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驄與楊偉，宋文驄那樣的人，才培養得出楊偉

殲20總設計師楊偉，現已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院士。

對於中國來說，楊偉當選科學院院士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中國的下一代戰鬥機研發，特別是總體思路的確立，需要遠比三代機自研時更大、特別是更為有效的力量投入。

而更進一步來說，這是未來三十到四十年以內，中國未來空中力量如何建設最關鍵、最前沿、最尖銳、也最面臨的棘手一環任務——沒有戰鬥機保證制空權，所有其它飛機都無法生存，它們執行任務所需的空中活動都無從展開。

在中國的自研戰鬥機歷史上，第二代戰鬥機的精力被完全傾注在了殲八上。那是從60年代開始，長達三十多年的失敗歷史。

殲八失敗的最大原因，首先敗在總體。

機頭進氣是極大的錯誤

宋文驄，是國內航空最早、最注重戰鬥機總體設計的人。他早在60年代初還在瀋陽飛機設計所時，就力排眾議，打破蘇聯傳授的體制，自行創建「戰術技術與氣動布局」專業，自己當該組組長。

這套分析未來空戰需求，從武器系統總體的角度，去分析和選擇戰鬥機基本設計方案的機制；後來成為殲10和殲20在方案競爭中勝出、並獲得巨大成功的根本。

而在殲八研製時，在明知不可能搞出大推力新型發動機的情況下，為了遷就發動機單位的吃飯問題，一所竟長期捂住宋文驄提出的雙發方案，只向上級提交單發方案。

在上級指名上馬雙發方案以後，又在機頭進氣還是兩側進氣的問題上本末倒置；最終不得不在二十多年以後，又改回宋在60年代提出的最初兩側進氣方案。

總體思路上的混亂短視，使得殲八在後來設計過程中，重心、尺寸、重量上不斷失控，陷入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惡性循環；導致氣動效率低下、尺寸嚴重超長、為了控制減重又結構缺陷重重。

這段特別的背景，奠定了今日中國航空系統的格局：在殲八設計路線的鬥爭中，擁有前瞻眼光、強調遵從技術規律的宋文驄等技術骨幹，被分流到了沒有前途的殲九項目（原單發殲八方案）小組；並在三線建設中，整個團隊被發配到成都，最後演變成了今天的成都飛機設計所。

殲7III是132和611矛盾最尖銳的項目

三線的日子一度非常艱難，特別是在殲九項目下馬以後，設計所為了生存，不得不與成都飛機製造廠圍繞著殲7III這麼一個小項目資源進行設計權爭奪。最終成都所保持了自身機構的獨立，還借著項目吸納了一批廠設計所的人員。

即使是在窮的吃不上飯、窮的幾乎要被製造廠的廠設計所吞併的時候，成都所也沒有放棄對未來空戰的系統化探索。1976年，成都所組織聯繫起了包括西工大、有實際飛彈使用經驗的空軍單位等，對超視距空戰的理論進行了系統的探索和歸納總結。

殲10完成，611才算解決生存問題

對前瞻性總體設計的高度重視和持續投入，是成都所贏得殲10、FC-1、殲20諸多項目的根本所在。

但是必須要看到的一點是，從二代到三代，乃至於現在的五代（當時的四代），成都所的總體探索工作，都大量建立在跟蹤西方前沿研究水平的基礎上。

殲八研製時，基本上沒有預研這個概念。而在三代機、四代機發展時，國內的預研課題全部是由瀋陽所掌握。這意味著成都所能動用的資源是非常有限的，資金，設備，其它科研和生產單位的協同配合都非常少。

殲20定位大致等於F22的平台加F35的航電火控

在包括殲20在內的過往型號上，還有F16、陣風、F22、F35等型號可以作為學習和參考的對象。依靠追趕者的後發優勢，持續不斷的努力；這是成都所得以用很小的成本，在嚴重欠缺行政資源的背景下，依然能夠高速進步、並在國內遙遙領先的客觀基礎。

但是在六代機上，現在沒有任何一個成功型號可以拿來參考；即使是在美國，六代具體怎麼做也仍然沒有定論。中國和美國一樣，已經走到戰鬥機總體設計的最前沿階段，往前怎麼走，只能全靠自己探索。

在這種情況下，國內要搞好六代機，在總體探索上需要的投入，已經遠遠不是成都所之前的能力所能滿足的。它需要的資金、人力、設備之多，涉及的科目之廣，需要的國內各行業單位的協同配合工作量之大都是空前的。

圖：殲13方案連完整雷達功能都沒有，只有簡化的雷達測距器

這種時代背景下，中國新戰機總體探索已經容不得第三次失敗——三代機預研成果是沒有中距空戰和夜間作戰能力的白晝戰鬥機，五代機（原四代）預研成果是隱身和持續高速飛行能力一塌糊塗的三翼面布局戰鬥機。

這兩次失敗，都是靠成都所的獨立預研工作給容錯了下來，在第六代上，中國沒有再一次失敗的奢侈資本了——俄羅斯在蘇57項目上的總體規劃，以及蘇57項目現在不死不活的尷尬艱難境地，都是對中國六代機發展的極大警示。

評不評院士，楊偉都是那個人；評上院士，他不會憑空多出一腦子知識。但沒有院士、特別是中科院院士的身份，他能調動的資源、能推動的工作、能起到的影響有著天淵之別。這次楊偉當上院士，對於中國六代機的順利發展，是一個極大的利好消息。（作者署名：候知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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