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晚間，執政70年的泰王蒲美蓬去世，享年88歲。蒲美蓬國王德高望重，深受泰國人民愛戴，他以其超凡的政治智慧和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多次化解泰國政壇危局。蒲美蓬國王的去世，讓外界對未來泰國是否將發生動盪有諸多猜測。

蒲美蓬國王在「泰式民主」中的角色究竟是怎樣的？國王去世，軍方與他信派系能否「和平相處」？泰國會否發生更大規模的動亂？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周方冶先生接受觀察者網專訪，深入淺出地回答了這些問題。】

觀察者網：蒲美蓬國王統治泰國70年里，泰國發生過19次政變。有人認為，多次危局都是依仗蒲美蓬國王出面化險為夷。還有人認為，軍方政變同蒲美蓬國王的背後操作不無關係。您認為，國王在「泰式民主」這種「民選—政變—民選—政變」的循環中，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周方冶：首先要說，「民選-政變-民選-政變」這種對「泰式民主」的解讀過於西式化，過於簡單地用西方的政治解讀來套泰國民主的發展模式。這種兩分法的解讀認為，「泰式民主」就是兩個部分：民選，政變。民選就是好，政變就是不好。

實際上，從整個泰國民主發展變化來看，「泰式民主」的本質是協商民主體制——在泰國國王的政治權威指導下，各方進行政治協商。政治協商的方式不僅僅局限於議會鬥爭，也有可能發展成為街頭暴動、民意訴求，甚至說是兵戎相見。

從七十年代中後期開始，泰國國王所發揮的作用是一個仲裁者的角色。各派權力集團之間有政治鬥爭，政治鬥爭背後有利益訴求，甚至說，利益訴求背後的實質是關於國家發展模式、國家道路選擇問題上的博弈。這些博弈和鬥爭，都要在國王政治影響力、政治地位的控制下進行。這就是60年代軍政府構建的「泰式民主」的核心思想、政治遊戲規則。

同時，由於國王是一個至高權威，那麼通常來說，他不會明顯地表達他的政治意圖。他不是政治棋局的棋手，而是一個裁判，他要求各方按照規矩來下棋。所以，不能簡單的說國王操縱政變、制止政變、預防政變，又或者說他在選舉民主體制中發揮了多大作用。簡單地從這些角度來評判泰國國王的政治功業、政治作用，是一種簡化的西方視角，會對泰國的政治體制產生相當大的誤解。

泰國國王蒲美蓬

觀察者網：回顧蒲美蓬國王的執政歷史，其實他參與過很多次事關自己利益的事件。比如說，蒲美蓬國王兩次否決了國會通過的土地改革法案。（該法案限制個人擁有土地最大面積為20英畝，而當時皇家資產管理局是泰國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觀察者網注）他是一位利益相關者，又同時扮演著「仲裁員」的角色，如何做到讓泰國各個權力集團，以及泰國人民都心悅誠服，由衷地愛戴、尊重呢？

周方冶：首先，存不存在完全中立、超越一切、同時又擁有至高權力的一個機構或者個人？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即使是美國的最高法院，在歷史的長河之中，也多次證明，它的立場實際上存在明顯的問題。政治本身就是利益的具象化，政治就是爭奪利益的過程，那麼怎麼能夠期望有這麼一個機構或者個人或者派系力量，能夠超越一切利益而作為一個公正的裁決呢？

而且，對於公正裁決本身的含義如何理解？人均貧富就是公正的裁決嗎？能保證經濟的發展就是公正的裁決嗎？所以說，這是一個悖論。不能以泰國國王是一個利益相關者這個理由，來否定他的裁決地位。

話說回來，作為政治仲裁者，泰國國王的政治行為是有兩條基本原則的。第一條是穩定。所有的大局以穩定為前提，不要亂。因為一亂，泰國的民眾就要倒霉，泰國的經濟就要損失。所以說，第一個前提是不能亂。誰要是在政治鬥爭、政治衝突中用過於極端的方式來挑起內訌、內鬥，那麼就要受到打壓。

第二條，是以發展和人民的基本保障，或者說下限保障作為評判標準。泰國老國王的原則是，經濟肯定是要發展的。不發展的經濟不是好經濟，不是好政策，不是好的發展道路。但是，發展必須保證國民的相對公平，保障基本生活的下限。他不贊成追求過快的經濟發展，不贊成破壞環境來高速發展經濟，更不贊成犧牲最底層最少數的弱勢群體來高速發展經濟。他要為國家發展兜底。

在「穩定」和「相對公平的發展」這兩條前提之下，泰國國王在70年代中後期特別是80年代開始，正式成為一個裁判。首先要穩定，其次要發展和兜底，這是泰國國王一貫的裁判規則，比較明確。任何一方如果走的過快，那麼就得往回拉。這種手段可以是議會裡面的彈劾，可以是擱置提案，也可以是社會運動，甚至最極端的軍事政變，目的都是為了阻止某些激進的發展方向。

觀察者網：他信算是泰國「民意」，或者說「農民民意」的選擇，然而他的政策正屬於蒲美蓬國王不太認同的那種道路：犧牲，甚至說過於犧牲一部人利益（城市居民），來討好另外一撥人（農民）。但從客觀上，他信領導下的泰國經濟的確有了相當可觀的恢復和發展。那麼國王生前對他的態度究竟如何呢？泰王逝世，他信政府回歸的可能性是否更大？

