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沒有顯赫的家庭背景, 兩歲時父親因病去世，全靠母親每月41元工資和國家救助補貼過活!!

有史以來第一篇將李連杰當作企業家的特稿

2008年，汶川地震之後，《華夏時報》記者李紫蘭採訪了李連杰。這是第一篇將李連杰視作「企業家」、「領袖」的報道。這篇文章提供了全新的視角，賦予了「李連杰」新的意義。2009年，李連杰以「社會企業家」的身份加入了中國企業家俱樂部。

今天，向讀者推薦這篇長文，以助於我們更好地了解「社會企業家」群體，同時緬懷發生在2008年5月的那段歷史。

2008 年5月19日14點28分，四川省江油市。烈日當空，長長的防空警報開始拉響，他與他身後一群身穿同樣志願者T恤的人默默低下了頭。這個嘴上起了泡、眼中飽含熱淚的男人因為7天前那場猝不及防的災難而來到這裡，他眼前面對的是一座座被廢墟埋葬的縣城和一場場與時間賽跑的救援。如果沒有這場災難，採訪他的大多還會是娛樂記者，關心他的豪宅、他的片酬、他下一部電影的新角色；如果沒有這場災難，公眾很難認真地傾聽他曾經不遺餘力講了上萬次的「壹基金」的理念；如果沒有這場災難，他的真誠和慈悲或許會被世俗和偏見扭曲成作秀與偽善。可是當他站在汶川大地震的廢墟上時，人們卻突然發現：這個小個子男人的身上竟能散發出其身軀所無法承載的巨大精神力量；當他在那裡微笑時，人們更不會像詰責某位知名企業家那樣詰責他內心的高貴。

汶川大地震，一場改變整個中國的災難，也改變了李連杰。站在廢墟上的李連杰第一次讓人們感知到他不再是一位電影明星，而是一位具有領袖氣質的NGO組織的控制者和指導員。他匆匆告別了過往的名利場，勇敢地活在了當下。

1、「相同的皮囊，不同的名相」

2008年5月19日。這一天是李連杰親自進入到四川地震災區的第三天，從5月12日開始他已經開了無數的會來聯絡各方資源、組織物資抵川、號召網上捐助……

晚上11點多，李連杰和壹基金工作小組還在開會的時候，電台又發布了餘震警報，工作組緊急從16層轉移。

「我們被轟出酒店，但我覺得很平靜。我跟很多人一起，站在馬路上、靠在樹上聊天，挺好。」李連杰說。這時人群中有幾個人認出了他的臉，懇求能和他合個影。他不好意思地拒絕了：「我是來救災的。」

有個人走過來在他耳邊輕聲提醒，這幾個人是從最重的災區映秀鎮爬出來的。他一聽就起身走過去了。那是在映秀打工的幾個山東人，堂堂的七尺漢子緊緊地摟住他抱頭痛哭。

「我了解他們在想什麼，我也做過災民，我們抱在一起訴說、回憶。『爬』這個字是他們自己用的，說是用了兩天『爬』出來的。」

痛苦的回憶、慘烈的畫面、撕心裂肺的疼痛、無邊無際的絕望，他深刻理解他們內心最敏感的脆弱，因為死亡有好幾次也曾距他咫尺。

李連傑喜歡在每部電影結束之後去旅行，那狀態像「把錄滿的磁帶洗掉成空白」一樣。拍完《霍元甲》，他去了西藏。他太累了，他希望能好好放鬆一下繃緊的神經。那部剛剛拍完的電影承載了太多他想表達的東西，關於武術、關於暴力、關於民族大義、關於武學的終極哲學。打點行囊的時候，他並不知道拍片時從12尺的高台上摔下來的隱痛會在西藏大肆發作。後來有一次接受電視訪問時，李連杰回憶了與死神的這一次擦肩：

「到了西藏三天以後開始有反應，那基本上是很危險地接近死亡的過程。我到了海拔4600米，腳麻、腿麻，開始慢慢一路麻上來，呼吸越來越短，覺得不行，有問題出現了。有昏迷經驗的人會有這個感覺，我有過很多次，所以我有這種感覺。當你開始不能控制一些器官的時候，你就知道快了，快出事了！」

他描述著當時的情景，「所以，那個時候都會反射說生命的價值是什麼，如果在這一刻結束。這些都是一種體驗。在小縣城的醫院裡一袋氧氣10塊錢，但是在這裡，誰送到我面前，100萬我也買。金錢和生命的關鍵是什麼？權利是什麼？名又是什麼？面對死亡的時候經常就會思考這些東西。撒手人間就是如此，可惜，好些事情還沒有做。」

相似的經歷在李連杰的生命中不止出現過一次。2004年12月26日，印尼蘇門答臘島附近海域發生芮氏7.9級強烈地震，並引發海嘯，波及印度洋沿岸十幾個國家，造成20多萬人死亡或失蹤。那是一次世界性的災難，而當時正在馬爾地夫度假的李連杰一家是那場災難的親歷者。

