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Larry Diamond

除了保衛本土不受恐怖襲擊以外，美國領導人對於至關重要的問題——美國為何而戰——始終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此文為美國著名政治社會學者、史丹福大學政治及社會學教授拉里·戴蒙德為2015年12月《大西洋月刊》所撰寫的評論文章。）

美國已經與「伊斯蘭國」（ISIS）交戰了一年多，與伊斯蘭極端勢力交手也近15年。但是除了保衛本土不受恐怖襲擊以外，美國領導人對於至關重要的問題——美國為何而戰——始終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當下的選舉政治不僅在美國，也在許多歐洲民主國家激起了民粹主義浪潮。在這種情況下，要回答美國為何而戰就顯得尤為急迫。

美國不能通過在核心原則問題上讓步來消除所面臨的嚴重威脅。如果一個社會拋棄了自己最能引人向上、讓人團結的信念，這個社會就會陷入犬儒主義和怠惰之中。許多國家和文明就是這樣衰敗直至最終消亡的。

自建國伊始，把美國人團結在一起的原則就是自由。兩個半世紀以來，美國人一直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證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這其中包括建立「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自然權利；思想，言論，出版，信仰，集會和組織的自由；同時由獨立的司法機關來保障這些權利。

當這些原則最初納入1776年的憲法和1789年的權利法案時，它們代表了獨特的美國信條。但是這些信條受到了歐洲啟蒙思想家的影響，而美國的建國者們把這些信條作為普世價值來推廣。

自美國建國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了平等、自由和民治民享政府的理念。特別是自1970年代中期以來，此前主要存在於西方國家的民主理念開始擴散到全球。目前全世界有約120個民主國家。

在這段時期，採取自由民主制度（在法治下保護政治和公民自由）的國家數量也從1994年的57個上升到2005年的79個，大約占全球國家總數的40%。這個數字至今維持不變。

在過去十年，因為各種原因，民主進程陷入停滯，自由也出現萎縮。美國對伊拉克的干預部分是出於「推廣民主」，然而由於美國在伊拉克的失敗，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公眾減弱了對推廣民主的支持，即使是以和平手段進行推廣。

脆弱的伊拉克政府、中國的崛起、普京咄咄逼人的氣勢，以及美國領導層的謹小慎微，這些因素也削減了美國在世界的地位和影響力。在較為貧窮的國家，因為國力微弱、腐敗橫行、教育水平不高等種種不利因素，民主理念處於苦苦掙扎狀態。

想要打敗一種影響力正在擴張的意識形態，必須要提供另一種意識形態或者更高的使命感。在面臨極端伊斯蘭主義的持久暴力威脅和自由在全球範圍衰退的情況下，世界需要重申對自由主義價值觀的認同感。但和其背道而馳，西方民主社會卻退守到道德相對主義和非自由主義的衝動中去了。

在歷史上，當選民們覺得憤怒、被疏遠、缺乏安全感時，奉行獨裁主義的民粹分子就能夠在選舉中支持率暴漲。把人們往政治極端上推的不僅是人身上的不安全感（恐怖主義、暴力和戰爭）。快速的社會變化和經濟上的不穩定也會讓公眾感到受威脅，產生漂泊無著的心情，從而容易受到沙文主義和反移民口號的蠱惑。

這就是為什麼其實在敘利亞難民危機發生以前，右翼民粹主義就在歐洲各國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經濟發展停滯、大規模移民、不平等加劇，以及普通民眾和歐盟機構之間日漸增長的距離感，已經為右翼思想提供了土壤。

最近，反對移民的右翼政黨「國民陣線」在法國第一輪地區選舉中取得領先，贏得了30%的選票。儘管在第二輪選舉中全敗，但是「國民陣線」的領袖瑪麗娜·勒龐已經是2017年法國總統的有力競爭者。10月在瑞士，反移民的瑞士人民黨成為聯邦議會中最大的黨派，也贏得了30%左右的選票。在奧地利和希臘，頑固的極右翼政黨甚至和新納粹主義有淵源。

李普塞特和厄爾·拉布在他們四十年前寫下的經典著作《非理性的政治》中指出，在歷史上，每當美國民眾感到自己的社會地位受到威脅時，他們就會倒向極右翼運動。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反對墨西哥移民的長篇大論——現在對穆斯林移民的反對——在歷史上也能找到經典對照。

1850年，狂熱的民粹主義者發動了「什麼都不知道」運動（Know Nothing movement），反對天主教移民。歷史上這種遏制移民的運動還有好幾次，不過當時它們都沒有造成長期影響。

在80年後，情況發生了輪迴：一名頗有影響力的反猶天主教牧師查爾斯·科林神父，用無線電廣播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做宣傳，指責猶太人，說他們煽動了英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共產主義的傳播同時還操控國際銀行。

歷史上有很多政治煽動者巧妙地利用人們的恐懼，推動本土主義、反精英式的政治運動，用來反對多元文化和全球一體化。以上只是其中的兩個例子。1990年帕特·布坎南的總統選舉有很多類似的元素，他只贏得了1996年在新罕布夏州的共和黨初選（其它勝利幾乎沒有）。然而，特朗普卻有可能成為最會利用恐懼做文章的總統候選人。

右翼民粹運動會本能地進行汙衊、製造分裂，聲稱能為複雜的政策問題提供簡單的答案。右翼人士也喜歡問責「他人」——脆弱的少數族群、腐敗的精英分子、邪惡的外國勢力，或者稱這些群體在策劃陰謀。這些方法都是用來製造人們的緊張情緒。

普京、勒龐和特朗普都採用了這些手段。儘管他們對民主制度可能造成的影響各不相同（或者說他們目前為止能對民主制度造成破壞的機會大小不同），但是他們在講話中使用的語氣和內容卻驚人地相似。歐洲和美國的極右翼民粹分子都很尊敬普京，甚至公開表示對他的讚許，這是最令人震驚的。

但是，本土主義通常會對國家造成很壞的後果。如今因為國際貿易的增長和國際競爭的加劇，開放、創新和合作被視為主要方向。這種背景下再推行本土主義更是惡果無窮。

排外的民族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會阻礙資本、人才和理念的流通，從而切斷了繁榮的基礎。里根時代的國務卿喬治·舒爾茨曾一再強調，當今的共同政治難題是如何管理多樣性。在這一點上，自由民主政體（特別是美國）比其它的政府形式享有最寶貴的優勢。

自由和多元化不僅能帶來長期的經濟好處，還能產生深層次的融合、靈活度和韌性。正是這些品質讓美國在面對獨裁主義和集權主義的挑戰時總能占上風。世界上很多國家所嚮往的不僅僅是美國和其他自由民主國家的選舉政治，最重要的是對個人的平等價值和自由的維護。

如果美國在保障安全的過程損害了自由，那麼美國公民最後會既不會得到自由也不會覺得安全。伊斯蘭激進分子正是想推動美國走上這條自我毀滅的道路。在打擊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戰爭中，最能增強美國力量的做法就是強調所有美國人，無論種族、宗教或階級，都平等地參與到這場戰爭中來。

（翻譯：李孟林 編輯：安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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