周方冶：實際上，泰國國王和他信之間的分歧，更多的是一種對於泰國國家發展道路選擇上的分歧。泰國國王更希望走一條對國家來說雖然收益不高，但風險更小的道路。 但對他信來說，他本身就是新資產階級的代表，所以願意走一條高風險高收益的道路。他信在國家對外開放方面走的更快：更快的開放國內市場，推著農村地區搞市場化、商業化。在這個過程中，風險和機遇並存，收益越高，風險越高。但是，對於泰國國王來說，作為一個在位70年，經歷了二戰、冷戰的老國王來說，他求穩。他寧可泰國的經濟每年有個1%或者2%的低速發展，也要保證泰國民眾不會面臨97年金融危機那樣的致命打擊。所以，在這個過程中，雙方在理念方面會存在比較大的分歧。

不好說誰對誰錯。所有的道路，只能在最後靠實踐檢驗。從目前來看，這種高風險高收益的道路確實存在弊端。因為08年全球經濟危機，泰國依舊被衝擊。但是，一味走保守的、低速發展的、自給自足的道路，在東亞是格格不入和另類的。因為東亞的大家都在快速發展。

這些問題要慢慢協商。其實，巴育政府上台以後，正在推動中間道路的選擇。在這個過程中，還要涉及到區域經濟發展、全球經濟發展、中泰經濟合作，以及一帶一路的進展狀況等諸多因素。並不是哪一個領導人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實際上，隨著泰國國王的去世，是高風險高收益，還是低風險低收益的道路選擇問題，已經沒有結論了。從現在開始，新一輪國家發展道路的選擇要拉開序幕。原有的恩恩怨怨都將告一段落。新的泰國政局走勢會怎麼樣，還要考驗巴育、他信等新生代當權者的政治智慧。當然這裡的新生代是和老國王相比。

他信的影響力會不會放大？泰國國王過世對他信派系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機遇。

為什麼這麼說呢？泰國國王在農民群體中間一直有著很高的政治威望。儘管他信也是泰國北部和中北部農民心中的「英明領袖」和「重要領導人」，儘管這些農民一直支持他信，一旦把他信和老國王放在天平上面，從過去的歷史來看，老國王是占優的。隨著老國王過世，不管新繼位的國王是誰，在爭奪農民支持力度方面，任何派系力量都很難與他信抗衡。

這就意味著，如果明年還政於民、進行民主選舉的話，他信派系再度贏得大選、獲得優勢席位的可能性在上升。從這個角度來說，明年還政於民的進度，有可能會被推遲。

觀察者網：在這種情況下，泰國軍方會有什麼反應？軍方和他信兩個集團，會否再次發生比較大的衝突呢？而且，現在沒有了能夠斡旋兜底的仲裁者，泰國人民是否需要做好面對更壞結果的打算？

周方冶：泰國軍方從去年開始就在轉型，並不希望繼續做一個政治棋手，而是希望能夠追隨老國王的角色，成為「泰式民主」新一代的裁判。

八月份通過的憲法草案裡面，軍方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仲裁者、裁判員。當然，憲法能否得到有效落實尚且存疑。一方面，憲法需要各方的認可；另一方面，軍方自己要有很強的自我約束、克制能力，不要又做裁判又做棋手。

目前來看，王室保皇派和軍人集團的政治聯盟依然占優。所以，短期上，在泰國老國王的服喪期以及新王登基後的短期內，他信派系很難實現政治的回歸。但從中長期來說，政治格局就會變得比較微妙，他信回歸的可能性會比較大。

如果軍人集團能夠成功轉型，擔任仲裁者的話，那麼泰國未來的政治轉向可能是協商式的民主。如果泰國軍方轉型不成功，而他信派系在權力訴求方面又過於極端的話，那麼可能成為新政治衝突的風險點，甚至把泰國過去幾十年政治總體穩定的格局徹底打破。

中期來說，泰國最大的危機在於，國王服喪期過後，泰國國王的權力真空將以一種什麼樣的方式進行填補。

較理想的情況是：軍方能夠最大限度地填補空白，退出棋盤，成為一個裁判。他信派系在軍方退出棋盤後進入棋盤，在各方博弈中占優，形成一種互相制衡和協商的結構。這樣一來，泰國就能夠取得暫時的穩定。如果這種格局不能形成，那麼兩三年內，泰國的政治格局就要坍塌。

觀察者網：總結來說，更有可能代替泰國老國王角色的是軍方，而不是未來的新泰王？是不是說，無論未來的新泰王是誰，都不能達到蒲美蓬泰王的聲望？

周方冶：這是肯定的。畢竟，老國王的聲望是在70年的時間裡積累起來的。即使說他從80年代就開始用政治聲望左右政局，前面也有20多年的積累。而且，老國王是少年登基，當時的政治格局下，軍人有一種忠君的思想。而現在，王儲殿下人過中年，加上如今的政治權力格局多元化，想要重新培養這種政治威望，難度不是一點兩點。

觀察者網：所以說，王室已經很難繼續維持對軍隊的影響或者說控制了嗎？

周方冶：其實這個關係是一個很大的網絡狀態。這個網絡狀態原來的核心是老國王。而現在，這種單一核心的網絡狀態有可能成為一個多頭結構。如果能夠順利形成一種相對緊密的多頭領導結構網絡的話，王室保皇派和軍隊的聯盟還能夠延續。但是，如果王室保皇派的網絡四分五裂，各派紛紛自拉山頭、各投明主，那麼王室和軍隊的聯盟基本就不存在了。這樣一來，還能對他信派系形成多大程度上的制約，就不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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