「我是印尼大海嘯的倖存者。那一天，我和家人在馬爾地夫度假，馬爾地夫是由一座座高度不超過一米八的小島組成的。海嘯來臨的30秒，海水完全淹沒了小島，我的小女兒已被沖走，我拉著大女兒站在水中，海水淹到了我的耳根，當時，我感到了死亡的絕望……」

當他抱著孩子跑回當地的制高點——酒店的大堂時，看到了比他主演過的所有電影里都更為震撼的畫面：撞傷的人橫七豎八，冰箱被吹到外面，沙發也倒了，到處都是海水，很多屍體被沖走了，所有的人都在拚命地搶救受傷的孩子。

「更大的恐懼發生在海嘯過後的兩個小時。因為不知道是否會死。所有人的臉都顯得很緊張，所有的救生衣都給兒童和婦女套上，給不會游泳的人套上。通訊全部斷了，水電也沒了。當大難來臨，金錢、名利，完全沒有意義，在那一刻，生命是完全平等的。」李連杰形容當時的狀態用了兩個詞「束手無策，聽天由命」，而此時已經有報紙在登：李連杰在海嘯中失蹤，可能已經死亡。

「老天爺沒讓我死，第二天傳來了好消息，卡達王室派來的直升飛機來接我們，如果水再高一尺，我就死了。擁有的名也好、利也好，別人拿什麼形容你都好，了不起也好，根本沒有用。2005年1月2日我出發到香港的那個晚上，太太說，你拿100萬去捐吧，50萬是捐給海嘯的，50萬想辦法去成立你的基金。」他說。

很多媒體喜歡把李連杰由一位「功夫皇帝」變身成「慈善大俠」的原因完全歸結為那次海嘯之後對他內心的觸動。事實卻是在印度洋海嘯之前的2003年，李連杰就在美國成立了自己的基金，名字叫做有緣基金（coming toghter），只不過那時他是有所顧忌地在做，而不是將全部的專注傾瀉到了慈善當中。

對李連杰而言，做出「慈善是事業、電影是工作」的人生抉擇的動因並不僅僅是緣於那「幾次與死神的握手」，而可能是因為領略生命的無常而幡然對生活本質的體驗；也可能是某一本書、某一次遠離喧囂人群和鎂光燈的禪修，抑或是靜夜裡孤燈下與高僧的那次對談，讓李連杰突然找到了失落很久的自我。他突然清醒了過來。他突然道出「人生就是一場電影，生命就是一場表演」，他的頭腦中對未來要投入的真正的事業似乎漸漸清晰起來。

他開始改變過往的自己，那個讓無數中國人激動和驕傲的幻象——

一個武術神童，連續5年拿下全國武術冠軍；9歲被周恩來接見，成為國宴座上賓，代表10億中國人民為尼克森、基辛格等國際政要表演；1980年代的《少林寺》，小和尚覺遠的臉上充滿了那個時代宣揚的質樸和天真；1990年代的香港，那時他是黃飛鴻、是方世玉、是張三丰，在戲裡戲外上演風雲變幻、快意恩仇的傳奇。

作為影星的李連杰少有遺憾。他有絕頂的功夫和毅力，也有超凡的智慧和機遇。除了他和成龍外，沒幾個人能夠被稱為「國際巨星」。

可那是過往的幻象。他要告別曾經的名相，找到屬於自己的內心。很多年過去了，當他再次出現的時候，他還戴著那串墨綠色的密蠟佛珠。他雙手合十，笑吟吟地頻頻出現在公眾的視野里。他有了新的名相：中國紅十字總會李連杰壹基金計劃發起人。

相同的皮囊，不同的名相。「名相是名名相，即非名相。」如今他似乎走出了「英雄代言人」的桎梏：不再是黃飛鴻、不再是方世玉、不再是霍元甲，他現在的狀態更像龐青雲，複雜、平靜、堅毅、有行動力，正在用一顆善心，演繹著龐青雲的野心。

2、一場愛的傳染病

因為「5·12」汶川地震，有人把2008年定義為中國的「慈善元年」，而壹基金無疑是表現最出色的NGO組織之一。這個國內第一個以個人名字冠名、僅僅成立了一年多的慈善品牌在救災中表現出的優勢和做法，很可能對中國公益事業未來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而李連杰也由此正式踏入中國的慈善版圖，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感受到他和他的壹基金。

從壹基金網站公布的募款信息可以看到他們的號召力：截止到2008年6月24日12時，捐款總額 8063.15萬元，網絡及個人4993.10萬元，海外個人400萬元，企業2670.05萬元，累計捐款人次達到73.6萬人，有10萬多個網頁做了連結。這一切都是與李連杰倡導的壹基金的理念「1人＋1元＋每1個月＝1個大家庭的概念，即每人每月捐一元，集合每個人的力量讓小捐款變成大善款，隨時幫助大家庭中需要幫助的人」是相吻合的。

