效的。在希拉蕊·柯林頓主導下，美國對中國的外交從接觸到聆聽再到多領域合作，都脫不開「塑造、規範中國崛起」的框架，這是我們必須瞭然於胸的。
還要看希拉蕊·柯林頓側近人士的對華主張。
比如她的老搭檔、前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科特·坎貝爾，此人既是「中國通」，更是「日本通」，深受均勢思維影響，對華政策主張更傾向於「制衡」，一直在極力推動美國與亞太地區傳統盟友如日本、韓國、菲律賓、澳大利亞等加強關係。如果希拉蕊·柯林頓當選，坎貝爾可能成為國務卿人選之一，但更可能當上常務副國務卿，繼續主導國務院系統的亞太和對華政策。
11月2日，美國民主黨總統提名人希拉蕊在亞利桑那州舉行競選集會。圖|視覺中國
雅各布·蘇利文是希拉蕊·柯林頓極欣賞的筆桿子，當過美國國務院最年輕的政策規劃司長，未來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重點培養對象。此人曾提出未來5至15年美國外交的首要任務是根據各國實力水平「更新」國際秩序，還將「再平衡」概念加以發展，主張美國在世界上實施三方面的「平衡」，即「平衡亞太」，應對中國崛起帶來的地緣政治挑戰；「平衡中東」，保持對伊斯蘭國和伊朗的關注；「平衡美國面臨威脅的能力和手段」，尤其是應對國際腐敗、網絡安全等「非對稱」的威脅。他還極力主張對網絡安全、防擴散、貿易和氣候變化等領域的國際通行法規和規則進行「再塑造」，以維持美國對全球治理體系的領導權，由此不難看出希拉蕊·柯林頓推崇的所謂「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理念究竟是受誰直接影響。而沙利文的這套理念，又源出他在耶魯大學的導師、比爾·柯林頓執政時期頗受重視的葛維堡。
對希拉蕊·柯林頓外交政策有直接影響力的重量級專業人士還包括歐巴馬首任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托馬斯·多尼隆，他相信世界正重返大國競爭，認為俄羅斯仍是美國主要對手，支持與中國保持接觸；前副國務卿伯恩斯，他是能力很強的職業外交官，富有與中國就具體事務進行談判的經驗，對中國在朝鮮、緬甸、蘇丹、伊朗問題上的態度有所不滿，尤其賣力地推動美印合作，但也認為21世紀的中國不是20世紀的蘇聯，不主張「遏制中國」；前副國務卿溫迪·舍曼，認為美中關係雖不時起伏，美國對華政策仍應保持連貫性；曾任國防部副部長、希拉蕊一旦上台有可能接管五角大樓的米歇爾·弗盧努瓦，主張美國在南海問題上顯示堅定立場，和沙利文一樣鼓吹美國應充分運用規則在國際安全事務中發揮作用。
也不要忘了長期以來對希拉蕊·柯林頓言傳身教的美國「大神級」戰略家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約瑟夫·奈和斯考克羅夫特，是他們把老舊的地緣政治思維刷上新時代的牆漆，源源不斷地灌輸給希拉蕊·柯林頓。他們也超越黨派，和希拉蕊身邊年輕些的外交政策制訂者們一道，通過國務院系統、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阿斯本戰略集團、對外關係委員會等結成了一個複雜、高檔次的人脈和智囊網絡。這些都決定了，希拉蕊·柯林頓一旦當政，其外交班底將是傳統色彩濃厚的，同時也會具有較強的專業背景和嫻熟的職業技能。
對希拉蕊·柯林頓一旦當選後初期如何處理對華政策的基本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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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特點
下一個四年美國對華政策演變的一個最基本的背景是，中美關係處在湍急的「變動」之河裡——變化的中國、變化的美國、變化的亞太、變化的國際關係，幾乎所有變量都匯聚到一起，使得中美關係在今後相當長時期里都將處在一種「漂流」狀態中，不可測性、不確定性很大。
未來四年，是中美實力對比變化和國際秩序轉換的關鍵時期。如果按中國經濟年均擴張6.5%、美國經濟年均擴張2.2%計，到2021年中國的GDP大致相當於美國的77%（目前約為60%），而2020年是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偉大戰略目標中的第一個，也即「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年份，距離「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2049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也只剩下不到30年。
中美關係的真正「臨界點」，或者說「歷史交叉點」，可能就在於中國對美國名義上的實力趕超。就算單純的經濟總量數據比對並不能顯示兩國總體實力對比的全部，但它必然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指標，至少在心理層面上，會對當政者處理對對方國家關係的思維傾向和行為方式產生直接影響。
