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說罌粟與中國的前世今生：世人皆知西方利用罌粟鴉片導致滿清滅亡；然而史書記載，罌粟早在千年前的唐代就已經傳入中國，為何唐朝古人不會染上毒癮？

阿拉伯使者帶來的禮物

罌粟原產於西亞阿拉伯半島、南亞印度等地。中國並不是罌粟的原產地，罌粟及其製品的鴉片都是從外國傳入的。

罌粟及其製品的傳入，始於唐代。《舊唐書》列傳載：「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拂霖遣使獻底也伽」。「拂霖」就是大秦，即東羅馬帝國，其中心位置約在今敘利亞。拂霖那時已成為阿拉伯帝國的一個省。

「底也伽」，古音為te ya ka，是當時西方的珍貴藥品，上等的「底也伽」產自伊拉克的巴格達。

古代西方認為，「底也伽」是療效最佳的解毒藥，它由600種物質混制而成，這種丸狀藥的作用可解除一切中毒。「底也伽」的主要成分是：鴉片、龍延香、縮砂、肉豆蔻、肉桂等，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鴉片。

唐代時，正在急速擴展中的阿拉伯帝國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十分頻繁，阿拉伯向中國派遣正式使者的就有37次。那時在長安、廣州、泉州等地經商的阿拉伯人不下萬人。阿拉伯人帶來了象牙、棉花、白糖、寶鐵等特產，也帶來了罌粟和鴉片。

曾是醫生的藥物，民間的補品

不久中國人就開始種植罌粟。由於罌粟花異常嬌艷，唐代人多將它作為觀賞植物。詩人雍陶在《西歸斜谷》中唱到：「行過險棧出褒斜，歷盡平川似到家，萬里愁客今日散，馬前初見米囊花。」這裡的「米囊」是罌粟的別稱。

罌粟在傳入中國的最初數百年里，並沒有造成大的危害。這是因為當初很少有人吸食，罌粟主要被當作觀賞花卉和藥用植物。

進入宋代後，罌粟花又稱「鼓子花」，被用作妓女的別稱。原來宋人尚淡雅而不喜濃艷，故將艷麗的罌粟花形容姿容不佳的妓女。

這一時期，中國人對罌粟的認識更加深入，其種植也日益普遍。

宋代的醫家已用它來治病消災。在楊士瀛的《直指方》、王謬的《百一選方》、王碩的《易簡方》、林洪的《山家清供》等醫書里，均以罌粟的殼蒴為治病妙劑。

著名詞人辛棄疾曾患有疾，後遇一異僧，以陳年罌粟加人參等製成敗毒散，吞下威通丸十餘粒，此後即愈。

金元醫家承宋朝傳統，已普遍用罌粟主治咳嗽及泄痢。到元初，忽必烈於1270年設廣惠司，專制阿拉伯藥劑。1292年，元人又設藥物院，所用之藥當然也包括罌粟。

罌粟不僅為醫家所重視，還得到了民間百姓的歡迎。人們普遍視罌粟子煮粥為大補之物。劉翰在《開寶本草》中記錄了這種習慣：「罌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米，其米主治丹石發動，不下飲食，和竹瀝煮作粥，食極美。」

將罌粟子稱作「御米」，我們可推斷它已進入皇宮，另一方面也可見其珍貴。

但宋代人已認識到了罌粟的副作用。《易簡方》記載：「粟殼制痢如神，但性緊澀，多令嘔逆，故人畏而不敢服。」元代名醫朱震亨對罌粟認識最深，他指出：「其止病之功雖急，殺人如劍，宜深戒之。」

可見元代人對罌粟的毒性已有深入的了解。從「殺人如劍」四字里，可推測那時社會上已有不少因罌粟中毒而死亡的事例了。

儘管宋元時期，人們對罌粟的醫學功用已相當了解，但那時尚無「鴉片」之稱，也還不懂得鴉片的製法。直到明代成化年間，才有了製作鴉片的記載。

名醫李挺的《醫學入門》，書中寫到：「鴉片一名阿芙蓉，即罌粟花未開時，用針刺十數孔，其津自出，次日以竹刀刮在瓷器內，待積取多了，以紙封固，曬二七日，即成鴉片矣，薴急可多用。」可以判斷，那時醫家已懂得採取罌粟液制鴉片，配作藥劑了。

阿芙蓉一詞是從阿拉伯語Afyun音譯而來的，而鴉片一詞的直接來源，則是英語Opium，其同義詞還有雅片、阿片、阿扁等別稱。最常用的是鴉片一詞。另外，罌粟還有藕賓和蒼玉粟的別稱。