2008年5月13日，地震後不到24小時，李連杰決定開始向企業合作夥伴群發簡訊，號召企業捐款，並和紅十字會進行溝通，商量用何種方式派專業救助人員前往災區救援；同時，壹基金的15個工作人員開始聯合騰訊、淘寶、MSN等十餘家網站第一時間發動網上捐款，事後證明網上捐款成為此次壹基金募得善款、籌得物資最重要的渠道。

與那位拎著28萬元現金徒步到災區發放的福建晉江商人採取的方式不用，很多中小企業家選擇了藉助阿里巴巴的平台與壹基金合作，把災區最需要的物資運到前線，「李連杰壹基金」這幾個字的影響力隨著時間的推進，在網際網路形成了一種團結起來、迅捷行動的巨大力量。

「這次和企業的合作特別迅速。阿里巴巴網上通知所有的小商家，說我要什麼貨物，馬上就組織起來運到上海，我們就運到前線去了。QQ的現款也馬上撥過來了。因為這樣一個平台的建立，所以在關鍵應急時刻馬上就顯示出它的功能。我一直強調『一家人』的理念，那些企業家都覺得有道理。但是不痛的時候，大家就不在意。」他慨嘆著。

「第一時間發動網上捐款，其實是很冒險的——我憑直覺知道8.0級地震一定是世紀性的大災難，但是如果政府接下來封鎖消息，而我又發動了捐款，我不等於是製造恐慌嗎？我會有一系列的麻煩。」

但是李連杰相信這是一個重要的關口，他願意相信政府，也願意承擔責任。他清晰了思路，努力把自己的性格嫁接到這個年輕的NGO組織中。他也懂得如何拿捏分寸，釐清壹基金在救災中扮演的角色。

「這次壹基金和紅十字會是捆綁作用。一個NGO組織，最重要的就是在災害中協助政府做一些盲點工作。政府是引導者和主力軍，政府打到哪裡你就要看哪裡，然後去關注政府照顧不到的盲點。我一直當自己是一個企業，這是我們第一次全線出擊。一些局部的小災難，政府基本上控制了，我們做一些援助物資就可以了。但是這種世紀性大災難，你一定要去現場，尤其頭幾天，你一定要去搶。」他說。

得知江油90%以上房屋倒塌，急需大量帳篷後，壹基金決定更改5月19日的行程，前往江油。「災區里最嚴重的地方反而是國家最關心和物資、軍隊、醫療最充足的。所以我們還是那個理論，要找盲點。」

這似乎映射了李連杰的性格。在他很小的時候，他就已經變成這樣——遇到問題總會想方設法地尋找到最快、最有效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他沒有顯赫的家庭背景，只是中央廣播電台一個普通工程師的孩子。他兩歲時父親因病去世，留下5個孩子，全靠母親每月在公交公司上班的31元工資和國家另給的10元救助補貼過活。

憑藉出色的武術天賦，他毫無爭議地變成了「中國人民的代表」，接連被派到四十多個國家訪問，為各國政要表演中國武術。他贏得的除了榮譽，還有實惠：從11歲就開始算工齡，每月有5元工資，從此成為家裡最重要的經濟來源。

「那時候的規定是一直到你16歲學徒工的年齡才開始計正式工資。我才13歲，我等不了三年。那年我跟北京市領導去伊拉克訪問。在回來的飛機上，我就找個空，坐到團長旁邊說『家裡多麼多麼困難，家裡這樣這樣……』飛機飛了8個小時，我說了快8個小時。副市長後來都快睡著了，迷迷瞪瞪地說：『你讓你家裡寫個申請，回來給我。』回家第一件事找姐姐，我不會寫啊，姐姐幫我寫，姐姐寫了，送上去了，市領導馬上一批，嘩，工資43塊！」

訪問者：在汶川你真正感受到的是什麼？

李連傑：其實我們沒有看到什麼太慘烈的場面。媒體一般都比較關注很感人的事，但我反而不是那麼想。我比較喜歡宏觀地去看事情，比如說很多種災難，你可以想象，在人類的歷史當中，類似這樣的災難是有一些很感人的故事的，我們報道出來了，可能很多根本沒有文字記載就發生了。在歷史當中，你想像古代中國的每一次水災、每一次地震、每一次災難根本不可能有太多文字記載。

在任何一種災難面前，我相信有很多人性中的感人事情，也有悲哀的事情。我覺得肯定都在發生著。我相信人性在面對災難的時候，都可以是我們看到的結果——美麗動人。

所以我還是比較冷靜地看待這些問題。大家會記述感人的事情，電視畫面里有很多，頭兩個禮拜，大家完全都沉浸在一個感性的世界裡頭。大家都富有激情地在做，所以我們才能看到那麼多激動人心的畫面。

訪問者：一個NGO組織最需要的特質是什麼？

李連杰：其實在災難當中，我們作為一個NGO組織，最需要的應當是理性。

訪問者：壹基金在災區的義工是怎樣招募的？

李連杰：我們到了那裡，突然間就有五六十個義工沖了上來，大家都不知道彼此的姓名。願意上前線搬貨的我們就換上衣服上去了，所以我們最多的時候五六十人一起往上走。

這些義工哪裡來的都有，有當地的，有別的地區的。我們每一次組織下去，都是經過當地的紅十字會。像第一天，有當地紅十字會帶領大家下去，車上還貼有紅十字會的標誌，行動起來方便許多；因為很多地方有一些交通管制，太多的車堵在一個地方了。反正很多人一起來行動。我到了5天下來以後，我們的執行主席上去時又帶來了很多義工。