隨著這個「歷史交叉點」的迫近，美國整個外交決策和實施系統——從白宮、國務院、五角大樓「核心圈」到國會、勞聯產聯、智庫、商界、軍工企業、媒體、非政府組織，都會陷入越來越明顯的「心理承壓」現象，焦躁、疑嫉、恐慌情緒更加突出，競爭和危機意識更加濃重，導致美國對華政策更難走出兩面、含混、搖擺和自相矛盾的區間。未來四年，美國新總統處理對華關係的一大難題可能是必須小心翼翼處理複雜心態的集合，在不同利益集團的作用力下保持平衡。這是一個基本態勢，不以誰上台為轉移。
希拉蕊在美大選第三場電視辯論會上揮手致意。圖|中新網
美國視俄羅斯、中國為其在傳統意義上和地緣政治角度的主要戰略對手。很難說在當前美國的戰略視野中，俄、中兩國誰是更需要優先應對的挑戰。歐巴馬執政八年，美俄關係「重啟」失敗，最終惡化，因烏克蘭、克里米亞、敘利亞等問題陷入冷戰後最嚴峻的境地，徘徊在「新冷戰」邊緣。本次美國大選期間，IP位址顯示為俄羅斯的黑客攻擊侵入民主黨高層郵件系統，導致大量不利於希拉蕊陣營、有利於特朗普的信息外泄，一度在民主黨內部引發信任危機，美國軍情系統調查確認「俄羅斯干預美國選舉」，這為白宮易主後的美俄更激烈較量埋下了伏筆。希拉蕊·克里頓及其團隊乃至整個民主黨精英群體大多是從傳統、陳舊的地緣政治視角審視俄羅斯的，敵意甚深，如當政，其所接過的美俄關係還有繼續下行的空間，俄羅斯方向將牽扯其外交布局的大量精力，即使有心，也仍做不到集中對付中國，更何況中俄戰略合作近年有大發展。
2016年美國大選紛亂不堪，背後是民意的撕裂，精英政治受到來自反傳統、反建制、反政治正確力量前所未有力度的挑戰。如果希拉蕊·柯林頓擊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成功當選，那麼在相當程度上就意味著建制派在危機中贏得了喘息，美國社會的共識並未遭到根本性的顛覆，大多數人仍然選擇傳統的主流價值觀和運行模式，這樣的選擇在今後一段時間的美國外交當中會有所反映。這同時意味著，新總統在就職後必須對此次選舉中暴露出的社會分歧和政治扭曲問題作出回應，採取主動措施對美國進行「政治療傷」，重建民眾因極化政治和兩個陣營在此次大選中相互抹黑而流失的政治信任和信心，而這必然耗費新一屆政府的主要精力，並且同樣必然在美國外交當中有所反映。
希拉蕊·柯林頓的總體政策框架在她與競選搭檔蒂姆·卡因9月6日正式出版的競選政策白皮書《團結起來更強大：美國未來的藍圖》中有系統闡述。這套政策優先處理美國的經濟、就業和金融改革，再就是關注教育、移民、打擊犯罪、控槍、平權等社會議題，對外則重視反恐、強化盟友關係、應對中俄等戰略對手、保持強大軍力、維持國際規則以及堅守美國價值觀等多項任務。這意味著，希拉蕊·柯林頓上台後，仍將首先聚焦國內事務，不會急於在包括對華關係在內的對外關係方面尋求大幅改變和突破，也不大可能在國際上立刻主動挑起重大事端。
一個基本判斷是，希拉蕊·柯林頓上台後，美國對華政策多年來的一些一以貫之的基本線索或者規律仍將是起作用的。希拉蕊·柯林頓的對華政策必然是其內外政策總體框架下的政策，將表現出較強的繼承性和延續性，同時在很大程度上呈現熱點問題驅動型的特徵。團隊的高度職業化和操作的專業性也將是我們衡量希拉蕊對華、對外政策不可忽略的參照物。
但也要看到，希拉蕊·柯林頓當選後，作為美國首位女性國家元首，女性主義、平權思想將是她執政的重要標籤，美國的雙多邊外交都會受到影響。在外界對美國是否已走上衰落道路眾說紛紜的陰影中，希拉蕊也會在處理國際地區熱點問題時不由自主地刻意顯示她的決斷力和執行力「比男人還要強」。這些微觀、心理層面因素帶來的影響，不僅會在中美雙邊關係的政治範疇有所體現，也會反映到中國越來越熱心參與的全球治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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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議題
「再平衡」
「再平衡」的本質是重新配置美國在全球的戰略資源，大幅增加對亞太地區的關注和投入，是美國的既定方略。除非中東、歐洲一線發生重大轉折性事件，美國戰略重心向亞太轉移的趨勢不可能因白宮易主發生逆轉。
「亞太再平衡」自2011年正式實施以來取得了包括達成《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促成緬甸「變天」和與越南關係全面正常化、軍事上重返東南亞在內的諸多實質性進展。然而，這一戰略在歐巴馬執政末期遭遇兩大「塌方式」挫折：一是TPP同時受到兩黨總統候選人的反對，生效望薄，徹底廢掉也不是不可能；二是菲律賓新總統杜特爾特上台後大幅調整對外政策重心，主動改善對華關係，作為美國在東南亞軍事存在基石的美菲同盟告急，美國維繫亞太同盟體系的能力也受到更多質疑。
如果希拉蕊·柯林頓當選，「亞太再平衡」將得到系統性深化，中美戰略博弈將在更複雜的層面上展開。以軍事安全、經濟、民主價值為支柱，「亞太再平衡」的具體規劃和先期部署在歐巴馬任內已經做出，希拉蕊時期的重點將不會是重整架構、推陳出新，而是在修補「漏洞」的基礎上延續既成態勢，落實相關計劃。
至於具體路徑，要等希拉蕊·柯林頓當政後的內部重審，通過總統首次國情咨文、《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四年防務評估報告》等文件才能逐步明晰。不過，我們仍可從兩部已經推出的非官方文獻中提前窺見一斑。
