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是地球上各種生物的發源地，人類文明的發展與海洋密切相關。由於種種原因，中國在歷史上主要是作為一個陸權大國而非海權大國而存在。然而，從近代世界大國興衰的角度來看海權，中國毫不例外的也處在海權決定歷史的命運鏈條中。近代中國一步步淪為外國的殖民地並最後導致國家四分五裂，國家衰亡的緣由很大程度上就在於海上鬥爭的失敗。兩次鴉片戰爭、1895年的甲午戰爭，都是發生在海上並首先在海上敗北。由於無力禦敵於海洋，作為大陸國家的中國也就失去了安全屏障，從而也就幾次失去了國家進行現代化改革、實現國家轉型的時機。在進入後冷戰時代，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20年來，一股強大的海洋經濟和海洋導向已經嫁接在封閉的大陸型中國政治之上，雖然中國整體上仍然是大陸國家，但是發展強大的海權已經成為順理成章的國家戰略選擇。

首先是經濟導向，冷戰後的中國海權觀念中，經濟越來越成為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全力以赴地進行經濟建設，經濟現代化成為四化建設的首要目標，隨著中國經濟開始步入告訴發展的快車道，海洋在國民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經濟海權開始成為冷戰後中國海權觀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經濟海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開發海洋自身為手段的海洋經濟，二是通過海洋進行資本與商品流通的海上貿易。冷戰結束後，海洋在中國經濟中的重要性呈上升趨勢，海洋經濟不僅成為中國國民經濟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給海權這個概念賦予了現代經濟的成分。

當海上貿易成為社會經濟重要組成部分時，也就成為了海軍發展的原動力，這也是海權主義的基礎。自古以來，海上貿易從未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海軍的發展動力也長期缺乏，也就沒有產生全社會的海權思維，而如今，拓展海權的目的是和服務於經濟建設相關聯，經濟發展後又反過來撫育海權，經濟不但成為海權發展的動力，更是成為了海權發展的目的和基礎，因此後冷戰時代的中國海權具有經濟特性。

其次是國家戰略的導向，當今的中國已經是一個毋庸置疑的大國，所謂大國是指人口數量龐大，疆域廣闊，對所在地區擁有重要影響力的地區強國和對全球事務具有重大影響力的世界級強國乃至超級大國。這些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擁有的權力較大，可以利用的資源也更多，獲得的戰略收益也更為明顯，從權利和義務平衡的角度看，中國理應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承擔國際責任的重要途徑就是海權。國際社會需要海上權益的提供者，英國在19世紀提供了海權保護，美國也在20實際提供了海權保護，而進入後冷戰時代，作為擁有超強實力的美國卻越來越多的實行單邊主義，對於提供全球的海洋權益保護積極性下降，國際社會呼籲新的秩序維護者，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將承擔提供海權保護的義務，隨著中國海洋力量的增強，中國肯定將在促進國際安全與世界和平，打擊恐怖主義和海盜，打擊恐怖主義國家的任務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這是中國作為大國應盡的義務和責任。

再次，海權對於中國國土安全有戰略意義，海洋對於導彈攔截具有很高的戰略價值，一旦美國的海上導彈攔截系統形成可靠的戰鬥力，勢必會削弱中國本來就數量有限的戰略威懾作用，對中國的國土安全產生了不利影響。有鑑於此，中國海軍必須有能力對美國海上導彈攔截系統進行反制，至少能有能力破壞其發射條件，即中國海軍應該有能力在戰時將美國靠近中國海岸的導彈攔截系統摧毀，或者將其驅離發射陣位，此外，中國海權也將具有戰略進攻作戰的能力，海基核力量在中國核力量的地位將會提高，並越來越大的具備戰略價值，從這個角度而言，海權是中國戰略核反擊力量的基礎和來源。因此後冷戰時代的中國海權又是一種戰略海權。

在上述海權觀念的影響下，中國開始研製航空母艦，並且對其進行測試，對於中國的航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予以密切關注，美國在中國軍力報告中曾經提到：人民解放軍海軍正在考慮在2020年之前建造更多的航母和相關艦艇，中國對在下一個十年內建造多用途航母非常感興趣。中國已經決定開展一個項目，訓練50名飛行員在航母上駕駛艦載機，最初的項目在陸基進行訓練，此後，中國開始在遼寧艦上實際操作航母，並且連續進行了4年的海上測試，目前，中國第一艘航母已經初步具備了初始化戰鬥能力，而新的航空母艦也在建造之中。

因此，航空母艦的出現，不僅僅是海權觀念發展的結果，更是經濟因素和戰略價值的體現，現代遠洋海軍離開遠程防空力量的保護是無法有效執行任務的，航空母艦則是能提供這一支持的唯一艦種，可以說，中國發展航母有其必然性和正當性，有其合適的戰略思想和海外利益，航母的出現是必然的，並不需要對中國的航母進行過多解讀，將其稱為爭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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