訪問者：怎樣保證物資能順利到達災民的手中呢？

李連杰：那時候全國的物資都已經堵到那裡。你到縣市級的倉庫里看，全都是東西，到了鄉鎮也是。到鄉鎮一級的時候，其實鎮里已經沒有多少能力把物資分配到村，因為四川那些村都是這兒幾十戶，那兒一百戶，都在山裡，非常分散。

那時候，我們已經成立了臨時指揮部，組織了當地的一些旅遊公司。他們是搞越野旅遊的，所以比較清晰很多條路的具體走法，對當地的地形、哪裡還有一些村子都比較清楚。

我們的義工有很多是背著東西去農村交給當地，書記和村長來簽名，完了老百姓按手印。就這樣我們放進去大概三萬件物資，很多是背進去的。有很多沒有被報道出來的故事，我覺得他們才是無名的英雄，真的很勇敢。

很多人因為相信李連杰的品質和號召力，因為相信人性的美好，因為相信中國的未來，他們從四面八方來到四川，來到汶川，去做使自己內心獲得安寧的事情。當他們的使命完成，他們各自回到出發的地方，回到原來的單位，沒有多少人知道他們，也沒什麼人記得他們的名字和他們做了些什麼。但是對於這些人來說，親歷了歷史，親歷了自己生命中重要的一刻，使自己開始對自己的內心表示感激，遠比他們贏得多少關注更重要。

訪問者：運輸物資的工作一直持續了多久？到現在還沒有停下來嗎？

李連傑：壹基金這次的工作也聯合了上海很多的志願者。上海NGO組織貨源，每一個組織都有自己的關係，很多的物資都不知道哪一個NGO組織找來的。有七八個 NGO組織，有效地送到機場，每天有效地過去。大家只記得說壹基金一次帶了50噸的貨資過去，其實我們一直沒有停過，可能有15天的時間，一直都有物資上去。

因為沒有名人在，沒有大肆的報道。其實每天都有物資去，它是整個的NGO組織之間的配合，一起合作來做。

運輸工作持續了20天左右，這是很大的考驗。演藝人員做的可能多數是在呼籲，電台啊、電視台啊，或者你去看，慰問一些孤兒啊、老人家、病人這樣子，是很典型的事件。但是NGO組織是一個長期的運作的過程，6月5日才停下來第一階段的物資援助。

6 月8日，我在台灣的時候，我還接到我們的團隊的電話，說甘肅其實也是嚴重的地震災區，但是因為不在焦點新聞裡面一直沒怎麼被關注。大家的焦點一直在四川那邊，最出名的幾個縣。甘肅那邊其實緊缺東西。最後我們把600個帳篷及時又調去甘肅，那個時候輿論基本上不大肆報道這些事情了，但我們還是要做。

李連傑意識到壹基金是一個成立了也不過一年時間的年輕團隊，他們必須去做更多的工作贏得尊重、信任和幫助。在剛剛過去的一年裡，他們出現在了6次自然災害中，雪災中有他們的身影，水災中有他們的身影，就連緬甸風暴中也有他們的身影。他們想為這個世界和自己的內心做更多的事情。

一些持有偏見的人以為李連杰是為了獲得更多的捐助，事實卻並非如此。去年他到北京參加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中午吃飯的時候他坐在馬雲身邊。那時他對壹基金的很多概念並不清晰，希望聽聽企業家的意見。

「我們不要錢，我們要的是心。壹基金希望每個專家、各個行業的優秀者能拿出一個小時幫助公益。他們的一小時是沒法計算價值的，比如馬雲，用他的頭腦想NGO的事情，就是很大的幫助。」

李連傑所倡導的慈善的模式與很多人理解不同——並不是單一的「點對點」的慈善。「如果只做單一點對點的慈善，一個月內，我一定可以說服身邊的朋友拿出一個億來，然後給個獎狀，他就走了。不是，慈善在我心目中是個工業，這種工業要建立的是整個制度和規則。我非常冷靜地考慮，整個公益事業要怎麼樣變成一個企業化的事業，把它的產業結構打通，把它的生產鏈建立起來，讓它合理地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循環運作起來。」

於是，李連杰與形形色色的人談合作，推廣壹基金「一」的概念，與電影院線合作，讓看電影的人每買一張票就捐出一塊錢；與大公司合作，每個員工每個月捐出一元錢，每個產品賣出一個捐出利潤的千分之一、萬分之一；甚至連在拍戲片場的工作人員，他都記得提醒「有手機嗎？來支持下壹基金，發送『1』到『1069999309』（諧音是『救救救，善緣久』）」。做慈善不容易，李連杰號稱：「把這20年來的人脈，都用在這個壹基金上了。」