一部是2016年1月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表的《亞太再平衡2025》報告。該報告援引2016年度國防授權法，要求歐巴馬指示國家安全委員會立即著手起草一份新報告，明確新形勢下美國在亞太地區制止脅迫與動武行為、重申對盟友夥伴承諾、與潛在競爭者接觸的原則，將「亞太再平衡」移交下屆政府，「這份新報告應在2017年就職的新政府發布的首批文件之列」。同時向新政府提出四條建議：1、在美國政府內部以及美國與盟友夥伴國之間統籌聚合亞洲戰略；2、加強盟友與夥伴國的能力、適應力、互操作協調能力；3、維護並擴大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4、加快戰略創新能力和概念發展。CSIS報告也建議優先處理中國崛起帶來的機會和挑戰，指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目標之一應是防止本地區出現新的霸權，應當對中國運用包括接觸、遏制、再保證在內的復合型手段。
另一部是與希拉蕊工作關係密切的美前助理國務卿坎貝爾2016年6月出版的《轉身：美國亞洲戰略的未來》一書。他詳細梳理了「亞太再平衡」的出台背景和過程，就下屆美國政府繼續推進「亞太再平衡」提出十點建議：1、澄清「再平衡」的「轉身」（戰略轉向，PIVOT）內涵，調動公眾支持；2、加強美地區盟國間的聯繫，結成更緊密的同盟關係網絡；3、與中國加強接觸，塑造中國崛起的路徑，既要明晰美中共同利益，也要站牢美國立場；4、吸引本地區以外的夥伴參與亞太關係網絡；5、克制保護主義傾向，推進經濟戰略，打造高標準的貿易網絡；6、投身多邊主義，鼓勵亞洲國家成為全球機制中的負責任利益攸關方，同時確保美國始終坐在亞太多邊討論的「圓桌」邊；7、強化軍事能力，推進軍事手段的多樣化；8、謹慎而靈活地推廣美國價值觀，幫助亞洲轉型政府鞏固民主；9、政府和非政府項目並舉，增進民間交往；10、協助歐洲夥伴加強對亞洲事務的參與。
這兩部文獻提出的建議並無太多新意，事實上在現行「亞太再平衡」架構中已有較多反映，但它們不約而同反映出的「多樣化」思維--軍事手段的多樣化、針對中國採取復合型戰略、調動更多域內外盟友捲入等，以及對多邊主義的強調，仍是值得警覺的，反映了美國在自身精力不濟、全球影響力收縮的情況下，將會更加靈活務實地推進「亞太再平衡」。由此似可預見，希拉蕊·柯林頓當政後，美國竭力挽救在亞太地區戰略頹勢，第三方因素在中美關係和地區秩序競爭中會更加突出，兩國可能陷入新一輪對地區盟友夥伴的「爭奪戰」。
9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紐約與希拉蕊會晤
希拉蕊·柯林頓及其側近對推動日本擺脫戰後束縛、替美承擔更多安全責任以更有效地制衡中國有著固執的理解和積極的熱情，美日關係的走向需要引起密切關注，有可能成為多年來最為親日的一屆美國總統。今年9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紐約出席聯大期間應約會晤了希拉蕊·柯林頓。美國總統候選人在選戰最熱階段單獨主動約見外國領導人實屬罕見。據報道，希拉蕊·柯林頓向安倍重申了致力於保持和發展美日同盟合作的態度，意在安撫日方因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多次發表言論要求日本獨自承擔防務責任而產生的焦慮；安倍則向希拉蕊·柯林頓強調了美國批准TPP的重要性。
希拉蕊·柯林頓所將繼承的「亞太再平衡」不可避免地要把同中國進行地區利益再協調、再配置當作核心內容。鑒於中美關係已經演變成某種戰略競爭關係，誠如南京大學朱鋒教授2013年在北京大學任職時撰文指出的：今後若干年，東亞區域安全構建的未來，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美在亞太地區究竟以什麼方式進行戰略競爭，以及域內其他國家如何對中美戰略競爭做出選擇。中美作為彼此都對地區穩定和繁榮負有特殊責任的國家，其戰略競爭即便是結構性的，仍難以演變成傳統意義上的大國對抗，也不可能是爭霸進程中的「新冷戰」，而只能是客觀反映兩國實力對比、反映各自變化了的戰略利益需求及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東亞安全秩序變革進程的戰略競爭關係。兩國可能在亞太一些關鍵性問題上形成長期僵持局面，中美都無法將自身的意志和訴求單方面強加給對方。
亞太軍事
美國的軍事安全戰略具有跨選舉的強大慣性。儘管「亞太再平衡」在經濟一軌遇到困難，但在軍事安全層面國內爭議卻不那麼大，並且持續不斷取得實質性進展，並非虛張聲勢：《四年防務評估報告》（2014）、《前沿、介入與準備：21世紀海上力量合作戰略》《亞太海洋安全戰略》等一系列文件確定在2020年前將60%的海軍艦艇和海外60%的空軍力量都部署到亞太的目標，界定了美國在亞太海域的軍事安全利益。五角大樓明確美國海軍到2020年部署在太平洋地區的艦艇將由50艘增加到65艘，美國陸軍和海軍陸戰隊在全球總兵力削減的情況下增加亞太部署，海軍陸戰隊到2017年將增至2.2萬人。海軍陸戰隊開始以輪換方式進駐澳大利亞北部的達爾文港，到2017年人數翻倍。在新加坡部署2艘瀕海戰鬥艦，2017年前將增至4艘，2015年底起還在新首次部署海軍用P-8「海神」海上多任務飛機。進駐五個菲律賓的軍事基地。等等。
