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清代最嗜血的軍隊「八旗軍」，卻毫無硝煙的埋葬在鴉片時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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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柯導語:「民國」前後旗人生活狀態的劇變，大批旗人淪為城市貧民，卻也加速了文化的雜糅混合。「悠閒懶散、詼諧詼諧的習性，對花鳥魚蟲、戲曲字畫的癖好，喝茶和遛彎兒的習氣，重面子，多禮節的『窮考究』等等，都融入了老北京人的人格和生活。」

氣勢洶洶的八旗，本是努爾哈赤一手創建的集軍事、政治、消費三位於一體的組織。初期只要黃、白、紅、藍四旗，標幟以顏色相區別；後又增編了四旗，在原有四旗(稱作「整旗」或「正旗」)的標幟上鑲嵌了邊角，即為「鑲旗」。正黃、鑲黃、正白、鑲白、正紅、鑲紅、正藍、鑲藍，合稱八旗。既是一個小社會，又是一個大兵團。彼此照應、萬眾一心，以弓強馬壯、紀律嚴明著稱。

努爾哈赤與皇太極兩位創業者，正是依託這支千錘百鍊的子弟兵，突起於白山黑水之間，與一牆之隔的明王朝平起平坐，對峙並且交鋒。坐守長城的明軍，遙望關外獵獵飄揚的八面戰旗，既恨又怕。在他們眼中，這異族的旗幡是嗜血的，氣吞萬里如虎。

掰伎倆式的交兵狀態，持續了數十年。守擂的明王朝，被頻頻應戰的八旗兵擠壓得喘不過氣來,正在這時，揭竿而起的陝西農民李自成對其施予了致命一擊。明王朝因內部矛盾倒台了，八旗兵乘虛而入，潮水一樣湧進山海關,第一件事就是趕走李闖王，占領北京城。

1644年6月6日，清攝政王多爾袞在明降將吳三桂引導下，由朝陽門入居紫禁城,肯定舉行了春風自得的入城典禮，據史料載：「故明文武官員出迎五里外」。這塊風水寶地是八旗兵垂涎已久的，想不到竟然唾手可得。僅僅數月後，清廷便由盛京(瀋陽)遷都北京，完成了江山大一統的幻想。

北京，就這樣成為八旗子弟的天下。

多爾袞在策馬逾越北京的門檻時，終究想了些什麼?他能否想到：闖王進京，也舉行過相似的入城式?李自成只在紫禁城裡做了42天皇帝，江山得而復失。僅僅這42天，就使他手下的起義軍留戀上樸素、墮落的生活，從骨子裡變得酥軟了，而使戰役力大打折扣。成功之師，閱歷了一場於無聲處的蛻變：「腰纏既富，已無赴敵之氣概。」北京城啊真是天字第一號的銷金窟,不只凝結得了金銀，更能消磨英雄的骨氣。

多爾袞肯定不曾意料：高奏凱歌的八旗兵，終將重蹈李自成之覆轍。只是這過程要漫長得多、痛苦得多：不是42天，而是268年。那種侵襲過李自成大順軍的「軟骨症」，八旗子弟也照樣傳染了,演化為慢性病。可結果是分歧的,被無情地驅趕出歷史舞台。一切得到的東西，都將在一夜之間蕩然無存，只留下指縫間的餘溫與遺憾。追悔莫及!八旗子弟的這場黃粱美夢，雖說做的時間夠長的，但畢竟還是要幻滅的。

八旗子弟，由什麼時分變成一個貶義詞了?開疆拓土的威武之師，搖身變作寄生蟲式的游手之徒。

八旗子弟，不知不覺被歲月解除了武裝,放棄了戰馬、強弓、利甲，放棄了風餐、露營、野獵，放棄了雄心、壯志、豪情……

旗之萎靡，是由於旗杆倒了。

人之敗落，是由於骨質疏鬆。

看來，做霓虹燈下的哨兵，的確是很難的。

清帝翻越山海關、坐鎮紫禁城之後，對人口眾多的漢民族肯定有一絲絲恐懼感，生怕吞沒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實行滿漢分治，將內城的原有居民全部遷移到外城，填充以攜眷駐防的八旗。正黃旗駐德勝門內，鑲黃旗駐安定門內，正白旗駐東直門內，鑲白旗駐朝陽門內，正紅旗駐西直門內，鑲紅旗駐阜成門內，正藍旗駐崇文門內，鑲藍旗駐宣武門內。另外在西郊還設有三大營：圓明園裁軍營，藍靛廠火器營，香山健銳營。

內城像一塊華誕蛋糕，被八旗給瓜分了，共同拱衛著紫禁城。這樣，清帝總算能夠睡得安穩些了。

內城本質上已演化為一座旌旗飄揚、刀槍林立的大兵營，實行軍事化管理。八旗子弟，可謂是天子腳下的「青年近衛軍」了，屬於最心腹的嫡系部隊。

內城與西郊三大營，駐紮著10幾萬八旗將士,還不包括其家眷、仆傭呀什麼的。與天子物理間隔上的接近，就足以使「京旗」成為「八旗中的八旗」,一個特殊的社會階級，具有先天性的自卑感。更何況天子的人身平安，主要由他們提供保證——怎樣也相當於「御前侍衛」一類吧。

整個北京地域，京旗各營兵額約占全國八旗軍總額的一半，可見其任務屬於「重中之重」。如此重兵駐紮，說到底是為了捍衛一個人的。但此舉製造了多麼龐大的一個貴族群落呀：一切「在旗之人」都是吃皇糧的，定期領餉；全體成員均由國度供養。除了養在編的官兵，還要養他們的家眷,包括那些因兵額有限而成為「閒散」人員的八旗男丁。可見八旗子弟，無論兵民，不農、不工、不商、不牧，照樣能坐收漁利,而且是「鐵飯碗」。

有人說：在那時期，當兵不是義務，而是權利。八旗的規矩是「五口為戶，戶出一丁為兵」。按10幾萬的兵額來推算，京旗的總人口應在60萬以上。這麼多張嘴，節衣縮食，常年累月地吃下去(況且還常辦滿漢全席呀什麼的)，再富有的國度也會被吃窮的。「於是『京旗』和『寄生』也就成為了同義語。京旗集團到清末時曾經開展成了世界上人口最龐大的寄生群體。」(方彪語) 北京城裡的一大窩蛔蟲。

國度不只管吃，還要管住，管穿；管分房子，分土地，以至分奴隸。順治二年(1645年)下過一道聖旨，大意是「恩准」「無衣無食，溫飽切身的漢人投充旗下為奴」。

不愁吃、不愁住、不愁穿之後，八旗子弟的全部心機都用來玩了。這真正是一群古老的「玩主」。反正家務瑣事皆有僕傭侍候，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八旗子弟的留意力便由「形而下」轉為「形而上」了。雖對生存的技藝一竅不通，卻很稔熟於生活的藝術：琴棋書畫、吹拉彈唱、提籠遛鳥、賭馬斗狗……不說別的，就說乾隆五十五年四大徽班晉京之後，如無八旗子弟捧場，很難發揚光大為國粹的。他們是最鐵桿的票友，在自家的庭院裡聚眾演唱而有「票房」之說——辦這種純民間的演唱會需向外務府報批，取得一張寫有「發給× ×票房」的執照(俗稱「龍票」)。當然，也有玩得走火入魔的：「因走票而破家者比比。」看來八旗子弟很捨得為本人的癖好揮金如土，以至不惜傾家蕩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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