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美國問題比一比，中國的問題簡直都算不上問題。真正決定中美競爭勝敗因素：誰能更好地解決自己的內部問題。

此次去美國觀摩大選，我首先想到的是梁啟超在一個世紀前著名的美國之行。

不同的是，梁啟超是為了尋求救國之道、再度復興之方。而我則是試圖解答美國何以衰落，能否走出困境，中國能否克服美國最後的阻撓再次獨步世界。不同的主題背後折射的是此消彼長的歷史的巨大變化。

相同的是，我們都認為自己找到了答案。梁啟超人還在美國就徹底改變了西方民主救中國的信念。在真正見識到美國民主之後，他感嘆道：「自由雲，立憲雲，共和雲，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與我不適何！」。隨後一百多年的歷史驗證了他的判斷。中國在嘗試美式制度、蘇式制度三十餘年後終於轉向探索自我發展的道路，從而再度復興。

就我而言，此番遊歷不僅看到了美國依然雄厚的實力，它的優勢，更看到了它的困境和挑戰以及到目前為止的無力感和束手無策。對比中中美，更感受到中國模式的活力和可期的未來。

如今來到西方的中國人，第一感覺往往是不過如此。

除了藍天之外，再想找到明顯勝過中國之處就很難了。相反中國優於西方之處比比皆是：良好完善的基礎設施，極為普及的網際網路、商務應用（想想支付寶、微信）、大街上基本看不到警察卻治安良好西方則是警察遍街，而偷盜搶劫照樣猖獗。

曾有學者對比過上海和紐約，發現不管硬體還是軟體（比如預期壽命、兒童死亡率），紐約只有一項勝過上海，其他全面落後。紐約唯一領先的是公共廁所！特朗普說「我們的機場堪比第三世界國家的機場」，這並不是他大嘴胡說。

仔細想來，中國取得比肩西方的物質文明也不過三十多年的時間。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今天的《環球時報》掌門人胡錫進派駐內戰中的南斯拉夫。據他講，那時的貝爾格勒遠超北京，更別說西方了。今天的中國當然也有很多問題，可是和英國脫歐、法國乃至歐洲的連番恐怖襲擊、歐洲的難民危機、美國的種族衝突和政治特朗普現象、土耳其政變、中東亂局、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引發烏克蘭危機、日本長達20多年的停滯、巴西經濟困難竟要退出多個聯合國組織這一連串事情相比，中國的問題簡直都算不上問題。

面對今天的美國，世人確實有很多疑問，一個國民如此勤奮的國家，一個資源如此豐富的國家，一個擁有全球人才精英的國家，一個地緣政治優勢無與倫比的國家，何以被後天稟賦遠不如它的中國迎頭趕上？

黑人在歐洲和其他國家融入得都很好，根本就不是問題。何以輪到美國就演變成激烈的種族對抗？它的文明包容性何在？今天，10個黑人兒童當中就有4個生活在貧困中；與此同時，黑人的整體失業率高達58%。這就是世界最富裕國家真實的一面。

時有發生的美國黑人反種族歧視遊行

今天的美國正如特朗普在共和黨大會上發言所說的；「我們此次黨代會正值我們國家史上的危機時刻。對我國警察的攻擊，以及城市裡遍布的恐怖主義行徑，正嚴重地威脅著我們的生活方式。」

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報告《比他們的父母更窮？》(Poorer than their Parents?），2005年至2014年，25個高收入經濟體中平均65%到70%的家庭出現了這樣的情況。這就是美國為代表的模式在全球的現狀。

如果分析原因，根據我的體會，首要的是精英們不管是否意識到問題的存在，是否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主流都不認為是自己的制度出了問題，都不認為自己的制度需要變革。

比如美國的高失業率，民主、共和兩黨都認為是中國、墨西哥等國家通過不正當手段偷走了美國人的工作。可是他們就不去想，何以德國的就業誰也偷不走。蘋果是美國發明的，可是企業就是願意在中國生產，這是市場的自然選擇、全球化資源優化配置的必然結果。美國要化解這個挑戰，就需要像德國一樣提高自己的競爭力而不是歸罪於他人，甚至迎合民眾反全球化的非理性情緒。