2016年9月29日，美國國防部長卡特在在「卡爾·文森號」航空母艦上向官兵發表演講時宣稱，「亞太再平衡」已完成前兩個階段的部署，美軍將在第三階段鞏固和發展過去取得的成果，將包括F-35第五代戰機、P-8型反潛偵察機、維吉尼亞級核潛艇升級版在內的更多最先進武器裝備派往亞太，並大力發展新一代戰略轟炸機、無人駕駛潛水裝置及太空和網絡新技術，以確保美國在這一區域內「維持最高軍事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與內外經濟形勢相關，減少財政赤字是自歐巴馬政府起將延續幾個總統任期的恆定任務，希拉蕊·柯林頓在競選期間也強調了這一點，據無黨派背景的稅收政策中心（TPC）估算，其第一任期內削減預算規模約在1.1萬億美元左右。儘管這一競選承諾將主要通過稅收制度改革來兌現，但不可避免地要觸動防務預算這塊「蛋糕」。希拉蕊·柯林頓當政後，美國大幅減債與在亞太地區增加軍事投入之間的矛盾將繼續存在，白宮與軍方的關係將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希拉蕊·柯林頓的財政政策，美國軍方將繼續通過叫囂中國「戰略威脅」和「軍事挑戰」來「討預算」，對中美關係和亞太區域合作氛圍構成嚴重干擾。
經濟
希拉蕊·柯林頓的經濟政策強調「為所有人服務」，醞釀向富人徵收附加稅，承諾維護就業機會，同時持續減少美國的財政赤字。在對外貿易方面，希拉蕊·柯林頓誓言捍衛美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領導地位，在世界上「建橋」而非「築牆」。但她深受丈夫柯林頓任總統期間奉行的實為有限自由貿易的「公平貿易」立場（歡迎外國產品和勞務進入美國市場，同時美國的產品和勞務也應在同等條件下進入外國市場）影響，揚言將叫停「任何減少就業、壓抑工資」的貿易協議，同時聲稱要「對陣中國，和其他任何想要占美國工人和美國企業便宜的人」，「不會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還計劃設立「首席貿易檢察官」，加強貿易執法，針對別國「違規」行為「毫不猶豫實施定向關稅」。
美國的經濟正處在比較穩步的復甦當中，但從製造業、零售、對外貿易等指標看，復甦動力開始呈顯衰竭之態，有專家預測四年後美國將重陷衰退。為了兌現競選承諾，希拉蕊·柯林頓一旦執政，將會在貿易問題上展現至少是表面的堅定姿態，更主動地運用「規則」工具，並且更加重視匯率問題。
中美經濟關係正在邁入一個相對「二元」化的新階段。一方面，兩國相互依存更深，中國經濟走勢與美國經濟走勢的聯動更直接，對世界的影響更大，美國要維持復甦勢頭不得不與中國加強協調；另一方面，結構性競爭因素的不斷增強成為常態。與此同時，中美兩國企業界對在對方國家投資經營遭遇的所謂「政治歧視」和「降超國民待遇至准國民待遇」抱怨增多，美國商界為穩定發展中美關係奔走遊說的熱情明顯下降。
在這樣的背景下，貿易分歧有可能成為希拉蕊·柯林頓上台後中美之間最先擦出火花的領域，通過單邊貿易調查和多邊貿易訴訟對中國施加壓力的作法將會增多，但她的政府也不得不遵循中美經濟關係的內在規律，總體堅持對話協商解決問題的路徑。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已不可能在歐巴馬任內談成，但在梳理雙方貿易政策、比對和縮減「負面清單」方面取得重要進展，符合兩國政界和商界期待，希拉蕊·柯林頓當政後有望接過這個「遺產」（雖然不會立即接過），「未完成的協議」可以煥發出新的生命力，是我們需要繼續做工作的抓手。
外媒製作的TPP成員國示意圖
為兌現競選承諾，希拉蕊·柯林頓將審慎處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她不大可能從根本上廢除歷時五年多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談成的TPP，更可能謀求增加附加議定書，而TPP在美國國會的「通關」也將耗時長久，不會立即長成豎在中美之間的「高牆」，中國主導的區域合作安排以某種方式與之建立聯繫仍然存在可能。但不要幻想歐巴馬任內因TPP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問題而由經濟至戰略加深的中美互疑和競爭可以隨希拉蕊·柯林頓對TPP的反對態度而一風吹。她在競選期間公開聲明反對TPP的理由不是不贊同TPP本身，而是認為其談得「不夠好」——「我對匯率操縱（條款）沒有成為協議的一部分表示擔心。美國的就業崗位因此流失到了那些操縱（匯率）的國家，尤其是亞洲」。
希拉蕊·柯林頓在競選中還提議創建屬於美國的基礎設施銀行，投資100億美元用於「美國製造」夥伴計劃。這些提議未必能夠實現，但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設資銀行、互聯互通和東亞區域合作安排一方面將面臨新的競爭，一方面仍然存在以某種方式與美國建立聯繫和開展「第三方合作」的可能。中國所要做的是按部就班穩步推進中國-東協自貿區升級版、「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等機制建設，在紮實的工作中不斷提升引領區域合作和全球治理的能力。