儘管「別人笑我太瘋癲」，儘管很多娛樂記者惱火他把一部熱門電影首映變成了「壹基金宣言」的發布會，儘管有人罵他唐僧也好有人誇他玄奘，他還是不厭其煩地重複說：「每個人都可以邁出『一』的腳步，百分之一不行，千分之一，千分之一不行，萬分之一。我們就是要用這個微不足道的『一』，開始一場愛的傳染病。沒錯，這是一位哈佛的經濟學教授給我們的說法：壹基金開始的是一場愛的傳染病。」

沒有人生來就是領袖，領袖是那些能夠通過關鍵節點的考驗並且作出正確選擇的人。李連杰站在汶川大地震的廢墟上，用他的內心和他的力量告訴很多企業家什麼叫做領袖。

今天的李連杰回到了塵世的生活，他變成了一個普通人。他覺得自己作了一個遵從內心的選擇，與過去的自我和眼前的眾位說聲再見，優雅地告別。他要暫別鎂光燈。他要繼續前行了，向著內心深處最廣闊的天地。

那情形像極了一則寓言，有一群人在海邊憂傷地向揚帆出海的船隻告別，船影越來越小，只剩下桅杆頂端還看得見，最後連桅杆也消失了，人們憂傷地低語：「他走了。」然而就在此刻，在遙遠的某一方，另一群人正張望著海平面，他們看到了同樣的桅頂，一起歡呼著：「他來了。」

3、一入江湖歲月催

八年。

1982年到1989年。

19歲到27歲，對於一個人來說幾乎意味著大半個青春。那樣的年華本是人生最絢爛的季節，可對李連杰而言，那八年卻是一段並存於腦海中或壓抑、或迷惘、或失落，甚至有些殘酷的回憶。

那八年里，他剛剛脫下《少林寺》里小和尚覺遠的僧衣，就在訓練中摔斷腿，徹底告別了專業的武術生涯。他第一次看到一張600萬的支票，香港老闆拿著它請他拍兩部電影，領著一天1塊錢片酬的他興高采烈地彙報給單位領導，卻被一瓢涼水潑下來，「沒有國家哪有你」，「錢得交給單位」。

挫敗感接踵而至，與《南北少林》導演劉家良的衝突差點讓他徹底遠離電影圈；第一次嘗試當導演時，卻遭遇《中華英雄》票房的慘敗與怪病的困擾。

那八年里，他不再是一個風光無限的演藝界新星。他跌落到人生的谷底。武術練不成了，但他還是搖錢樹，單位把他作為外派人員轉租給香港銀都機構5年，條件是李連杰「每拍一部電影，單位就有5萬塊錢的收入」。他反抗，但反抗的結果是，「給單位打了5年的工」。

他「完全沒有控制自己命運的權利」。他開始怨恨起那些控制他的大人們，還有把他緊緊束縛住的單位體制。他跟所有滿懷理想又懷才不遇的年輕人一樣拚命地掙扎和努力，試圖換來這個冰冷的世界的一點點溫暖。然而現實卻一再讓他失意，一度心灰意冷的他，第一次直接對單位說「不」，遠赴美國，靠教拳謀生。雖然在美國也拍攝了《龍在天涯》、《龍行天下》兩部電影，卻依然未能引起關注。那是一段灰色的時光，不滿30歲的李連杰開始慢慢體味隱忍和謙遜，由此也開始理解無畏和堅強。

「天下風雲出我輩，一入江湖歲月催；皇圖霸業談笑間，不勝人生一場醉。」這首詩是電影《東方不敗》中屬於李連杰的令狐沖在月光朗照的山頂，和著東方不敗的簫聲吟誦過的。

坐在我對面的李連杰一襲灰衣，風塵僕僕，比《功夫之王》的「悟空」明顯消瘦了許多。他比想像中矮一些，卻擁有一種無形的氣場，這氣場特別兇猛，異常強大。他認認真真地思考、作答、皺眉、朗聲大笑，雖然眉眼間還是有掩飾不掉的奔波和疲累。他大談「慈善產業化」、「工業與商業」、「公信力」、「透明度」、「可持續性」，還有掛在嘴邊的「博鰲」、「達沃斯」、「站在月球看地球」。

他努力把自己面臨的處境看得清楚明白，同時展示出無所畏懼。他知道在中國做慈善需要勇氣和豪情，所以他一點一點地用專業的審計、規範的制度來扭轉人們對慈善機構一貫的不信任。這是一場看不見的戰爭，而他則顯現出大將風範。

拍《投名狀》的時候，「壹基金」正在草創。那部電影和這個基金幾乎是同步成長的。與「慈善大俠」的角色不同，李連杰在那部電影里飾演龐青雲，一個被兄弟殺掉的背叛者。電影拍攝期間，他每周末返回上海宣傳「壹基金」。「其實我一點不分裂，早就通了，所謂白天殺人晚上幫人，這話不過是我嘲笑自己的一種方式。」他說。

