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冷戰爆發:俄稱自己不是美國對手中國才是

俄羅斯《獨立報》3月14日刊登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席、前外交部長伊戈爾·伊萬諾夫的一篇文章,題為《俄美關係:可能性的範圍》,副題為《擺脫當前危機並不容易,但最初步驟顯而易見》,編譯如下:

儘管對俄美關係現狀的評估五花八門,但未必有人會否認,如今這種關係正在經歷當代歷史上最深度的危機之一。當然,之前俄美關係也非一帆風順。但 當前的危機比近幾十年來並不鮮見的周期性關係惡化更深刻、更全面。種種跡象表明,它也將是歷時最長的:在可見的未來,看不到走出現狀的明確道路。

第二次冷戰?

近來,討論世界政治中爆發的新版冷戰,把莫斯科和華盛頓當下的對立與上世紀下半葉的蘇美對抗作比較變得時髦起來。這種類比看起來頗為牽強:在冷 戰時期,克里姆林宮與白宮的關係是世界政治的主軸;而在21世紀,這種關係儘管也重要,但早已不是全球體系中的決定性因素。世界已經不再是冷戰時的兩極, 也不可能回到過去。

此外,今天的俄美對立缺少為冷戰預定基調的意識形態基礎(蘇聯共產主義對西方民主)。即使當代世界存在不同文明間的敵對衝突,也不是在美國和俄羅斯之間,而更像是在西方自由主義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之間。

最後,俄羅斯儘管仍是大國,但畢竟無法像蘇聯那樣與美國全面分庭抗禮,特別是在經濟和先進技術領域。從經濟對抗的角度來看,最像蘇聯的是中國,但重要區別在於,中美之間相互存在深度的經濟依賴,這是蘇聯與美國從未有過的,也不可避免地從總體上抑制了中美競爭。

上述內容是否意味著目前的俄美關係危機沒有冷戰時期那麼危險呢?答案可能恰恰相反。在冷戰的幾十年里,莫斯科和華盛頓制定和確立了某種"遊戲規 則",從而降低了不可控衝突的風險。在兩國的共同努力下建立了溝通渠道、協商機制、雙邊和多邊協議於一體的堅實基礎結構,以提高關係的可預見性和可控性。 在冷戰時期形成的獨特的俄美關係構架總體上是穩定的,使其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幾乎沒有發生變化。

如今的俄美關係無論如何也稱不上穩定。幾乎所有溝通渠道都被封閉,兩國關係的條約法律基礎正在我們面前崩潰,世界政治中沒有共同的"遊戲規則"可言。因偶然事件、技術故障或未經正確解釋的行為而爆發衝突的風險客觀上正在加大。

國際大背景也不太有利:國際體系的不穩定性急劇增強,恐怖主義蔓延全球,地區衝突此起彼伏,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威脅加劇等等。

另一個令情況變得複雜的因素是美國總統選舉的選前運動,它大大收窄了白宮外交規劃的視野,給美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夥伴增加了不確定因素。

近來的一些事件讓人產生了一種希望,即莫斯科和華盛頓開始認識到國際安全的風險和威脅正在不斷增大。雙方就烏克蘭問題舉行磋商,加大了政治解決 敘利亞問題的努力,繼續就伊朗核問題開展合作,在朝鮮半島核問題上保持近似立場。不過,一切也就是這樣,現在談關係穩定還為時尚早。

政治對抗演變為軍事衝突的風險仍在增大,雙邊關係的新"遊戲規則"目前還無法達成。俄美關係的非正常狀態和消極態勢不僅是我們兩國的大問題,也是整個國際體系的大問題。

再次"重啟"可能嗎?

從奧托·馮·俾斯麥的名言"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出發,我們試圖確定在可見的未來什麼是俄美關係中可能發生的,什麼又是不可能發生的。

種種跡象表明,雙方將很難取得重要成果:恢復彼此間的信任。無論是高層和最高層會議、"第二跑道",還是有關個別問題的協議(哪怕是重要問題) 都不能解決相互猜忌的問題,也不能把彼此的諸多抱怨和指責從議事日程上拿掉。俄美之間的信任受到重創,恢覆信任需要很多時間和努力,但更重要的是雙方的政 治意願。

俄美對世界發展的主要趨勢和主導力量、未來的世界秩序、重要國際組織的命運、國際法改革等問題缺乏共識,且這種共識未必會迅速產生。

克里姆林宮和白宮對世界政治中什麼是"合法"、"公正"、"道德"和"負責任"的行為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肯定地說,俄美政治精英之間存在"價值觀斷層"。但這不一定意味著俄美社會之間存在同樣深的基本價值觀斷層。