希拉蕊·柯林頓對「一帶一路」有著比其他美國政要更直接和深入的了解，這與她當國務卿時一度推動旨在以阿富汗為樞紐建設一個連接南亞、中亞和西亞的交通運輸與經濟發展網絡的「新絲綢之路計劃」有關。「新絲綢之路計劃」背後，其實是美國通盤深入實施大中東、大中亞戰略的長遠考量。只是隨希拉蕊·柯林頓卸任國務卿、阿富汗和中東局勢的波折，以及中國正式推出「一帶一路」戰略倡議，「新絲綢之路計劃」在美國的外交議程中逐漸淡化甚至中止。但不能說這種「雪藏」就等於放棄，作為美國一號外交官而對阿富汗、中東事務投入巨大精力的希拉蕊·柯林頓在當選總統後會不會以某種新包裝重啟它，非常值得關注。果真如此，這或許意味著中美兩國的中亞發展計劃迎頭相遇了，但從另一個角度理解，能不能帶動探討「一帶一路」與的合作互補和包容性發展呢？如果兩國都把在中東、中亞一線乃至更遠方向上的經濟行為定義為官方推進的地緣戰略，顯性矛盾將難以避免。
氣候變化
與推進能源改革正相關，希拉蕊團隊已明確釋放出當選後將率先審議氣候變化政策、增加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重，這意味著中美關係的一個重要合作點將持續有效，並且面臨進一步加強的機遇。
過去八年也是一個國際秩序活躍變動的時期，維繫中美關係的主動力從雙邊協調向全球治理層面的合作擴展，氣候變化合作成為中美關係的新增亮點。2014年11月歐巴馬總統訪華期間、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訪美期間兩國元首發表兩份《氣候變化聯合聲明》，2016年6月中美啟動綠色合作夥伴計劃、9月兩國元首在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開幕前夕向聯合國秘書長交存《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巴黎協定》批准文書，為《巴黎協定》的達成、生效和落實奠定了堅實基礎。
這向國際社會釋放了令人欣慰的積極信號，只是相關合作仍不足以抵消兩國在地緣戰略層面競爭因素和對抗風險的發展，但兩國領導層和工作層已經達成一個默契：有勝於無，應當讓應對氣變等全球治理領域的合作引領關係的積極面，並且使之繼續發揮平衡、對沖中美關係消極面的效能。在未來延續和構建中美關係的歷程中，雙方需要不斷做大應對氣變的合作成果，為維繫雙邊關係穩定發展和改善全球治理提供不熄火的引擎，希拉蕊·柯林頓及其團隊對此是認可和推動的。
高層對話
希拉蕊·柯林頓在10月中旬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表示，她當選後的首要目標將是鼓勵聯繫，進行真正的交談。這番話反映了她處理國內國際問題的一條基本理念。
2012年3月7日，希拉蕊·柯林頓在紀念尼克森訪華40周年活動中發表演講
作為歐巴馬首任參與和主持中美高層對話的兩國元首四位特別代表之一，希拉蕊·柯林頓熟知兩國對話的運作方式。2012年3月7日，希拉蕊·柯林頓在紀念尼克森訪華40周年活動中發表演講時，特別對中美對話的發展作出評價：「我們與中國的主動接觸延續了兩黨一致的傳統，這一傳統獲得自從尼克森以來歷屆總統的支持。我們就每一個重大事項進行磋商；兩國政府沒有一天不在相互聯繫。本屆政府啟動了雙方的戰略與經濟對話和戰略安全對話，我們就幾乎你們可以想像的所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包括貿易政策、反恐怖主義、人權、邊界安全等等。」
一段時間來，美國學術界因應中美實力對比和國際形勢的變化，掀起了對華政策的討論，各種觀點林林總總，不乏主張加強對華遏制和軍事「抵消」的強硬聲音，但無論朝野、左右、官學，極具共識度的一個認知是，中美需要加強戰略層級的溝通。在這一共識之下，也對過去若干年中美對話效能進行了檢視和反思，進而對未來的對話機制發展提出希望和建議。
最重要的，一是注意到中國外交決策體制發生了變革（包括設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外交部和中共中央聯絡部部內機構進行調整，軍隊、海洋、紀律監察、環保、網絡等部門、系統的參與度提高，領域外交的作用和職能增強等），希望有針對性地調整中美對話機制的設置，使其在對象上與中方在內部發生的變化相適應、相匹配，確保中美對話的實質性內容能夠在中方內部做到「上達」。
二是認為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陣容過於龐大，最多時雙方半個內閣數十位部長級官員參加，場面上的東西壓倒了內容，儀式性蓋過了實質性，對話效率其實不高。而且，很多平時在不同領域、部門間達成的共識和協定、諒解備忘錄雖然談成了，但為配合、等待高訪、重要機制性對話的「好時機」而被擱置起來，實際上影響了功能性合作的開展。將來可適當壓縮規模，多搞小範圍、非正式的會晤。
三是認為中美關係的內涵越來越寬泛、複雜，涉及面越來越廣，對話已非一兩人能夠掌控，兩個大國之間僅靠基辛格、鮑爾森在雙方高層間遊走疏通敏感信息的時代也已過去，雙方溝通方式需要升級，也許兩國國內需要一個強有力的跨部門網絡來負責中美關係。
四是近幾年雖然建立了中美戰略安全對話、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機制、兩軍熱線、兩軍戰略規劃部門對話、打擊網絡犯罪聯合對話等新機制，軍事安全領域的對話溝通仍然落後於兩國總體和經貿、政治領域的對話，那種曾經發生的中美在相關領域發生重大摩擦事件便暫停戰略安全對話、網絡對話、軍事交流的作法事後效果證明也不可取，今後應著力推動敏感領域對話機制發展。