李連杰的幽默是北京式的。他不敷衍，也不妥協。他拒絕回答那些不想回答的問題，真正有興趣的話題則滔滔不絕。他的率直得到了一些掌聲，也有一些人會表示出不滿。

訪問者：最想成就的那種人是什麼人？

李連杰：其實從小的目標都是大人給我的目標，不是我的目標。我的目標只是說，幫媽媽分擔點負擔，做個好孩子，做個爭氣的孩子，讓媽媽覺得驕傲。

上世紀70年代，學校老師告訴你，你要成冠軍，你是要培養的，你代表著西城區，你代表著北京市800萬人民的眾望和希望。11歲的時候，你代表10億中國人民去到美國訪問，到很多地方訪問。我那時候走遍了40多個國家，五大洲都走遍了，你代表著中國人去做很多的事情。真正的我是什麼？其實不知道，到成長了以後，才再思考我是什麼。40歲之前，我是以自我為中心，40歲之後，我開始消滅自我。

李連杰相信，有所成就的人無疑都具備巨大的野心和完全屬於自己的強大個性；他也相信財富是一個累積與消散的過程，但決不是終點。財富可以讓人從容，李連杰從來不否認「整個1980年代，對於我來說就是一個自我中心、自我膨脹、自我痛苦的階段，為自己的名、利、物質奮鬥的過程」。而如今，也正是財富把他多年的狼狽和財務不安全感徹底消滅了，還給他自由，還給他平靜，讓他接近一種純凈的、無焦慮的狀態。

「40歲以前，我活在自己的天地里，為了我的家人和自己拚命賺錢；但40歲以後，我發現即便是不工作，下輩子吃喝的錢也夠了。這時，我就開始關注大我。」李連杰在一次接受媒體的採訪時說。

李連杰的個性其實和演藝圈有差距。做「壹基金」以前，他除了必要的電影宣傳之外，很少在媒體上出現。

他說從1997年皈依佛門後，開始真正用力去思考人生。「其實，那時候我想退休了，我不想拍電影了。我發現，物質不能帶來快樂，我開始去尋找生命的意義，什麼才是幸福快樂的指數？我看到身邊有許多人，擁有上百億、上千億元的金錢，卻依然有痛苦。堵車的時候，大家都焦躁；要奧運了，掃大街的人、監獄裡的人、有錢人、沒錢的人，大家都歡呼。那麼，痛苦、快樂、幸福到底是靠什麼去建立的呢？所以我開始學佛教，在每部戲的間隔都去學習。後來我基本上了解了一個道理：你要幸福快樂，必須知道痛苦，知道了痛苦如何產生，才能去消滅它。」

訪問者：你的人生哲學是什麼？

李連杰：我信奉佛教。

訪問者：你覺得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什麼？

李連杰：最重要的是你必須了解生命的價值，了解生命、愛、朋友和家人。

訪問者：電影帶給你的除了財富、聲望和人生經歷外，還帶給了你什麼？

李連杰：電影現在對於我只是一份工作，它提供一個平台給我，讓人們願意聽我說什麼。

訪問者：「壹基金」的這一年，你的生活發生了什麼變化？

李連杰：沒有什麼變化，我在拍《霍元甲》的時候就已經說了，只是大家聽不懂。我要講的都在裡面了。以後電影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工作或者業餘愛好啦。接接戲拍一拍，我的精力和心愿都是在做「壹基金」了。

導演徐克是他生命中的第三個貴人，他們也是一輩子的兄弟。在他的生命里總是不乏這些貴人的出現，比如之前的武術教練吳彬，還有《少林寺》的導演張鑫炎。偶然，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黃飛鴻》是他的翻身之作，不但令傳統「黃飛鴻」題材的電影重生，也使李連杰達到了明星生涯的頂峰。

徐克形容李連杰：「你根本就是弄了一個現代的外殼，整個裡面都是古裝的，活在歷史古裝裡面的思維方法。」

比起黃飛鴻，李連杰認為李時珍更符合他心目中英雄的形象：「我演過很多英雄，方世玉、黃飛鴻、洪熙官、張三丰……但是在我心目中，英雄的定義很難。黃飛鴻不是英雄，只是一個有思想的武術家，我更尊重的人是李時珍，追尋自己的理念，不斷去嘗試各種草藥，可能某一種有毒就會死，但他並沒有因為嘗出一種新藥品就創公司賺錢，而是不停地為減少他人的痛苦而嘗試。」

他喜歡用這樣一首布袋和尚的詩形容如今看待是非成敗的態度：「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心地清凈方為道，退步原來是向前。」

4、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無常

經歷過印尼大海嘯後，李連杰常常會在離家出門前跟太太利智打招呼：「我這次出去，不一定會回來啊。」他禪修中的很重要的一門課程就是學習面對「無常」，假想活在死亡的邊緣，將每天當做最後一天去對待，「這樣便會更珍惜活著的感覺，天天也很快樂」。

許多時候我們都不太明白生活的價值和意義，更不懂得該如何去生活，距離我們最近的這次汶川地震卻以它特有的殘酷提醒我們，活著，僅僅是活著，簡簡單單、平平淡淡，才構成了生活的底色。

