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說，一個字便可總結古蜀文明：「神」——神權、神聖、神奇……這說法比較神妙。

金沙遺址出土的精緻的金面具，有神秘的宗教色彩。

世界古代文明的早期國家無不借神權統治下民，古蜀王國也大體相同。魚鳧王朝是神權統治的典型，三星堆出土的最精美、最華貴的器物都出自用以祭祀神靈的祭祀坑。再看古蜀文化遺址的出土器物：那眾多面目奇特的頭像、面具是祖先崇拜的象徵也是巫師的形象；那精美的太陽神鳥金箔體現了太陽崇拜；那高大的青銅神樹是《山海經》中所說的通天神樹「建木」的化身，是眾神上天下地的「天梯」。

列位古蜀王更是被置於神壇成了神仙。杜宇抱恨而死後化作杜鵑，不斷揪心鳴啼直至啼血方休；開明王則是在楚國的家鄉死後，屍體逆長江而上，漂到蜀地復活。這二位雖不曾有「數百歲不死」的待遇，卻更長久地活在傳說里。

而古蜀文化與中原文化相比，更有著令人驚詫的神奇。

當年參加考古發掘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陳顯丹回憶：「當我們把第一個青銅人頭像清理出來時，站在坑邊的許多人都想看個明白。陳德安（另一位考古人員，現為四川省文物考古所三星堆工作站站長）將青銅頭像拿起來，高高舉過頭頂，以滿足人們的好奇心。」這好奇心從上世紀80年代一直持續到了現在。

從三星堆到金沙，出土的頭像、面具不論是青銅的還是黃金的，大都有一副奇特的面相：方頤大口，誇張的杏葉狀巨目，眼球微凸，耳朵穿孔。這些闊耳巨目、闊口聳鼻的面孔，遠不似中原造像人面的線條溫潤、表情柔和，它們以稜角誇張的面目、冷峻肅穆的神態橫空出世，驚了四方。

這些全不似中國各地族民的面孔從何而來？有人甚至曾遙想它們來自外星球。也許沒那麼遠。最新的文化比較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果：在藝術風格上，這些古蜀人物雕像「與西亞雕像藝術十分接近」。

另一件與中國本土文明相迥異的，是一根金杖，它最初是以「金腰帶」的名目出土的，畢竟腰帶在中原是比較被士人看重的服飾文化。但很快，考古人員發現，這根長142厘米的「金腰帶」，內部殘留有碳化的木質，似為一條木棍，「我們分析，這應當是一根權杖」，陳顯丹說。

穿越回4500年前的成都

寶墩遺址發掘現場。這片田野下，是一個4000餘年前的古城。攝影/劉乾坤

公元前2500年左右，大概就在五帝時代到夏代之間，有幾支古老族群從岷江上游高山峽谷地帶來到成都平原，慢慢形成了一片以寶墩文化為代表的古城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學專家趙殿增老先生推測，這個時候大概就是古蜀傳說中的「蠶叢」、「柏灌」統治時期。我們熟知同一時期軒轅、顓頊和堯、舜的名字，對蠶叢、柏灌大概比較陌生。他們的名字被載於西漢揚雄的《蜀王本紀》和東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所謂「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魚鳧。」這就是古蜀史上的前三代蜀王，他們「各數百歲，皆神化不死」。蠶叢是「蠶神」，教百姓種桑養蠶。「蜀」字的甲骨文，《說文解字》對它的解釋是「葵中蠶也」。看來古蜀國的定名是有來頭的。

李白有詩《蜀道難》云：「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大概唐代知識分子對古蜀歷史也不甚明了，蠶叢們到唐時也仍舊是帶著模糊的浪漫色彩的神仙。

我們現代的學者經過考證，認為所謂數百歲不死的仨蜀王，並非長期以來被普遍認為的「三個人」，而是「三代人」——蠶叢、柏灌和魚鳧是族系的名稱，比如蠶叢族的首領就都叫「蠶叢氏」，數百歲是族群生存的時長而非個人。順便再打破一個浪漫的神話，古史傳說中的黃帝、顓頊等都論百歲地活得長久，也是同一族群的酋長都取用族名的緣故。簡單說，他們都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古蜀的蠶叢和魚鳧二族是從川西高原的岷江上游地區南遷進入成都平原的，柏灌大約是成都平原西北部地區今都江堰市（原四川灌縣）「灌口」、「觀坂」一帶的土著。三代蜀王雖然初入成都平原的時間不同，但他們在成都平原先後相遇，終因資源和生存空間的爭奪而發生了大規模的酋邦征服戰爭，性質相當於炎帝、黃帝與蚩尤打仗吧。可惜有關古蜀史前文化的記載太少，無法了解詳情。只可知，最先勝出的是蠶叢。

