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16年2月8日，雅加達，印尼華僑迎農曆新年，街頭、寺廟掛燈焚香祈福。 東方IC 資料

中國人觀研印尼經濟，很難從一張白紙開始。因為就在不到20年前的1998年，印尼爆發過一次大規模的暴力排華辱華事件，這在當時是令全球矚目的一場人道主義災難。回顧歷史，印尼華僑的各種作為和處境，與印尼國內政治經濟形勢之間存在著極為複雜的緊密關係。

其中有三大因素十分關鍵，一是華僑的經濟地位，二是他們的政治態度，三是印尼國內的政治經濟形勢。大體上，每當印尼政局動盪時，或者出現經濟危機，華人華商的命運就要經歷一次血腥的考驗。相關簡史主要包括以下三個階段。

1998年印尼排華情況惡劣。

第一階段是問題的形成階段。自鄭和下西洋（1405至1433年）的船隊帶去了最早赴東南亞的中國移民之後不久，16世紀殖民者的先驅荷蘭人就來到了印尼。像其他殖民地一樣，芬蘭人急需大批勞工參與他們的事業。由此在中國東南沿海觸發了移民潮，其中赴印尼的華人，十有八九是一去不回的。中國和印尼的關係也就從那個時代開始了。

當年印尼排華，華僑被中國政府派船運送回國的情形。

毫無疑問，只有明確無誤的利益誘惑，才會推動中國明代盛世下的子民們背井離鄉。他們離開了「打魚這個倒霉的行當」，與印尼的原住民一起成為荷蘭殖民者手的勞工，經濟收入是不低的。中國傳統農業生產力水平上孕育的吃苦耐勞的美德，自然也深深地印刻在了中國勞工對待勞動的態度上。

雅加達唐人街一景。

沒過多久，荷蘭殖民者就發現，來自中國的勞工不但更吃苦耐勞，更遵守紀律和有文化，而且更聰慧進取。於是，部分優秀的中國勞工被挑選出來，成為荷蘭人手下的管理者，一瞬間站到了當地人利益的對立面。要知道，在人類進入工業社會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狗腿子」的角色都是令人厭惡的，似乎都有那個時代的「道德原罪」。

華人家庭吃榴。

華印人民交往密切。

不難理解，以中國人的勤勞和聰慧，在發現和利用經濟機會方面毫不遜色於荷蘭人。至少學起來很快。而這就意味著，成功抓住了經濟機會的中國勞工也成了引人注目和潛在風險頗大的富人。加之許多中國富人從來不乏炫富動機，這些都為未來的嚴重衝突埋下了種子。

唐人街的過年氣氛濃。

第二階段是事態迅速發展的高潮期，大體上可以分為在中國和印尼平行發展的兩條主線。一條主線是指建國初期回國，並且不幸經歷了可怕政治運動的華僑。另一條主線是指仍然留在印尼國內、遭遇1965年軍事政變和血腥屠殺的華僑。我敢說，在華僑這個總概念之下，印尼華僑是最悲慘和不幸的，也是隨後在生存狀態、精神面貌等方面變化最多的族群。

當地的印尼人舞龍舞獅是平常事。

構成前一條主線的原因具有國際性。新中國建立之初，包括印尼華僑在內的世界各地的部分華僑在新中國政府的號召下，滿懷愛國情懷，攜帶著儘可能多的個人財產回國，投身新國家建設。這股歸國華僑的潮流當然能有力地證明新中國的政治和道德優勢，因而在當時被廣泛宣傳。

年輕一代的印華都不太會講華語或自己的方言。

普遍而言，歸國華僑大多見多識廣，有一技之長，正是國家建設事業極需的專業人才。例如著名的印尼歸國華僑湯仙虎等，就在很短的時間內把中國羽毛球隊帶入到世界頂尖水平。可惜好景不長，蜜月太短。有許多華僑在1957年的「反右」鬥爭中因言獲罪。雖然給華僑帶「右派」分子的帽子時還是手下留情的，然而華僑被迫自我檢查的過程卻意味著自證自己有嚴重的錯誤。這讓許多歸國華僑感到被猛然打了一記政治悶棍。

老一輩華人經常相聚話當年。

接下來歸國華僑與絕大多數中國人一道，親眼目睹了1958年「大躍進運動」的真實胡鬧，然後又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被餓壞了。等到經濟剛恢復過來，無法無天的「文革」運動又接踵而至。歸國華僑的身份成了「裡通外國罪」的最大嫌疑，他們與國外親屬的通信似乎都能跟罪證沾邊……

華人經營小本生意。

總之，華僑群體在「文革」中吃盡了苦頭。一個人縱然有再赤誠的愛國之心，也經不起這般頻繁的心理打擊和肉體傷害。到了「文革」後期，華僑們又想盡一切辦法離開中國。需要強調的是，印尼華僑再次離開中國以後，返回印尼者是為數極少的。