歲月短暫，人生無常。在無窮無盡的無常當中，充滿無邊無垠的不確定。前方也許全是絕望，但它也可能是希望。李連杰寧願相信在短暫的生命當中，最值得珍惜的是無常；他寧願相信無常是教人往前看，積極地看。

災難過後，英模報告會、應景的小品和電視劇以及連篇累牘的宣傳作品開始滲透到公眾的記憶中。李連杰知道這並非我們要從災難中汲取的教訓，更不是我們需要獲得的經驗。對於未來，我們需要付出更多的毅力、忍耐和時間。

訪問者：「壹基金」成立一年多的時間裡一共面對了6次自然災害，有什麼好的應對經驗？

李連傑：我一直覺得NGO組織主要就是配合政府，這是我一直講的。所以，當去年發大水的時候，我們一直追蹤哪個省是沒有準備的。發現安徽呀、湖北啊、湖南啊經常會發大水，所以他們對防洪都有一套措施，若不到災難很深的話，是有一定應急方案的。而去年我們查到的是，山東沒有預防，所以去年我們第二次救援是直接支援山東。

雪災時我們也發現根本就不是需要糧食，全部交通都堵塞，你根本不知道送誰，誰都不知道面對那麼大一個困難該如何做。所以我們就第一時間聯絡15家電台和60多個演藝界的義工，通過電台呼籲大家在車上要保暖呀，要注意不要凍著，要保持精神狀況啊，家裡人等著你回家過年啊，多數是溫暖和鼓勵，還呼籲附近的人能不能送送開水啊，點心啊，送送乾糧什麼的。

公信力、透明度、專業度、可持續化是考量一個NGO組織最為關鍵的四個要素。創立「壹基金」之初，李連杰曾經花了200萬元找了一家美國公司做了兩年的中國市場捐助調查（後來因被李連杰打動，那家美國公司沒有收取任何費用），發現中國缺乏強公信力的民間組織，沒有非常透明的體系，更沒有一個清晰長遠的目標，中國人捐款不方便。他因此決定「壹基金」在模式設定方面要針對這四個問題而來。

訪問者：你怎麼保證「壹基金」的財務透明？

李連杰：「壹基金」一直標榜的就是公信力、專業度、透明度。我們的一些做法有別於國家為主導的NGO組織。「壹基金」善款都落在紅十字會的專用帳戶，我1分錢都碰不到。我也很擔心這些錢會被吃喝用掉，所以我希望這個過程完全透明公開，每一分錢的流向都有清晰的顯示。我最操心的是怎麼防止官僚體制產生的貪污腐敗，防止救助物資在發放渠道和救助環節中被人侵吞。所以雲南地震,到災區去的時候我不要看紅十字的收據，我要看每個老百姓的簽名和手印。

我們的帳務全部按照國際慣例公開，一年裡發表5次經過德勤財務審計所的財務報告(4個季度和年度報告)，在網絡上公開發表，所有人都能夠看到。我們讓德勤做全球審計，做到透明，而用手機等募捐方式做到便捷。全球一家人是我們明確的定位，最終來形成一個有強大公信力的民間組織。

訪問者：你們的錢款發放有什麼程序保障？

李連傑：去年的普洱地震，我們第一時間就調錢過去。我們是這樣一個程序，第二天我們的管理委員會就通知紅十字會，支援雲南普洱地震。電話直接撥到雲南，當地直接買糧食調上去，以最快的時間變成糧食到達農民手上。因為糧食比較快，地震的72小時內需要大量的糧食。在那時真正需要物資多過錢。

第二個，也可以減少不必要的損失吧。你知道錢一經手就容易出現一些遺憾的事情。那糧食你最多偷我兩袋大米，對吧？我33噸大米在那兒，你最多弄兩袋大米回家，最多是這樣。

訪問者：現在你最擔心的問題是什麼？

李連杰：地震完了以後我一直在說我不應當說的話。在很多訪問里我都在提，這樣大的災難，熱愛生命的中國人民都給了很大的支持，幾百億都壓在專款專用上，全壓在四川了，只能專用，而且這個東西非常敏感，百姓也敏感，大家也敏感。

我一直在說，今年再有雪災怎麼辦？大家的子彈都不多了，都已經付出太多了。這種擔憂一直在我心裡。我為什麼急於去台灣學習災後重建，還有明年的計劃今年下半年就馬上啟動，同時準備在台灣創立「壹基金」？就是希望年底前能夠籌上來錢。我們發現所有的帳戶捐款都是給四川，似乎不說四川就基本上籌不到錢。

比如前不久的這次水災我們呼籲，受災人群3800萬，死亡160人，大量的農作物被淹、糧食短缺。我們做完兩天後發現沒有人跟進，我們只能再做，再加50萬。你發現一場大的災難過後各單位已經沒有力量了。