明代人對鴉片醫學作用的認識，已達到相當的高度。根據李時珍的調查和實踐，鴉片可以用來治療各種泄痢、風癱、正頭風、痰喘、久咳、小兒慢脾風等20餘種病痛。

從《本草綱目》來看，中國人對罌粟的認識，仍局限於藥用的範圍內，鴉片尚沒有流變為癮君子之物。

鴉片之毒

元初，蒙古人遠征印度。那時印度已盛產鴉片，因此蒙古人得勝而返時，也帶回了大量的戰利品——鴉片。一時，「士農工賈無不嗜者」。這可能是中國社會流行服食鴉片最早的成文記錄。

明代時，儘管中國人已懂得從罌粟割乳漿取鴉片，但主要來源仍采自國外。當時的東南亞一帶，因西方殖民者的倡導，多種植罌粟。據史書記載，暹羅國曾進貢給中國皇帝200斤烏香，給皇后100斤，烏香即鴉片。直到民國時，有些地方仍稱鴉片為烏香。

由於進口的「烏香」急劇增加，明神宗萬曆十七年（1589年），鴉片首次被列入關稅貨物的範圍。隨著鴉片輸入的增多，民間漸出現了吃鴉片者。成化年間，已有街市上販賣鴉片的記載了。到了正德年間，在廣東、福建沿海，當地富紳地主食用鴉片已屢見不鮮。

故隨著食者人數的增多，鴉片的價格也直線上漲。有時竟至於一兩黃金換取一兩鴉片。明代後期，不僅民間食用鴉片日眾，而且在京城與宮廷也日益盛行。

鴉片令朝廷貴族為之傾倒，甚至連皇帝也不能免。徐伯齡的《蟑精雋》曾記載，明憲宗曾令臣下出而收買鴉片。而萬曆皇帝明神宗就是一個 「鴉片皇帝」。他在朝48年，竟長年不理朝政。究其原因，乃是「中烏香之毒。」

由於長期吸毒，體質變壞，明神宗經常頒諭旨說：「朕自夏感受濕毒，足心疼痛，且不時眩暈，步履艱難。」他的性格也變得殘酷暴虐。

煙毒與日俱增

清中期以後，各地民眾已知罌粟果制鴉片之法，因此，為生產鴉片而種植的罌粟，便在各地普及開來。

道光年間，罌粟的種植從西南地區北上而傳入甘肅、陝西、山西等地，僅僅一二十年間，這一廣泛區域的農民「廢田而種罌粟，歲益浸廣」。

土煙泛濫的原因，除了民眾趨利之外，還有地方官吏的慫恿。在洋菸開始充斥之時，清政府內有人提出以土煙排斥洋菸的主張。

道光十四年（1834年），兩廣總督盧坤指出種煙的理由：「應弛內地栽種罌粟之禁，使吸菸者買食土膏，夷人不能專利，信銀仍在內地轉運不致出洋者」，以土煙之利奪洋菸之利。

由於持以土煙抵制洋菸的官員並不在少數，因此，儘管清政府有禁止內地種植罌粟的政策，但對於清廷的三令五申的拔苗禁菸令，不少地方官吏卻持面從態度，他們在許多文告中，將鴉片改稱罌粟花，將煙膏改稱芙蓉膏，以表示有別於外國的鴉片。

結果，在1831年時，罌粟種植擴展到廣東、湖南、山西、陝西、浙江、福建等省，土煙與洋菸並行，加之土煙價廉，因此各地煙毒與日俱增。鴉片的泛濫，最終使中國蒙受恥辱。

鴉片如何由藥品變毒品

所謂義憤不能代替科學，僅僅譴責鴉片流毒，很難清楚說明鴉片怎會成為加劇滿清腐敗過程的毒品。本文就鴉片在中國傳播史做了必要的介紹，主要講述了鴉片如何由藥品變毒品的過程……

雖說中國近代史教科書，第一章總是清朝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卻總缺乏鴉片在中國傳播史的必要介紹。所謂義憤不能代替科學，僅僅譴責鴉片流毒，很難清楚說明鴉片怎會成為加劇滿清腐敗過程的毒品。