以上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希拉蕊團隊在過去參與中美對話時形成的感受。希拉蕊當政後，有望率先發出調整、創新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等現有高層對話機制的信號，對兩軍高層溝通渠道的深化也會有較大推動，中美關係面臨再次用不長時間實現平穩過渡的機會。中方應當早做規劃和準備，亦可考慮先入為主。
熱點
儘管有作國務卿時裁斷利比亞危機失誤的記錄，希拉蕊·柯林頓在外交上的長項仍在於處理熱點問題。這裡選取與中美關係關聯度最直接、最緊密的三個問題加以簡單梳理。
朝核問題
希拉蕊·柯林頓上台後，在亞洲方向需要投入精力處理的第一個重大安全問題不是應對「中國挑戰」，而是重審並制定朝鮮半島政策。朝鮮迄今為止五次核試驗中的四次、三次衛星發射行為中的兩次是在歐巴馬任內進行的，飛彈技術的主要進展也是在歐巴馬任內實現的，對美國本土「威脅」力的確立正變得越來越迫近，越接近歐巴馬執政末期越明顯，充分證明歐巴馬政府半島政策的失敗，美國對朝「戰略忍耐」正在加速消耗，也說明朝鮮在加緊為其與後歐巴馬時代的美國打交道積累談判籌碼。
然而即便在朝核形勢發展最緊張的階段，美朝也沒有停止進行秘密接觸。2016年1月朝鮮進行氫彈試驗前美朝曾在平壤就以和平協定取代停戰協定進行未果探討。10月下旬朝方官員又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與美方前官員進行接觸。看起來，歐巴馬政府已決定將朝核問題移交下屆美國政府。
由於希拉蕊·柯林頓本人和團隊對半島問題的熟知，加上其丈夫柯林頓作為總統、前總統為改善美朝關係、斡旋人質危機的歷史作為，朝方對希拉蕊·柯林頓當政其實是抱有一定期待的——期待其能延循美朝雙邊對話談判作交易的路徑，但不信任情緒也極深。
1994年首次朝核危機期間，比爾·柯林頓作為總統曾與國防部討論對朝動武的可能性，內部責成五角大樓就一旦美朝開戰美方可能付出的代價提交評估報告，後因代價預測過於慘重放棄了動武念頭，轉而推動與朝全力談判，才有了後來的《朝美核框架協議》。20多年過去，朝核問題形勢幾經波折已經發生很大變化，朝鮮核導能力日益逼近直接威脅美國本土的「臨界點」，美國軍方協同韓國軍方就對朝核設施和國家首腦實施定點打擊和「斬首」計劃的風聲多次外傳，有關方案應是在逐步完善中，而美國歷屆政府從未放棄推翻朝政權、改變朝體制的念頭，這也是朝鮮始終缺乏安全感、執意追求核能力導致朝核問題形勢一波三折螺旋下沉的重要根源之一。
新一屆美國政府的對朝政策重啟不會即刻完成，其結果有賴於相關各方間的互動，其間不排除朝方為試探美方底線主動在核導技術發展方面或對韓、對美採取新的行動。希拉蕊·柯林頓沒有多大空間在對朝緩和與強硬之間作簡單的「二選一」，初期將延襲外交接觸、經濟制裁與軍事壓制相結合的路數。
朝核問題可能是新的政治周期伊始擺到中美關係面前的最能將挑戰和機遇因素結合在一起的考驗，可能會有不少顛簸，中國有必要多做工作，避免美方外交團隊因過度自信而輕率決策，同時，自身加強對朝鮮半島各種可能的重大事端乃至變故作準備這一點也不應有所遲疑。
希拉蕊·柯林頓如當政，將繼承在半島部署「薩德」反導系統的進展——如果有關決策不受韓國政局因朴瑾惠正在經歷的「閨蜜風波」而發生重大動盪的影響的話，這不僅是因其符合希拉蕊支持全球反導系統建設的一貫立場，也是出於對半島局勢和與韓朝日關係的綜合考量。即便從這個角度看，中美戰略矛盾深化的趨勢在東北亞方向也一時找不到主動緩解的切入點。不過，希拉蕊團隊對謀劃半島安全機制調整是有願望和理論積累的，這一點需引起重視。
南海問題
南海問題最關乎中國的切身利益和中美關係現實走向。希拉蕊·柯林頓不是不知道，其一旦當選，在南海問題上如有輕舉妄動，將冒中美關係螺旋下滑的巨大風險，因此可能先嘗試與中方進行專門對話。但要看到，南海問題極可能成為希拉蕊團隊與美國軍方確立彼此關係模式的「試金石」，即便白宮新主人有意將其穩住，美國國內對華強硬勢力也會繼續興風作浪，中美在南海發生意外碰撞的風險指數即將進入一個高攀的階段，雙方都要高度警覺。
2016年10月21日，美國海軍「迪凱特」號驅逐艦擅自進入中國西沙領海基線外12海里範圍，中國海軍「廣州」號飛彈驅逐艦和「洛陽」號飛彈護衛艦當即行動，對美艦進行識別查證，並予以警告驅離。自南海局勢緊張以來，這已不是美軍艦第一次擅闖中國西沙島礁附近海域。2016年1月30日，美軍「威爾伯」號飛彈驅逐艦曾進入中國西沙中建島12海里區域。而10月21日恰是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結束四天對華國事訪問行程返國、中菲發表聯合聲明的日子。杜特爾特的這次歷史性訪問將中菲關係扳回全面對話合作的正軌，對於美國公然介入南海問題並挑唆盟友夥伴國家與中國對抗的戰略形成了釜底抽薪之效，被外媒評價為「重新劃定地區戰略聯盟版圖」之舉。
美軍艦對西沙的再次擅闖釋放出非同尋常的強硬信號，因為有1月中建島事件在先，美方已不能用對中方關於西沙群島歸屬不存在爭議的立場「不了解」、系「誤入」為由進行自辯。這次擅闖顯示，美方、特別是軍方不甘心南海局勢在中國與東協國家的接觸與緩和中自行降溫，堅持運用自身的策略，通過航行自由宣示等單邊手段，對中國在南海的立場和利益進行牽制，也就昭示只要中美戰略互疑格局不變，南海局勢難有真正的平靜。
今後一個時期南海最大的風險在於中美發生正面衝突，也在於並未實質緩解的黃岩島、仁愛礁等局勢的波動，美國新總統上任之初將不得不繼承此種風險，其穩局誠意和內部控制力令人高度懷疑。