訪問者：你在汶川地震前就宣布，決定息影一年專心做「壹基金」的推廣，這一年有什麼更加具體的計劃嗎？

李連傑：這是去年年底就決定的事，息影一年，只做「壹基金」。當時這支團隊剛成立8個月，積累的事情太多了。我要把團隊帶起來，帶一年。推動一個平台很重要，而且我最近一直在新加坡。新加坡「壹基金」剛建立，重要的就是要培養人才。我們傳統的結構是一批好心人，比如說婦女聯合會、兒童保護組織或者其他福利組織，他們非常善良，但是並不了解商業社會這種目標、計劃、規則、透明管理怎麼樣做，這個顯然不夠。

學校裡面有這些專業人才，但是這些專業人才根本不夠，一出來馬上被大公司給吸收掉了，根本來不及去兼顧另外一面，所以教育非常重要。我在新加坡最主要是以亞洲為主，為未來5年、10年、15年培養管理人才。融資、管理團隊、負責項目都要落地，我們學習怎麼樣有序地把一個NGO組織管理成一個有力的拳頭，怎樣做到專業清晰的定位，不要一口吃一個大胖子。

慈善事業太複雜了，打開網站，你要是沒有智慧光有善心的話，你每天都哭死了，有那麼多人換心臟，那麼多肝要換，那麼多腎要換，悲慘故事都多了去了，這時候就需要專門的慈善機構做專門的事。

訪問者：「壹基金」和你所遭遇到的最大的困難是什麼？怎麼解決？

李連杰：困難很多，因為我們國家關於NGO組織的法律、制度都不是很健全，跟國際上接軌還比較難，所以有很多困難。

但是我一直告訴我的團隊說：沒有困難要我們幹嗎？如果慈善、NGO與改革開放是同步的話，就不需要我們了，就已經很成熟了。正因為慈善真真正正比經濟改革晚了30年，所以才要我們做，而且永遠不要埋怨，因為埋怨是沒有結果的。你發現很多NGO專家都在埋怨，但埋怨幾十年也沒有結果，那埋怨什麼呢？還不如腳踏實地地做。

你知道NGO是志願者組織，非謀利的。既然是自願的，還埋怨幹嗎，遇到困難就慢慢解決，總有一天會解決。我也相信，五六年、十年，中國的這些制度隨著經濟改革力度的加大，也會走到一個正軌上，和國際接軌。

我可以說，我們就是早期的深圳、珠海，整個國家這麼大，你要改革，會有很多困難，因為太大了，一下子都開放，就會出現一些負面的東西，我也很顧忌。我知道最高管理層都知道應該改，但怎麼改其實和經濟改革一樣，使用深圳、珠海經濟特區的方法，試了，犯錯，再改，直到找出一個方向。14個沿海城市逐個開放，你就在找出一個方向，中國和全球接軌，你就得一步一步來，摸著石頭過河，而且一下子放開，我也覺得風險很大。

儘管很多訪問者都願意相信，李連杰可以為這個國家提供更多的價值，但是李連杰卻知道他個人的價值在浩瀚當中永遠是微不足道的。

「宇宙是無限的，地球在宇宙里很小，對人類，5000年是很長的時間，對地球，5000年只是一瞬，就在這小小的地球上，有著67億人的生命，而每個人只是67億分之一，又能改變什麼呢？」他說。

也許他什麼都改變不了，除了他自己的內心；也許他可以改變很多，至少使人們有更多、更真切的幫助他人的意願。

「中國2002年的捐助額是20億。2006年是100億。2008年是300億，只占了我們GDP的0.075%。而美國是捐助幾千億美金，占GDP的 2.75%。『壹基金』不同於其它NGO的模式是：小的NGO愁錢從哪兒來，沒錢；大的NGO愁錢花不出去，錢多但不知道怎麼投；而『壹基金』會將錢的進口和出口都做得很漂亮，以此吸收更多的錢進入進口，形成良性循環。」

李連杰相信，「每人每月一元」，這是長久的承諾與基礎。「我們在慢慢形成中國公益事業的慈善模式。這將是一場公業，常年的長期捐助是穩定的，同時也形成全球一家的鄰里責任感。這樣我們對災難中人們的愛才不是一時的、潮流的、發泄的、時過境遷的。我們的愛才會如同家人一樣，是一輩子的守望。」他說，「我相信，無論科技多麼發達，都無法計算我們每個人的心有多大，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這個世界其實都是從心開始的。我們能做的哪怕只有『1』，和『0』相比，已經是本質的改變。所以，我們就從『1』開始。這也是『壹基金』的理念。」

在那些財富遠超過他的人當中，在那些已經證明了比他更善於經營的人當中，他所賴以驕傲的是他的內心，以及對未來作出的堅定承諾。儘管不在他熟悉的電影的帝國，但是他擁有心靈里一片最廣闊最強大的疆域。

採訪結束的時候我們送了他一本書，書的扉頁上寫著一句話：「君心本絕塵，明鏡自高懸。」它出自《五燈會元》中的一首禪詩：「心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身處，明鏡高懸未照時。」我們覺得用它來形容當下的李連杰，再貼切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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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 慈善李連杰壹基金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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