1995、1996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考古學系及日本早稻田大學聯合對成都市新津縣的寶墩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這個龐大的古蜀城垣為我們證實了4500年前蠶叢一族的大致面貌。他們已經有了可供定居生存的農業，會磨製精緻的石斧、石鑿，能製作帶穿孔的石刀和石矛，可以想像，他們有足夠能力兼營採集和漁獵。他們也制陶，有陶制的紡輪和網墜，用有著水波劃紋做花邊的陶罐、陶尊和盆、壺。他們還造面積約500平方米的「大房子」，用來祭祀——可見物質生活基本滿足，精神生活很有追求。但是，要知道，在那個時候，建周長3200米的城垣構成60萬平方米的內城，可是相當不易的！要麼因為各部落之間競爭而戰爭頻仍，要麼因為當時洪水時常泛濫，生存所迫，才留下了那麼宏偉的工程。

學者們認為，在寶墩文化時期，成都平原上酋邦林立，正是部落聯盟軍事民主制階段，寶墩遺址便是這一時期古城址的典型。而發祥於成都平原的寶墩文化也是蜀文化的源頭，是四川即將跨進文明門檻的歷史見證。

古蜀國的國王們

金沙遺址出土的陶器。

寶墩文化發展大概經歷了800年左右，距今大約4000到3700年，也就在中原夏王朝興起的時候，魚鳧王興起，在寶墩東北方向的今天四川廣漢三星堆建立起魚鳧王朝。

史書上說：「周衰，先稱王者蠶叢國破，子孫居姚、嶲等處。」可說是蠶叢氏酋邦在戰爭中失敗後，其中一部分逃到今天雲南姚安和四川涼山州西昌市等地的歷史痕跡。在三星堆遺址中出土了一件跪坐人物青銅像：他梳著扁高髻，下身穿一件「犢鼻褲」，一端繫於腰前，另一端反繫於背後腰帶下，當是蠶叢氏後裔的形象。種種跡象表明，蠶叢氏遺民中的絕大部分，已成為魚鳧王所建蜀王國中的治民。

四川省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段渝撰文指出，征服戰爭擴大了征服酋邦的王權，在這個王權統治範圍內，既有戰勝者魚鳧王的族群，又有戰敗者蠶叢氏和柏灌氏的前朝遺民；為維護王權，統治機器相應建成。如果說前兩個古蜀王還是酋邦首領，那麼魚鳧王則建立起了第一個具有國家性質的古蜀王朝。

古蜀文明在魚鳧王朝逐步走向成熟。最顯著的表現就是青銅文化的興盛。1986年夏，廣漢西北鴨子河南岸的三星堆遺址考古發現震驚海內外，近千件金器、青銅器、玉石器、陶器等珍貴文物令世人瞠目。英國《獨立報》發文認為，三星堆青銅雕像的發現「比著名的中國兵馬俑更要非同凡響。」

在古代中國，高貴的青銅器象徵著王權、神權，是國家政權的象徵物，中原「九鼎」意指天下，便是佐證。魚鳧王朝沒有青銅鼎，但僅僅出土的青銅器物就有近1噸之多，這在整個中國也是罕見的。大量精美、華貴的青銅器、玉器的出現，說明魚鳧政權組織下，古蜀民們超強的生產能力、細密的勞動分工和高超的技術水平。

段渝認為，魚鳧王朝以三星堆為都城，以成都平原中部為統治中心，成都的金沙和十二橋等古遺址也在魚鳧政權統治之下，這時的古蜀國，是最高權力中心控制著分布眾多族系的廣闊地域，「同商代諸方國與商王朝的關係極為類似」。

又過了數百年，約公元前11世紀，在商周之際，古蜀王國的政治史上發生了一次王朝更迭。來自雲南朱提的杜宇，入蜀後娶了一位蜀人女子，通過政治聯姻擴大勢力，最終取代了魚鳧王的統治，建立起古蜀的杜宇王朝。望帝杜宇把都城定在了成都。