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長期是中美關係中的最核心、最敏感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對中美關係的影響是一體兩面的。一方面，美國借台灣問題制衡中國的基本考慮沒有變，台灣問題對中美關係穩定發展構成的隱患是持久的。另一方面，如果「台獨」勢力鬧得凶，威脅台海和平穩定，中美兩國政府在遏制「台獨」方面又形成共同利益和協調點，反對和遏制「台獨」又可以在局部和特定情況下轉換成中美關係的積極因素，這在陳水扁在島內執政後期表現得比較明顯。馬英九在台執政八年前，兩岸交流發展迅速，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為台海局勢主流，歐巴馬政府對此持樂觀態度，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熱度也隨之明顯下降，但美方仍對台進行了四批次總額140多億美元的軍售，同時繼續與台隱秘發展官方性質的往來。
民進黨在台再度執政，蔡英文當局拒絕承認「九二共識」，導致兩岸交流陷入近年最大停滯。蔡英文當局為緩解不利的執政處境，平衡來自海峽對岸的「壓力」，急於靠攏美、日，而希拉蕊如果當選，出於推進平衡中國影響力增長、維護美國在西太地區地緣戰略利益的考慮，也有與台方暗中強化軍事安全合作、甚至將台方變相拉入美國正在強化的亞太安全網絡的需要。
2014年6月，希拉蕊首次接受台媒專訪
2015年6月，蔡英文在競選期間對美國進行了為期12天的訪問，6月3日在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發表演講時談到了她本人對台灣與中國大陸經濟聯繫「過密」的擔憂。蔡英文說，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就「很善意地」提醒，如果台灣失去經濟獨立性，將會變得脆弱且易受傷害。蔡英文引用的話，是希拉蕊·柯林頓在2014年6月接受台灣《商業周刊》專訪時講出的，希拉蕊當時還說，雖然過去台灣在這方面（與大陸交流）做得非常好，但現在必須權衡到底要開放到什麼程度才適當。這次專訪是希拉蕊·柯林頓卸任國務卿後唯一一次專門公開闡述她的涉台立場。她還說，美國「一個中國政策」的核心是，希望兩岸和平相處，「我們不希望看到台灣的獨立自主性被威脅或破壞，不希望看到台灣因為不公平的競爭而經濟重創，所以我們持續將台灣列為我們的優先順位」。2016年2月21日，已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的蔡英文通過民進黨「立委」、前駐美副代表李應元，再輾轉經美國前阿肯色州長畢比向在洛杉磯參加親台華人舉辦的活動的希拉蕊贈送了她在其上親筆手寫「加油！當選！」字樣並簽名的「三隻小豬」圖畫。
儘管希拉蕊·柯林頓此次參選後，對與台方人員接觸採取了謹慎的態度，在去年6月蔡英文訪美期間更是直接拒絕了蔡的往見要求，雙方的暗通款曲仍可通過一些見諸公開報道的事件得以窺見。「價值」相通、意氣相投，基於相互同情和利用的勾連將是希拉蕊·柯林頓當選後中美關係涉台因素重新趨於表面和複雜化的重要背景，台灣問題返回中美摩擦核心部進而重新成為兩國關係最危險議題的可能性大為存在。
希拉蕊·柯林頓面臨的涉台困境將是：台海兩岸軍力對比已經完全失衡，台灣經濟已經深度依賴大陸市場，台灣問題的前途越來越掌握在中國大陸手中，而不再像美國長期以來認定的那樣由「中（國大陸）、美、台三方互動」來決定，也就是說美國對台灣問題的實際影響力明顯下降。正是看到了這些變化，近來美國智庫界「棄台論」又有所抬頭。
希拉蕊·柯林頓了解中方的傳統底線何在，也很清楚台海局勢正在發生的變化，初期將以求穩為主，但她不會放棄美國「以台制華」的慣用策略，對台政策深受傳統思維影響，將會更加強調美台「共同民主價值」的一面，也急於了解大陸方面是否因兩岸基本態勢的變化正在設置「新底線」。因此，不排除她的政府在「非官方」名義掩護下與蔡英文當局發展官方、半官方的實質關係，並採取小規模損害中國大陸方面核心利益和助台拓展「國際空間」的舉動加以試探。
美國對台軍售、蔡英文當局在與美私下協調後調整南海政策並與日本發展防務合作將是摩擦升級的三大引信。沒有理由相信，在蔡當局拒絕「九二共識」、暗推實質「台獨」的情況下，中國大陸方面會對這三方面的動向有比在馬英九執政時期同等的容忍度。更何況，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軍事部署從未對台灣問題有事實上的忽略和遺漏。
在兩岸關係日趨微妙、緊張的情況下，美國對台軍售問題將恢復其極端敏感性，任何這方面的舉動都會給中美關係造成比以往更為顯性的傷害。今後一個時期，反潛、反坦克武器、地防飛彈、一系列舊有武器裝備的升級和數據鏈系統將是美對台軍售和台軍求購的主要內容。
人權政治
人權、民主價值將是希拉蕊·柯林頓對華政策的重要支柱，同時也是民主黨自由主義傳統和政治正確在外交領域的鮮明體現。希拉蕊本人意識形態極端固化，對華偏見、成見很深，然而，也是她在任國務卿期間，配合歐巴馬務實處理了兩國關係中的人權問題，將其控制在雙邊議程中相對靠後的位置，為此還曾受到美國國內對華強硬勢力和民權、工會團體的批評。然而，她對兩國關係中一系列突發的或者事先策劃的敏感政治事件的處置，以及在中國周邊打著民主價值旗號推進美國地緣戰略利益的作法，卻對中國的政治制度和人權事業構成了事實上的「羞辱」，給兩國政治互信留下了難以癒合的「傷口」。