1999年蘇哈托下台，新政府解放華文報禁，華人開始學習中文。

與印尼歸國華僑坎坷的命運大致平行形成的另一條主線，是仍留在印尼國內的華僑群體的悲慘命運。印尼1945年獨立以後，冷戰的國際背景隨之迅速進入了這個人口眾多、東南亞最大的國家。最初的政治派別主要分為親共和反共兩大陣營。作為在印尼經濟中比較有影響的人權，華僑華商們很快就做出了支持左派社會主義政黨的政治選擇，而且一時間順風順水。但在十多年後，這份未經現代政治實踐考驗過的政治熱情被證明為相當致命。

事實上，印尼的華僑華人大多並非真正信仰馬列，他們只是單純的愛國，並且表現為在政治態度上與祖國趨同。他們忽略了自身曾具有殖民者「幫凶」的嫌疑所潛含的巨大風險，以及在當地人眼裡富貴人群形象示人所產生的社會心理問題。自近代以來，海內外的中國人對政治問題都顯得熱情有餘而經驗不足，並間歇性地表現為左右傾機會主義。結果在1965年由蘇哈托發動的軍事政變中，華人華僑族群竟然被輕易扣上試圖發動政變的帽子，慘遭被屠殺30-50萬人的厄運。那些未遇殺身之禍者大多流離失所，幾乎陷入被餓死的絕境。

蘇哈托政權屠殺迫害華人的舉動，與當年納粹殘害猶太人高度相似。儘管至今未有任何證據表明華人參與了所謂政變，但直到現在，這個巨大的人權污點一直未得到任何洗刷。換言之，印尼現政府是有人權原罪的。現任總統佐科·維多多（Joko Widodo）上台後，再次以所謂經濟事務優先為由，逃避了這個在印尼很敏感的政治責任。就在剛剛過去的4月25日，據當地英文報紙《雅加達郵報》報道，印尼政治、法律和安全統籌部部長魯胡特·班查伊丹（Luhut Binsar Panjaitan）稱，佐科總統提出「要是真有大屠殺慘案的萬人冢，政府部門就要找出來」。這是一個在承認事實到懷疑事實之間的一個微小的政治進步。

在整個20世紀後半程，印尼的反華排華情緒和行為有間歇性發作的特點。簡而言之，一旦印尼經濟形勢迅速惡化，華人華僑族群就有被視為替罪羊的風險。這令人想到「狼餓的時候，就是羊有罪的時候」的那種邏輯。1998年，印尼經濟受到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沉重打擊，瀕臨「休克」狀態之際，排華暴行再行惡浪，居然又有好幾千華人遭到屠殺，華人財產又遭重創。國際社會立即對此予以強烈譴責。

令人吃驚的是，當時中國沒有對如此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做出明確譴責的表態，也沒有推動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經濟制裁決議，更沒有試圖向印尼派遣維和部隊。人們不妨設想，如果這種暴行發生在今天，中國日趨活躍和初步成熟的公共輿論，一定會推動和配合政府採取得體的對策。

要知道，國際上對中國強大起來的印象，主要形成於進入新世紀以後。明顯轉折點是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那之後，「中國崩潰論」變成了「中國威脅論」。如今，中國已是包括印尼在內的124個國家的頭號貿易夥伴，而美國是52個國家。按當年匯率計算，2003年中國的人均GDP才踏上一千美元大關，如今已超過8千美元。因此，如果再發生類似印尼1998年的暴力排華事件，那麼中國將不僅擁有伸張正義的政治意志，中國還擁有能讓印尼經濟發出尖叫聲的手段。由於被懲罰的威脅十足可信，我不相信印尼會重蹈大規模暴力排華的覆轍。可問題是，印尼華僑華人華商的心已經很涼了。

因此，印尼華僑簡史的第三個階段就非常簡單了，那就是印尼的華人族群全面轉入政治消極狀態，基本上不過問不參與政治。不僅如此，華商們在公開場合也變得極為低調，有很大成就的華商和他們的後代亦毫無炫富動機。另一方面，印尼的華人族群又以專注公益事業的形象示人。成為有錢華人的第二大特徵。近十年來，中國和印尼雙邊友好關係的發展，以極大的分量給印尼華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安全前景。

可以肯定，關於華人資本控制印尼經濟的傳說，是不準確的。印尼著名華人企業家李正文曾在其所著的《在危機中覓生機》一書中指出，印尼經濟的實際情況是，高度威權的政治決定了國營企業控制著印尼經濟的命脈，產值占到印尼經濟的50%以上，比重高於中國。而私人資本只占23%，華人資本占印尼私人資本的70%。由此可以形成一個假設性結論，即如果印尼的國有經濟比重大幅度下降，那麼華資企業在印尼經濟中的重要性將大幅度上升。

將上述這些信息加總考量，印尼華僑的曲折經歷對現代中國人有什麼啟示呢？我想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人們不能以為，取得經濟成就的族群就能自動地取得相應的政治經驗和政治技能，進而收穫政治成果。政治與經濟緊密相關，但政治和經濟畢竟屬於不同領域的實踐範疇，需要按照各自的邏輯在實踐中取得進展。

文章來源: https://www.twgreatdaily.com/cat37/node113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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