古人說：「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成都城大致也是這樣演進而來的。聚落之間最早的原始交換活動，形成了早期的「市」，成都就是在「市」的基礎上形成的商業都市。歷史學家徐中舒還把成都這種類型的「都」，稱為「自由都市」。段渝先生認為，自寶墩文化以來，「成都本就是古蜀文明的中心區所在，魚鳧王朝時雖不是都城，卻是古蜀王國重要的工商業中心。」

2001年2月，成都市區西郊的金沙村，出土了大量的金器、玉器、青銅器、陶器，並發現了諸多大型建築基址，表明杜宇王朝時期，成都已成為「一座具有相當規模並具有王都氣象的城市」。古蜀文明的光芒從三星堆移到了金沙。

金沙遺址的光芒在於「金」嗎？這裡出土了超過200件的黃金製品，不但是古蜀遺址出土金器最多的，也是整個中國商周時期出土金器最多的一處遺址。看那精美的金質人面具、金冠飾、蛙形金箔，其中最為精彩的要算一件太陽神鳥金箔。

這件僅厚2毫米的圓形金箔，中央鏤空圖案是象徵太陽的12條旋轉的齒狀光芒，外圈是四隻首尾相接的神鳥，正圍繞著太陽展翅飛翔。整體看來寓意深遠，極富想像力和藝術性，是中國古代黃金製品中僅見的珍品。2005年，國家文化部把它用作「中國文化遺產標誌」。

其實，黃金在中國古代被謂之「璗」，從玉。中國乃「東方玉國」，以玉比金，可見珍視。當然，玉更是聖潔之物，杜宇王朝的玉器已然相當精美。

在成都市金沙遺址博物館的精品館中，有一件玉琮頗值得琢磨。「玉琮」是一種外方內圓的筒形器物，古代中原地區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禮制，這種禮器在太湖流域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中最為典型。我們來看杜宇王眾多玉琮中這件頗為搶眼的大青玉琮：在光照溫和的展台內，玉質翠綠溫潤、雕工精緻的它頗有些貴氣地挺立著，它高22厘米，分為十節，每節雕刻著4對眼睛，上端一側刻畫著一個人形圖案，頭戴冠，腳叉開，兩臂平伸，臂上還有羽毛形裝飾。這小人兒喻意尚未可知，但那「4對眼睛」正是簡化了的良渚文化「神徽」圖案，整體看來，杜宇王的這件玉琮形制、圖案與良渚文化晚的玉琮幾乎完全相同。

有學者認為，這件玉琮是由長江下游良渚文化輾轉流傳而來，但杜宇的玉琮又雕刻有不同於良渚的人形圖案，可否看作是一種對引進文化的消化吸收再創作？很長時期里，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的華夏文明被當作定論，巴蜀一帶被看作是中原文明的從屬。那麼，這件玉琮是「從屬」的證據？

非也。自從三星堆遺址和成都金沙遺址的相繼被發現，世所罕見的青銅器、金器和古城址令燦爛的古蜀文明震驚世界，歷史學家李學勤因而提出，蜀文化是與商文化平行發展的。段渝也認為，成都平原的古蜀國是與中原夏商王朝平行發展的另一個重要的文明中心。

而古蜀文化遺址出土的器物中有中原文化的痕跡，只能證明數千年前存在著長距離的文化信息流轉，以及古蜀文明並不拘謹閉塞，它有著開放的胸懷。

杜宇王統治後期，蜀地發生洪災，從楚地來的鱉靈治住了水患。約在春秋時代早期，鱉靈推翻了杜宇王朝，建立起開明王朝。開明王南征北伐，擴大疆域，到王朝中期，古蜀國已成為先秦時中國西南地區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國。作為古蜀國都的成都，可北上漢中，東達楚地，南連滇黔，無論在經濟、地理還是從軍事戰略上論，都已是經濟繁榮、交通便利的都市。只是，到公元前316年秦滅蜀，古蜀國的政治史從此結束，古蜀文明的相對獨立發展進程也隨之被阻斷，逐步匯入到統一的中華文明之中，成都平原和成都的歷史進入另一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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