希拉蕊·柯林頓當政後，將會以實用主義的辦法處理兩國間的敏感政治問題。但值得警惕的是，女權、平權和網絡自由問題有可能成為在人權政治領域交鋒異常激烈的環節，兩國在網際網路上的摩擦也會更加複雜。如有新的突發敏感政治事件，希拉蕊團隊很難擺脫傲慢、羞辱式的處理習慣，造成的傷害將遠遠大於各領域合作產生的正向牽動力。因此，人權政治問題仍然是兩國關係高危高風險的領域。
時代已變，中國執政黨對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強調以及中國特色人權觀念的發展已成為中美兩國圍繞人權問題進行交鋒和交流的新背景。人權問題不大可能重新回到中美議題榜頂端（當然如發生重大敏感政治事件時會有階段性的回歸），無論希拉蕊本人多希望把它變作自己厚重的「政治遺產」，她都沒有足夠的空間在中美關係當中大打「人權牌」。
結語
在《團結起來更強大》一書中，希拉蕊至少60多次提及中國，拿出三頁篇幅專門論述對華政策。她寫道，站在複雜的美中關係「平衡木」上，她的政府必須持有兩個特質：「堅定」（firm）、「睿智」（wise）。希拉蕊還說，「美中關係是當今最為複雜的雙邊關係之一，我們要努力在兩個方向上做好平衡。一方面，要抑制中國在全球經濟的野心以及在亞太地區針對我們盟友國家的企圖；另一方面，要在氣候變化、全球衛生等對雙方都極為重要的議題上強化合作」。
在一切可預見性中最可預見的，是無論誰在美國當政，這個國家的對華政策都難以擺脫對話合作與防範遏制並用的兩手，而隨著中美關係正式步入兩個真正意義上全球大國的競合狀態，美國對中國的兩手將不斷同步加強。與這樣一個對手打交道，對於正在努力學習如何做一個稱職、合格的全球大國的中國來說，是令人興奮的歷練，是站上全球治理中心舞台必經的曲摺檯階。希拉蕊如當選，將是一位重視中國的總統，同時也是一位需要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的專業級的對手。跳出「標籤化」「臉譜化」的印象看希拉蕊，她並非不可打交道。不管怎樣，在她治下的美國將與中國共同經歷國際秩序轉換的又一關鍵時期，塑造21世紀第二個十年乃至更長時間內世界上最重要雙邊關係的基本形態。
就像我們已經認識到的，中美關係沒有那麼好，也沒有那麼壞，希拉蕊的對華政策亦是多面的，不能用「強硬」二字籠統概之。至少在目前階段，按照雙方基本共識，中美需要避免滑入「修昔底德陷阱」，未來並非全然是一片「未知的水域」。
主要參考資料
1）HARD CHOICES，HILLARY RODHAM CLINTON,SIMON & SCHUSTER,FIRST EDITION JUNE 2014.
2）THE PIVOT：THE FUTURE OF AMREICAN STATECRAFT IN ASIA， KURT M.CAMPBELL, HACHETTE BOOK GROUP,INC.FIRST EDITION JUNE 2016.
3）STRONGER TOGETHER:A BLUEPINT FOR AMERICA』S FUTURE，HILLARY RODHAM CLINTON, TIM KAINE, SIMON & SCHUSTER AUDIAO，SEPTEMBER,2016
4)《戰略對話—戴秉國回憶錄》，戴秉國，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2016年3月第一版
5）U.S.SECRETARY CLINTON ON 40 YEARS OF U.S.-CHINA RELATIONS, MARCH 8,2012
6) HILLAY』S FAREWELL SPEECH:READ THE TRANSCRIPT，THE DAILY BEAST, JAN.2,2013,
7)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HILLARY RODHAM CLINTON,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11
8) ASIA-PACIFIC REBALANCE 2025:CAPABILITIES,PRESENCE,AND PARTNERSHIPS—AN INDEPENDENT REVIEW OF U.S.DEFENSE STRATEGY IN THE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JANURARY,2016
9）《總統候選人希拉蕊如何表述對華政策》，刁大明，日中新聞網站，2016年7月22日
10）《南海局勢歷史演進與現實思考》，傅瑩、吳士存，《中國新聞周刊》，2016年5月11日
11）《希拉蕊競選團隊中的外交政策顧問班底》，陳征，《世界知識》，2016年第19期
12）《中美戰略競爭與東亞安全秩序的未來》，朱鋒，《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3期
13）《美國大選三辯最該關注什麼》，梁亞斌，《新京報》，2016年10月21日
14）AUF SCHLINGERKURS，SUDDEUTSCHE ZEITUNG，OKTOBER 2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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