其次，真正決定中美競爭勝敗因素的是誰能更好地解決自己的內部問題。但美國顯然選擇了另一條路。它在自身問題如此嚴重的情況下，仍然把大量的資源耗費在外部事物。甚至插手百姓聞所未聞、毫不相干的南海問題。美國以為只要把中國遏制下去，它自己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可是蘇聯解體了，美國的問題解決了嗎？

第三，儘管精英們都沒有意識到，但美國問題的根源就在它的制度上。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美國好不容易達成的TPP既有助於美國的經濟，也凸顯、穩固了美國在全球制定規則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成功地把中國排除在外。如此重要的TPP，用國防部長卡特的話就是其價值超過一艘航空母艦。但共和黨、民主黨卻出於選舉的需要，都向反全球化的民意屈服，一致反對。

政治權利不僅臣服於大眾，也臣服於華爾街。簡而言之，美國這套體系，權力的產生依靠百姓，其運作依靠資本，它自身的獨立性則基本喪失。更惡化的是，毫不妥協、為反對而反對的黨政，共同促成了僵局和癱瘓為特徵的否決體制的產生。

與美國政治有著「說不清理還亂」關係的華爾街

美國今天何以衰落？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達龍·阿塞莫格魯和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詹姆斯·羅賓遜合著的新書《國家為何失敗》（Why Nations Fail）對此有深刻精闢的解讀。兩位學者認為，現代層面的經濟繁榮有賴於兩個政治基礎。一是權力必須集中沒有集中的權力，就失去了繁榮的秩序基礎；二是權力體系必須是包容性的缺乏包容性體系（inclusive institutions）的秩序雖然可能使經濟擺脫貧困，但要崛起為現代化的繁榮則是不可能的。他們的解釋是，如果權力體系允許精英們為自身利益服務，一種叫「精粹體系」（extractive institutions）的結構就會誕生精英們的利益與大多數人的利益相衝突並會取得優勢。

美國建國時三權分立、普選時代民眾和資本對政治權利的控制、今天愈演愈烈的政黨惡鬥，都使美國失去了第一個前提條件。

至於第二個前提，我們不妨讀讀曾擔任過駐華大使、競選過總統的洪博培的看法。他在《美國政治之瘤：裙帶資本主義》一文中這樣說道：美國國父們所構想的有限政府正被裙帶資本主義所取代，強大的經濟利益集團讓監管者和被監管者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各種公共政策問題日益惡化。這種「癌症」已經在兩黨內部四處擴散，使美國不斷惡化的各種公共政策問題更難找到解決方法。

前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曾參與總統競選

他進而分析認為，我們政治體制內部的結構性問題催生了裙帶資本主義：最有人脈的人試圖將政治優勢永久化，不管是過時的武器系統還是為大銀行提供紓困資助，從中都可以看出這一點。

確實，今天美國除去越來越多的政治家族外，監管者和被監管者之間存在的「旋轉門」，可供他們彼此互換角色。華爾街和政府之間人員可以互相流動。武器製造者和五角大樓「臭味相投」。國會稅收委員會也開始與華盛頓K街的「古琦峽谷」(Gucci Gulch）志同道合。

顯然，美國政治已經喪失包容性，形成了壟斷權力的「精粹體系」。沒有了這兩個前提，美國怎能不衰落？

而要改變這一切，一般的修修補補已經無濟於事，美國不僅需要頂層設計，也需要強有力的領導者。只是今天的美國精英們連需要改革的意識都還沒有。

當然這並不是說美國已經沒有未來，只是它要解決問題、重回正軌需要更為漫長的時間，需要更大的危機。只是，在他們徹底醒悟之前，中國就已經一騎絕塵了

（作者：宋魯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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