由於缺乏信任和對國際關係未來發展的共識,俄美關係二度"重啟"的劇本幾乎是不現實的--這與誰將在2017年1月入主白宮和誰將在2018年選舉後入主克里姆林宮無關。

"重啟"是在各種特殊歷史情況交織在一起時才發生的。即便如此,它也轉瞬即逝,沒有實現雙邊關係的不可逆突破,使其發生質變。第三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儘管意義重大,但也沒有走出冷戰戰略文化的舊框架。

那麼,什麼可以歸入俄美關係"可能發生"的範疇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轉向俄美在可見未來將繼續發揮重大作用、沒有雙方的積極協作就會遇到重大困難的國際關係領域。

首先,儘管對未來的世界秩序有不同認識,但俄美都不希望當前的世界秩序雪崩。兩國仍然以扮演保守派玩家的角色為主,總體上以維持全球現狀為目標。不管新世界秩序的形式如何,俄美的作用不會比現在小。

同樣顯而易見的是,俄美將繼續團結在避免核衝突的共同願望之下。不管第三國的核軍火庫多麼壯大,現在和冷戰時期一樣,只有兩個核超級大國。這種狀態將長期保持下去。

俄美在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打擊國際恐怖主義上的利益一致。不要忘了,即使在烏克蘭危機的白熱化時期,解決伊朗核問題和銷毀敘利亞化學武器的努力也在繼續。當然,缺乏信任將限制合作的規模和深度,但這種合作必將發展下去。它涉及兩國國家安全的根本利益。

從何處著手?

有觀點認為,俄美關係只有在下一屆美國政府上台後才會出現轉機,即不會早於2017年1月。考慮到組成新的總統團隊也需要一定的時間,所以任何稍微重要點兒的倡議都會被推後至夏天,甚至是第二年秋天。

這種觀望態度是否合理?首先,不應誇大民主黨、共和黨在美國外交政策方面存有分歧的作用。新一屆美國政府可能在解決問題的風格或戰術上不同於往 屆,但他們對國家根本利益的認識不會有偏差。在莫斯科與華盛頓的關係中,想要翻過現在這頁並在"白紙上"書寫新的篇章,無論如何都是不可能的。相反,現任 美國總統留下的半成品越好,下一任走得就越容易。

此外,風雲變幻的國際局勢使俄美對話的任何一次停頓都成為難以承受的奢侈。歷史經驗表明,這種停頓只會加劇世界各地的緊張局勢,導致俄羅斯與美國爆發直接軍事衝突的風險加大和兩國主戰派的力量壯大。

為了避免俄美關係繼續惡化,我們不能坐等可能不會出現的"美好"時刻,而應立即在各具體領域開展工作。

第一,必須恢復已被破壞的俄美對話渠道。包括各層面、各種參與者間的對話渠道--從軍方到議員,從官員到情報人員。對話從未被視為一方對另一方的讓步,更不是贊同對方的政策。但對話缺失必定引起不信任和恐懼,造成額外風險。

第二,減少敵對言論尤其重要,首先是在官方層面。因為這種言論會影響社會輿論,喚醒民族自覺中的痼疾和醜惡,一旦形成自我發展的慣性,就越來越難阻止。

第三,要在最大限度上使俄美關係中保留下來的積極方面免受現有危機的負面影響。比如北極合作、兩國都非常重視的若干科研項目、高校夥伴關係或市政府間的合作等。當然,要想使它們完全不受不利的政治背景影響也不現實,但需要為此努力。

第四,兩國參加多邊機制或可為俄美衝突降溫:"中東四重奏"、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和各國際金融經濟機構。伊朗核問題的解決在多邊形式下取 得進展並非偶然,調解敘利亞危機的討論、朝鮮核問題談判也在多邊框架下進行的。多邊形式有助於各方展現更大的靈活性,避免出現單邊妥協的表象。

第五,恢復並發展俄美公民社會的對話,這雖非易事,卻迫在眉睫。

第六,鞏固和發展俄羅斯的美國研究和美國的俄羅斯研究變得越來越迫切。兩國的專業組織長期面臨著資金嚴重不足的困難,如今,走樣的政治背景令其 雪上加霜。專家與宣傳者、學院科學與近科學政論之間的界限模糊不清。獨立專家評估的質量降低和對這種評估的低需求客觀上減少了俄美對話轉入建設性軌道的機會。

解決俄美關係的現有危機無法一蹴而就。我們當前必須扭轉這場危機的發展趨勢,把它從消極轉向積極。這將為制定更加宏偉的目標提供必要前提。

文章來源: https://www.twgreatdaily.com/cat35/node968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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