著成於明萬曆六年(1578)的《本草綱目》穀類藥物部分：「李時珍曰：阿芙蓉，前代罕聞，近方有用者，雲是罌粟花之津液也。」其實，作為鎮痛 藥，早在唐文宗開成(836—840)年間，鴉片(又譯阿片)，便在藥舖有售。但曾任宮廷太醫的李時珍，顯然不知罌粟花原產西亞，由它的嫩果汁液凝結的阿 芙蓉，大約通過拜占庭與唐朝的貿易，傳入中國。不過，他說「近方有用者」，至少有一個病例，即他去世(1593)時已胖得難以動彈的萬曆皇帝，可能患痛風 而服鴉片丸成癮。

可是，將鴉片混合菸草裝入菸袋吸食，即俗稱抽鴉片煙，應在美洲印第安人用菸斗吸菸草的習俗被西班牙人傳到遠東之後。據魏菲德說，這樣的吸毒方式，是1620年(明泰昌元年)台灣人發明的。

美洲菸草於明中葉傳入中國，很快吸食成風，以致嘉靖、萬曆間王世貞嘆道：「三尺童子無不吸菸矣!」然而很奇怪，儘管台灣人多閩粵移民，儘管清康 熙二十二年(1683)已征服台灣鄭氏政權並解除海禁，吸鴉片煙的風氣卻似乎在大陸傳播很慢。直到八年後的清雍正七年(1729)，滿清三世皇帝才下詔禁 鴉片入口，說明這時鴉片已由藥材變成毒品。

作為毒品的鴉片煙在中國蔓延，說來也是滿洲統治者釀成的問題。原來，康熙、雍正父子，都曾禁菸草，並非關心臣民健康，而是因為種菸草與種糧食爭 地，非但妨礙稅收，還可能因為菸草種植區缺糧而發生民變。效應呢?自晚明至清初近二百年，藉名貴菸草菸具爭奇炫富的東南紳商紈絝子弟，忽然發現台灣發明的 鴉片煙吸食法，更新奇，更刺激，又是合法進口的「洋藥」，怎不競相學樣而追求煙膏菸具品質?

早就苦於用白銀換取中國絲綢、陶瓷、茶葉等精良產品的歐美商人，發現中國出現日益增長的毒品市場，怎不抓住商機?馬克思的《鴉片貿易史》 (1858年發表)，曾追究英國東印度公司頭目，如何與從土耳其販運鴉片來華的葡萄牙商人爭奪這個市場，強迫印度孟加拉邦農民改種鴉片，力求壟斷對華鴉片 走私貿易。清嘉慶元年(1796)，自封太上皇的乾隆帝再度宣布取締鴉片進口，反而更刺激內外官商勾結的鴉片走私。尤其是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英國 東印度公司被取消對華貿易壟斷權，鴉片走私轉入私人企業手中，美國等毒品販子也更賣力競爭。結果不過三年，走私入華的鴉片就增加十倍。

前已指出，中國是貧銀國。但自明英宗正統元年(1436)開始實行以銀為主的複本位幣制，商品流通和國庫收入所需白銀，主要來自農工產品出口貿 易吸納的域外白銀。全漢昇對此有過詳盡研究，曾指出從明隆慶五年到清道光六年(1571—1821)那兩個半世紀，單是經過西班牙人輸出的美洲白銀約四億 西元，便至少有一半流入中國，以致明末有一名西班牙海軍軍官驚嘆：「中國皇帝能夠用來自秘魯的銀條來建築一座宮殿!」

正是越來越猖獗的鴉片走私貿易，導致支持滿清帝國富甲天下的白銀，由內流變成外流。清道光十八年(1838)，鴻臚寺卿黃爵滋請禁食鴉片的奏 章，是打動鄙吝的道光帝傾向禁菸的由頭，不妨再引一次：「蓋自鴉片流入中國，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數百萬兩。其初不過紈絝子弟習為浮靡，嗣後上自官府搢 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粵省奸商，勾通兵弁，用扒龍、快蟹等船，運銀出洋，運煙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 兩;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十四年至今，漸漏至三千萬兩之多。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據記載，道光三年(1823) 以前，滿清出口盈餘仍有銀二千六百萬兩左右，至此卻反而外流至少四千萬兩，換來的是「槁人形骸、蠱人心志、喪人身家」的鴉片。當然，銀貴錢賤，不加賦而稅 增，不漲價而貨昂，民窮財盡，比起老百姓造反還是最好的前景。

不消說，黃爵滋的這道奏章，數落鴉片危害的層面，漏掉了皇親國戚、八旗子弟、宮女太監，而此類正是揮霍國帑的菸鬼主體。他們率先造成的貪污腐化，怎樣掏空了滿清的府庫，不是更值得追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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